加载中…摄影是捕捉从发生到结束之间最有意义的那一瞬间--阮义忠上海演讲会内容分享（上）
(2015-07-24 14: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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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拿起相机到台北的万华街头，我是非常惭愧的。因为以前我在看东西的时候都只看自己想看的，只看自己觉得可以把它变成写作的材料、绘画的材料的，或是想象当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没想到现在拍照是要把目击经验直接捕捉下来把它变成内容，这必须要你看到意义才行，不是看到一个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看到从发生到结束之间最有意义的那一瞬间是什么。”
以上摘自4月份的时候，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讲座的现场实录。今日与大家分享现场实录的第一部分。
摄影，是捕捉从发生到结束之间
最有意义的那一瞬间
阮义忠上海演讲会内容分享（上）
本文曾于《生活月刊》首发
搜索id：lifemagazin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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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在台上跟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
我最近花很多时间在大陆的主要城市传授一些传统的暗房手艺。有一些人就很好奇，问我：阮先生啊，这些胶片、相纸和药水都是快要被淘汰的，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死守不换？我通常都会这样回答：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有一天会没有，那我目前多拥有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幸福。这是我对即将消失的事物的一种爱。
未来也许我们不必去追赶，我们甚至不必去烦恼，它会逼着我们来面对。所以对未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一点也不急。可是传统的一些珍贵价值，你一不留心它就从你眼前消失，无影无踪，等你要去抢救它的时候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传统的胶片跟暗房手艺不只意味着一种化学的变化而已，它是一个创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
我们以前学摄影的时候，是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因为那时候的一切都是没有机器帮你解决的。机器是需要你去认识它，然后跟它结为一体，仿佛它是你的延伸，它是你的器官，你们共同去掌握你想要捕捉的眼前的人、事、物，把实际的人、事、物变成画面。所以要拍一张不失败的照片是需要特别的努力的：按下快门，可能曝光不够正确；稍微晃动，对焦也不够准确，那就失败了。所以对于我们传统摄影人，会觉得要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去面对眼前的事物，静心虔诚地去捕捉它。
这种敬意，这种敬畏，这种尊重，就是传统摄影第一步要做的。你拍到了，不一定成功，因为还有后续的事要处理。底片如果冲坏了，那也可能失败，那个时候真是会很丧气的；底片冲成功了，照片放出来了，发现光不够，力量也就不够准确，感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一张照片里的影像的诞生就好像一个生命，一个健康的生命或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存在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一个摄影家对他的拍照是呼唤着每一个步骤，直到一个空白的相纸呈现影像，在安全灯下浮现上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会有一种感动：看到一个画面从无到有，所有拍照的感动仿佛再一次又回到暗房，又让自己被震撼一次，这种摄影家跟他照片底下的内容的这种生命维系，我觉得是创作中最珍贵的一环，所以我才不会放弃做这个暗房的乐趣。
有人说有一天它们都会消失啦，有一天它们都会成为过去啦，你死守不换，好像你是落伍的。事实上我觉得我很幸福，才有办法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返拍照现场。每一次放大都是重返拍照现场。换句话说，我的生命的宽度会因为每次暗房的作业在拓宽，而不只是我走了很多国家，不只是我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的不同照片，随着不同的心境在放大的时候，都觉得有不同的体会，因此我对人生的体会也跟以前不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常有这种感觉，我把以前“放”不出来的深度给放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真的体会到，生命的宽度加宽以后，影像深度也就能够掌握了。
我拍照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摄影已经变成我的全部了。事实上，我跟照相机结缘是很晚的。因为之前在我们乡下，摄影是照相馆师傅的事业，要不然就是镇上有钱的医生，还有在镇公所当民政课长的叔叔（也算是一个小资阶级），他们才有相机。对于我，一个木匠的儿子来说，拍照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我小时候不喜欢待在乡下，一心想成为一个都市人，有一个办法：自古以来想要出人头地，就是要念书，考状元。当然现代没有状元可考，但是我念书倒是念得不少。
