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首先想知道，您现在正在埃及吗？从观察中国到观察埃及，您的感觉有什么变化？有哪些经历是您预料到的，哪些又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请您讲讲在埃及最近发生的一件让您感到喜悦的事，和一件让您感到沮丧的事。

是的，我现在在埃及。我们是2011年10月迁居到这里来的。这里真的是不同于中国，首先，在政治上，我们经历了严重的骚乱，频繁的政党轮替，还有大量的暴力，这些都需要去严肃地看待。我在中国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

另外，这里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很多人生活艰难。作为一个作家，对此很难乐观。在中国我通常会觉得事情正慢慢变好，因为我看到很多积极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上的。但在埃及我看不到这些东西。

让我欣慰的是埃及的人民，他们非常热情而且开放，让我觉得这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人民在大街上表现得很友善，不管是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比中国的情形要好一些。这是这里最值得称颂的部分。而最糟糕的部分则是无休止的暴力，我已经看到人们为此而受到的严重伤害。

Q2：离开中国后，再回看之前在中国的经历，您觉得那段经历在您身上留下了什么？有没有哪些改变是您想一直保留的，又有哪些是您想尽快消除的？

我得承认，在我1996年第一次去中国之前，对中国这个国家并不了解，没什么印象，去的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在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对亚洲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它离自己太遥远了。也许这正是我的幸运之处，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带偏见地来到中国，我可以用非常开放的心态去观察这个国家。

当然，这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我27岁的时候去中国当英语老师，离开的时候38岁，已经成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并且出了三本书。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特别是在我住在那里的两年。我觉得我的性格在根本上被改变了，变得更有耐心、更包容，而且更乐观了。我喜欢中国人的这些特质。我觉得中国的农民很善于在心理上自我开导，把实际上艰难的生活过得很惬意。我现在也已经很擅长这样做了。很多美国人喜欢自寻烦恼，这是我要努力避免的。

Q3：《奇石》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在您去埃及之后还能看到您的中文版新书，不过也有一些读者对此不太满足，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旧作的合集，其中部分文章在之前几本书中已经出现过了，还有读者对这本书的编排感到不解，觉得主题有些杂乱，面对这些看法，您会有什么解释？

这是一本文章的精选集，所以不同于我的其他几本书。美国的严肃作家经常会出版这种书。这些年来，我把重点放在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上面，但我也为杂志专栏写了很多其他的文章，相比于写书，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写作。于是我就想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文章集合起来，其中之前在中国出版过的文章只占了一小部分，读者也并不需要按次序从头读到尾。这些故事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我希望读者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来读。

在美国，作家出版这类选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能引起其他作家的兴趣。作为一个作者，我经常阅读我欣赏的作家的文章选集，比如约翰·麦克菲、琼·狄第恩、苏珊·奥尔琳。这能帮助我思考自己的写作。我出《奇石》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中国作家一些写作上的参考。

另外，这本书集合了我最满意的一些作品，比如《多恩医生》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篇目，还有《新城姑娘》、《去西部》、《胡同情缘》，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Q4：您的写作一大特点就是丰富的细节，这在《奇石》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书里讲到您会随身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让您可以把握到那么多细节？

这只是因为我会尽可能地多做笔记，我会努力观察一切我能观察到的，然后记下来，再录入到电脑里面。 之后当我写作时，我再重新阅读这些笔记并捡取其中那些最有意思的细节。我也会拍很多照片作为参考。我之前很少录音，但以后我可能会开始多做录音工作，因为这能帮助我记录更多事情。

Q5：您的书在中国和美国都收获了极高的评价，一个观点是认为您的写作姿态比较客观、平实，写的就是自己观察到的，不太夹杂个人的意见，所以在中美两国都容易被接受，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您的写作幽默感十足，这种幽默感也是您的书大受欢迎的关键。对这些说法，您自己是怎样认为的？

我自认为是一个心态很开放的人，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观点，这可能对文章的传播有利吧。另外，幽默感肯定也会帮到忙。我一直都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我对这项工作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我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他的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倾听别人，以此去了解别人的内心和生活。我也是这样，当我遇到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我的本能反应不是去评判别人，而是尽量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 还因为我学的是文学专业，我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文学，后来又去了牛津大学，这对于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有点不同寻常，其他美国记者学的大都是新闻，或者是政治，也许还有历史。被文学影响后，你就会很注重文字和故事。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关键。而且我认为这些因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起作用。

