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此刻正在埃及，他“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奇石》中文版正在冲击畅销榜。他打算3年后定居中国，带着华裔媳妇（作家张彤禾）及一对双胞胎女儿。他在距北京240公里处的三岔村有一所房子。

何伟于中国读者来说已不陌生，《江城》、《寻路中国》等作品为他建立了信誉，不少中国读者愿意相信他书写时的坦诚，并因此重新审视祖国那些惯常被忽略的方方面面。

“中国就像是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对于擅用本地居民和外国观察者双重视角写作的他来说，这次，他会如何描绘“那些处于变化中的人们”？


本报记者 徐长云何伟与中国的缘分要追溯到1996年，作为“国际和平队”之一员，他被派到中国支教，他选择了可以选择的最偏远地方小城涪陵。在涪陵的两年，他学会了中文，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中国人打交道，收获了友谊，也观察到了这座长江边城市的“巨变”。为此写作的《江城》也在改变着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成见。

1996—2007年，中国十年。离开涪陵后作为《纽约客》的记者，何伟以北京为据点，行走了诸多城市。蛮可值得称道的一次行走，是2001年，开着租来的北京产切诺基，“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看到“许多村落被遗弃了”。“行走”在《奇石》里继续（还有篇章涉及日本、美国、埃及）。何伟在行走与访问中，关注变革中的中国，关注农村城市化进程，关注农民工、，打工妹，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西方报纸习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及政治命题，何伟则体察到：“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与一般新闻记者不同，何伟的中国“报道”，采用人类学研究方式，像做田野调查一样，一次次去同样地方采访同样的人；他对人物长期关注，并等待故事自然发展。这种方式得益于他的社会学教授父亲，也得益于他的老师John Mcphee（著名非虚构作家）。他很有耐心。“《纽约客》总是很恼火，因为我的慢吞吞。”或多或少我有点动作慢——不想急匆匆”。他不在意“故事”一定卖得出去，只是充分地踏实地做“采访”。

他慢慢的，平易朴实，“真是位小镇先生”——这位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小镇的作家，确实易给人邻里街坊之感。他对于中国的观察，细致，诚恳，接地气，中国人于他文字中觉得“天性纯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西方人一直搞不懂中国”，无法断言何伟就懂了中国——“在中国，笔触永远跟不上改变的脚步”，但他确实敬重“中国发展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农民工们，“勤奋，务实而灵活。”“中国小说家关注农民工吗？”他困惑。

对于涪陵，他的第二故乡，他有一种乡愁。然而“回不去了。时光不再。”

作为写作者，何伟习惯“每隔几年换一个地方”——足够熟悉，也能够“像陌生人一样感受所在地方”。他还是做了定居中国的决定。“我知道开罗所有好的中餐馆在哪里。我根本不喜欢埃及菜。我最喜欢川菜，我很想念它。”而他的双胞胎女儿——要到中国学中文。

【对话】

【我对中国人的“冷静”印象深刻】

【潇湘晨报】：您在中国行走了许多地方，见证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您看来这是“中国最大的变化”？这些年观察中国的方式，有没有做过调整？

【何伟】：我认为这“最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个人主义的增强，以及个体与更大群体之间的分离，比如个人与家庭、村落、单位。人口流动对于这种趋势的发展来说至为关键。

为了“观察”富有成效，我的具体方式总是在调整中。举例来说，在美国密苏里州东南部，我发现在采访孩子们时可以用上录音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但对于成人来说就不好用了，他们会紧张。在中国，我也是出于同样原因不用录音机，尤其是采访农村人时。

在中国我必须更有耐心，花更多时间接触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们，他们不是很乐于提供讯息。所以，我和人们前两次见面往往不是正儿八经采访。我让他们了解我，再开始谈更多重要内容。不过，我的目标通常是从观察中得出结论，而不是问长问短。

【潇湘晨报】：对中国人的哪些品质印象深刻？

【何伟】：在很多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在都是最好的时代——生活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眼界也越发开阔。这些改变同时也伴随着压力。