这张是我高中时念过的书，我不是在炫耀什么，而是我那时一心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书有没有读懂呢，现在说起来有点惭愧。借书里的内容来炫耀自己容易，事实上有没有真正尊重书里面的智慧，却大有问题。我现在真是要感到惭愧，我只是壮大自己的精神而已，并没有真正地欣赏过特殊的哪一个作家，只有极少数我看到作品就像电到一样的，可以说只有那么几位，改变我一生的，值得我佩服的作家。其他的几乎只是为了吸收，把他化为自己可以跟人家作为谈资的一部分，未真正地好好读过什么，这一点有些惭愧。
我喜欢画画，除了念书之外。我的画到现在来看，我还不会脸红。这是我的自画像，现在看起来也还不错，草草几笔也还蛮有自信的。
我真的是打算七十岁的时候，出版一本画册。这表示我拍照为什么拍得还可以，是因为我有文学跟绘画的底子。我的画出名也快。高中的时候老师在上课，我在下面不是在读自己的课外书，就是在拿着笔涂鸦。
毕业到台北考大学，考卷一发下来我就知道我无望了，因为百分之八十我都不懂，那时候还很高兴，不懂可以赶快交了，就可以出去看书了，但不是看考试的书哦，是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所以一天考下来我知道我无望了，第二天的术科哪怕考得再好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学校。我就心想，既然都已经到台北了，不如去找找事做。
那时候台湾有一本很重要的文化刊物叫《幼狮文艺》，我们念书的时候高中和大学的每一班都会订这本刊物作为课外读物，里头有很多插图，我一直想说要是我也可以画这里头的插图，可能也就可以过日子了。我拿了一叠画稿去《幼狮文艺》应征，那个时候《幼狮文艺》的主编是诗人痖弦，他刚参加完爱荷华写作工作坊，回到台湾，接任主编这个职位，正愁没有助手。
结果因缘就是这么巧妙。他坐在办公室发愁，埋头校对一大堆稿子。我这个高中生冒冒失失跑进去，询问“痖弦先生在吗”，他一抬头，我现在还能完全记住他的眼神。他一抬头说“什么事啊”，我说我想替《幼狮文艺》画插图，不晓得有没有资格。当我把一叠稿子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眼睛里简直有些不相信，翻了几页之后说“这是你画的吗”。
这个眼神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从小我的画就会被所有看过的人问“这是你画的吗”，好像跟我的年龄有个落差。因为我父亲是木匠，我祖父是细雕木作师，所以我从小就看着画稿和雕刻的图案长大，还不会走路、在地上爬时就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所以从小就被绘画所影响，一路上画画都得到赞许。可是我的画很奇怪，它不是规规矩矩的写实，仿佛一下子就要掌握最新最现代的表现手法，就是把我之所以跟别人不同的那一点强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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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这幅画第一次在微博发表的时候，竟然被中央美院的版画系主任评论说：“看到你的画简直让我大吃一惊。”说实在的，我就是敢把自己最强烈的想法付之于线条，如此而已。
因为画太多了，整本书都是我的插图，所以不得不换其他的笔名，并且马上就在台湾的文化圈被四处打听。那时我主要画插图的笔名叫Q.Q，因为头发很卷，闽南话里头发很卷叫“Q毛”，当时就用了笔名Q.Q。
我的画现在看来都是用手上拿的到的笔，有时候是毛笔，有时候是钢笔，有时候是奇异笔，每一张都是在一分钟之内完成的，一气呵成，也不打草稿，也不犹豫，还蛮有大师之风，这不是我说的，我是借用别人的话（笑）。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台湾最有名的建筑师，他说阮义忠，你不画画太可惜了，你到底为什么不画画？我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投入，我是碰到了摄影之后就没办法分心，我拥抱摄影的时候，其他都变成次要的了。就好像我当年拥抱文学的时候，其他都变成次要的了，第二阶段我拥抱绘画的时候，其他都变成次要的了。每个阶段，我都没办法分心。他说好可惜啊，你的画是天才型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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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年的我，实在是有点狂，看上去就一副讨人厌的样子，感到自己就是那么酷。我那时候看谁都觉得不顺眼，得罪了很多人，自以为才高八斗。这是我朋友拍的。
在我刚开始拍照的时候，在台湾，所有男孩子，只要没考上大学，你一定得在二十岁的时候去服役。我十九岁的时候，在《幼狮文艺》画插图，才画了一年，刚年满二十，台湾的兵役规定我没有任何理由延迟，我身体健康，如果是独子的话还可以稍微延迟，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有九个人呐，没有任何理由说晚一点当兵。总而言之，我是在很急很急的，等于说下个礼拜就要当兵，这个礼拜才接到紧急召集令的情况下就入伍了。
可是在当兵的时候我也没有闲着，我当时是海军，整天坐在船上看到的都是海洋。人在很孤独的时候就只有写信，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写情书，结果就交到了女朋友，她成为我现在的太太。如果不是当海军，不是在船上写情书，我可能爱的是别人（笑）。
我那时候写情书可用心了，一天至少一封，有时候一天两三封，那些情书我绝对不会让它曝光，有些人说情书也可以出版，那万万不可，太肉麻了，现在想起来有够肉麻的，有时候一整页只有两个字“爱你爱你爱你……”写个一千遍，谁受得了啊（笑）。所以我唯一不能出版的就是情书，现在想起来都有点脸红。