Q6：您花了那么长时间观察中国、讲述中国，这和您的华裔妻子张彤禾有关系吗？她的《打工女孩》去年在中国出版后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您对她的写作又有何评价？有没有想过两人共同合作完成一本书？

我们对彼此的工作都非常支持，而且也很感兴趣。但同时我们确实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我们2003年开始约会，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江城》，正在写《甲骨文》，而她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们对中国有大体相似的看法，我们都觉得很多外国记者过于关注北京和上海，过于关注精英阶层。而我们相信，把那些离家外出打工的人以及农民当成写作对象是更有价值的，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以我们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注他们。但是我们仍然打算各写各的，我绝对不会和别人合写一本书的。对于我来说，总体上的把握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成为完全个人化的表达。我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这种写作经验。

Q7：您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后来一直都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非虚构写作，有没有想过以后写本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

在大学里，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小说家，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小说理论，但我也同时上过约翰·麦克菲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课程，这让我思考这种写作方式。我在普林斯顿读到大三的时候，曾在密苏里州的东南部做过民族志的暑期实践活动，我研究了一个名为赛克斯顿的偏远小镇，采访了当地的居民，写了一份报告，这对于记者是极好的锻炼。后来，我渐渐发现自己更适合做这种工作。我热爱写作，我也同样热爱调查和报道。我确信，坐在桌子前编造一篇小说不会带给我这种快乐。我需要走出去，观察各种人，研究各种事情，与真实的生活接触。我对重新回到小说领域不抱任何期待。

Q8：很多人说您的书是中国作家写不出来的，认为您对中国现实的讲述比中国作家做到的更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您欣赏的，或是对您的写作有帮助的？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无非就是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并且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地方。中国作家没有理由写不出这种作品。我觉得最困难的不是拥有洞察力，而是得到支持。我就是得益于优质的大学教育，包括一些非常棒的创意写作课程。在中国， 这样的课程还很少见。而且即便经过了这些教育，我还要花费将近十年的努力才真正成为一个作家。我1992年大学毕业，《江城》2001年出版，在那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哦，我加入了和平队，这个组织让我得以来到涪陵，还给了我包括学习中文在内的诸多支持。后来我又得到机会为报纸和杂志写稿，最终成为《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这让我可以活得很舒服。美国有非常庞大而成熟的市场，可以让一个作家比较容易养活自己，而且政府对作家的写作不存在任何干预，这让我的写作免于政治压力。

作家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炼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便你有才华而且很努力，你可能也要到30岁之后才能体现出价值。而且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对你没什么支持，你可能就会慢慢放弃，走上另一条路。

Q9：您现在还跟四川涪陵和北京三岔的那些人有联系吗？有读者很关心书中一些人物的近况，比如魏嘉，或者在丽水打工的那些人，您有他们现在的消息吗？

我经常会跟魏家通电话，一般是每半个月联系一次，但最近频率有所降低，因为开罗的生活正在变得吃力。但我知道魏家人都很好，魏嘉很健康，在学校成绩优异，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而且过得应该很快乐。我希望今年秋天能有一次去中国的旅行，回去看看他。

我还和我以前的很多学生保持着联系，除了每个学期都有一封发给五十几个人的信，我还会跟其中一些人单独联系。在15年里和他们保持着联系，这带给我很多乐趣。

最难联系的是和丽水的那些人，因为工厂都搬走了，也带走了那里的多数工人。在那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很不稳定。前几年我还跟他们一直联系着，但现在失去了联系。我希望有朝一日还能找到他们。

Q10：您之前写的主要是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但很少写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样会不会有些片面？您有没有回到中国、继续观察中国的计划？还有哪些中国问题是您觉得没有弄明白，有兴趣作进一步了解的？

我感觉已经有很多人写北京和上海了，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做这个了。我在和平队的生活为我写中国内地的村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农民、打工者们相处得很愉快，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故事的背景美国人听都没听过，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有价值，我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觉得在这些小地方呆着要更舒服。对于我来说，北京就是一个居住和写作的地方，但我很少去观察研究它，虽然我也写了几个和那儿有关的故事，比如我很喜欢的《胡同情缘》，就是一个有关老北京生活的故事。

三年之后，我就会搬回到中国。我暂时还不知道到时候会研究什么题材，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依然会被中国内地的村镇所吸引，它们是那么重要，但现在似乎被忽视了。仍然还会有足够多的人去写北京和上海，能关注点其他的地方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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