除了写情书之外，我还干了一件事，现在可能将其出版书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想画画，想在画界出人头地，而且我的插图已经在台湾的文化界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注目了，他们认为这个人怎么可能这样画，从来没有看过，他没有受过别人的影响，是原生态的，自己冒出来的，有很明显的个人风格，又是成熟的，所以我的插图很早就受到很大的肯定了。
我想只会画插图不行啊，总要画一些正式一点的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版画也好，总要画大画嘛，插图小小的。我一心想成为画家。
我做事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除了自己闷着头在创作之外，很想了解一些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背景的画家到底是在怎么做。我希望跟时代接轨，我不想一个人在封闭的时空之下在创作，那样搞了半天不会有什么出息。所以，在海岛出生的我却从小想着，不能只以我们的台湾当一个标准，应该把尺度放得更大。
我那时候想，有一些华人画家为了要在世界画坛得到肯定，他们都千里迢迢从大陆到巴黎，从台北到纽约，或是从香港到意大利，或是从澳门到西班牙。这些人在出息之后由于没有人介绍他们的境况，他们的绘画表现完全不被国人知道，但我自己很想知道哎。所以我就开始试着寻了一两个画家的地址，开始写航空邮简。那个时候写航空信很贵的，邮简很便宜，信封也是信纸，折一折就好，里里外外都可以写，如果你的字可以写得跟蚂蚁一样小的话，就可以长篇大论了，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写字小得像蚂蚁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台币七块钱一张的航空邮简还不算是一个大负担，这让我做成了一些访问，没想到竟然完成了八位画家的访问，发表在《幼狮文艺》。
我一直以为那些访问记大概就是我创作历程中一个资料而已，没想到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好像在一堆被忘掉的资料中又发现它们的价值，他们正准备把它编辑出版，成为我下一本在上海译文的新书。这是1972到1974年的工作，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了。这一想来我真的很兴奋，我做的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它又重新活过一次了，这都是因为那个时候用自己的很好奇的眼光、敏感心，去接触外在世界，靠一种求知欲、让我想了解的力量才做到的。
我了解的结果也可以跟各位分享，我那个时候完成的《海外画家访问记》现在起名为“未完成的梦”，因为我曾经做过画家的梦，这个梦没有做成，可是现在重新出版了。说不定我在七十岁的时候把我的插图出版，让我过过似是而非画家的瘾，自己当然觉得是画家，只不过是早夭的画家，在十九岁之前是，之后就已经不算了，但总要圆这个梦。
在摄影之前的我就是长的这个样子，有点锐力十足，好像靠自己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现在当然不是这样，看我现在就和蔼多了吧，柔软多了吧，那是因为我被摄影改变了。
我为什么会被摄影改变？我记得我去《汉声》杂志社应征的时候，杂志社的老板以为我会拍照所以才敢去应征，可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他们要招一个艺术编辑，我想艺术编辑我最拿手了，我会画插图，又会做版面设计，这简直是我的专长，所以就去应征。
《汉声》杂志的创办人黄永松先生一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两人聊起天来，黄永松甚至聊到薪水，你想要多少薪水，决定什么时候来上班。他一看到我就决定要用我了，所以我们都没有谈到真正的重点，等他送我到门口时他问了一句：“哎，阮先生，你用什么相机啊？”这一问我告诉他：“啊？我不会拍照啊。”黄永松的脸从满脸笑容一下子就缩起来了，简直就是缩成了一团，他已经说要用我，又不能说那算了你不要来了，你根本不会拍照不能进我们《汉声》。我心想糟糕，我这个工作怕是没有着落了，因为《汉声》杂志是台湾第一个用摄影当插图的杂志，其他大部分杂志还在用画，因为制版条件不好，只能用新版来制图片。印刷一定要用平版印刷术，这是比较成熟的技术，才能把照片变成版来印。《汉声》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又最优秀最精致的一个用摄影当插图的杂志，而且是专门介绍民间美术和中国习俗的一个刊物，被誉为保存了中华文化基因的大仓库。
当我跟黄永松说我根本不会拍照，他本来可以拒绝我的，可是我看着他的表情，他的念头大概在几秒钟之内变化了，他说没有关系啦，凭你的条件，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就能上路了。这句话到现在，我都是用来鼓励我的学生，没有经验想跟我学的也好，没有经验的想要做这一行的也好，我会跟他们讲，任何人，只要用心去看，不要视而不见，用心去体会，然后多走，多拍，很快就会上路了。
我记得第一次拿起相机到台北的万华街头，我是非常惭愧的。因为以前我在看东西的时候都只看自己想看的，只看自己觉得可以把它变成写作的材料、绘画的材料的，或是想象当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没想到现在拍照是要把目击经验直接捕捉下来把它变成内容，这必须要你看到意义才行，不是看到一个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看到从发生到结束之间最有意义的那一瞬间是什么。因此那一刻使得我觉得以前的我是看而不见的，这个题目后来也变成我另外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上海译文出版，叫《想见 看见 听见》，想、看、听，如果没有“见”的话那就是不够的。所以拍照让我真正用心地看出对象意义，而不只是看出自己感兴趣的那个元素而已。所以，我既然被摄影改造，就全心拥抱摄影了。
我除了拍照之外，为了了解其他人怎么拍，就开始阅读世界各地的好的出版物，并写了两本书，这要谢谢我太太。这是《当代摄影大师》的第一版的封面。那个时候要敢把这二十位摄影家放在一块可能就是一个冒险，因为其他的国家还没有类似这样的书，如果说有，大概只有英国的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他有一本《世界摄影家》。如果说我有受到什么启发的话，就是他曾经在BBC做过的一系列以摄影为主题的影集，后来他也成为《摄影家》杂志的顾问。我相信他那本书的选材可能还没有我这本书来得周全，因为那时候我们比较方便，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使用照片没有那么多限制，所以你想要把它做到最好，都可以达到目的。
这本书我要感谢我太太，所有资料都是她帮我整理的。我这个人做事一做就是全力投入，所以写完一本《当代摄影大师》又写了一本《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是第三本。
那些都是文字的书，但我本身是拍照的，我自己的摄影创作当然还有很多。有人会问，台湾那么小，你怎么拍出那么多照片？《北埔》是一个很小的客家村落；《八尺门》是原住民在基隆港都市生活的夹缝中生活的记录；《人与土地》是台湾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台北谣言》是现代都市生活的阵痛；《四季》是我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台湾除了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闽南人，还有一种人群，原住民。
在大家都在举行迎接2000年的一些活动时，我想身为一个摄影家，也应该用自己的创作来迎接千禧年。我就把我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包括中国京剧旦角的手势编成的《手的秘密》、肖像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因为我大部分所发表的都是135画幅，2:3比例的照片，也有一大堆用120画幅相机拍的照片编为“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
这些摄影集本来都只是一张张的照片，照片背后的故事，是直到两年前我应《南方都市报》的邀请写专栏才整理出来。这个专栏让我有很大启发，以前摄影只是专业人士看得懂的视觉语言，可是当我每次拍照，相机总是会被真实的人、事、物跟我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决定取景和在哪一个时候按快门，它有这种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有因缘产生的过程在里面。这些只有每当我在上课时为了跟学生做比较深刻的示范才当成故事来讲解，听过的人也不多，可是每次讲完他们都很感动。
所以直到有一天可以把这些故事内容写出来，我所有的摄影集就不只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而已了，它包含了台湾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些内涵，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人怎么待物、处事，人的本分，然后这一切都存在在拿着相机的人和别人之间的一个非常紧密的、几乎是有血缘关系存在的脐带式的联系中。如果我能把它写下来，那么我的摄影日后可能就做了以前大家都忽略的一块。所以我现在在努力，因为摄影改变了我，我就有责任使摄影在我们的文化深度上、分量上更加被尊重。
台湾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我也因此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记录了学校的重建过程，我的摄影通常都不是只要拍那些灾难、悲剧，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总是要发现一些希望，就有了一本书叫《寻找希望》。
最后因为拍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事情，认识了慈济基金会的创始者证严法师，到目前为止我都是她的弟子。我也曾经在她身边有五年之久，拍了一组照片《恒持刹那》。
现在想来，摄影实在跟佛法很相似，因为我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拍照不就是把握刹那吗？感动的那一瞬间就是要捕捉的那一刻，你不能说“好感动哦，我先回去想一想再回来拍”，没有，那个当下就是你创作的同步。你拍下的虽然是一张照片，可是如果你一辈子都保持着最初的初心，把它恒持下来，我想你的摄影就不只是一张张的好照片而已，而是用摄影记录下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所以我越是接近佛法，越是觉得摄影和佛法真是太接近了。
本次演讲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译文出版社和《生活》联合主办。演讲内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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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美学七问》
阮义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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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不仅是兴趣，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阮义忠《摄影美学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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