我对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冷静”印象深刻，偏远地区的人们尤其如此，“冷静”是我很崇拜的品质。在写“北京奥运”时，我这样描述坐在一位老农旁边的感受：老农看着自己儿子参加摔跤比赛，孩子是中国摔跤选手中第一个拿到金牌的，父亲在整个比赛中却面无表情。美国没有父母能做到这一点！看看菲尔普斯的母亲，她每次都是尖叫着、高兴地跳起来。老农说了中国人如何生存打拼的许多事情，他们已不会因为好事过度兴奋，也不会因为坏事过于沮丧。

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某些事情时常会逃避，他们不会回想曾经的经验。现在处于这样的阶段：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以及受过教育者，他们想弄清楚自己处在社会的什么位置，想要什么，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比努力工作挣钱更复杂，需要自省及某种程度的自我批评。我相信，这一过程最终会带来更好的局面。

【潇湘晨报】：有没有人告诉您，许多中国人经由您对于中国的观察，来开始审视自己原本熟视无睹的国家？

【何伟】：你知道，我有时也有同感。我住在中国那段时期，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一座小城当老师，随后成为一家著名杂志（《纽约客》）的记者。我学了中文，随后学会了如何与一群和我迥异的人打交道；我需要保持思想的灵活。同时，我准备书写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我认为我与中国人有同感，不过有时也会有距离——我总归是个老外。这个空间让我能够观察得更近一点儿，而且可能我注意到了其他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潇湘晨报】：《突袭美国》一文可见：温州人挺会做生意。是不是觉得中国百姓比较有“经济头脑”？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头脑和状态？

【何伟】：这一部分可能是地理因素，一部分可能是文化因素。温州靠海，总是与内陆地区联系不够紧密，当地人渐渐习得依循海路到达别处，最终学会了与亚洲及世界其他地方贸易往来的模式。过一段时间，这模式便会变成当地传统，人们相信自己善于做生意，这是一种“民族自觉”。

我总感到困惑，为何中国人往往数学很棒。或许跟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关——中国孩子的学习方法通常是重复和死记硬背，这也需要纪律，我认为这个基础适用于数学，中国人擅长数学，但在创造性科目方面又不太成功。有趣的是，现在我在埃及，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埃及人的数学很不好，一个小学四年级的中国孩子，数学水平要好过埃及许多大学生。不过，埃及人非常善于学习外语，这可是中国人很为之头痛的。

【潇湘晨报】：您最初在涪陵，时间是很“慢”的，当您回到美国、又到埃及，感觉到一种怎样的节奏呢？

【何伟】：确实，感觉涪陵生活节奏很慢，那也是我一生中“断开”互联网的最后时光。某种程度上我的生活也不容易——在那样一个地方，作为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是有难度。但涪陵的生活也是很愉快的，至少在我的汉语派上用场以后，就过得很不错了。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慢了，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涪陵而言。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真正加速发展的风口浪尖，涪陵在巨变。最后一段可以轻松歇气的时光过去了。

而在埃及，政局相当不稳定，去年尤其疯狂，6月抗议的时候，穆尔西还是总统，塞西已公开主张和穆尔西谈判。我突然意识到穆尔西迟早会下台，“穆兄会”从不谈判，所以我告诉《纽约客》编辑，到周末总统会被军方扣押，没有其他可能。

“政变”当天早上，我们意识到“政变”会发生，但不清楚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我报道这件事之前，我和Leslie谈过，一旦枪声四起，她和女儿们就离开。那天晚上，穆尔西不再是总统，仅仅一星期，革命的整个路线就改变了。

所以说埃及让人精疲力尽，每场“历险”之后，我都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两年前，我和Leslie（张彤禾）在里韦奇买了一个小农场，现在每年夏天都去那儿，待上六周左右，看着牧草长高，牛群欢走。

【潇湘晨报】：身处动乱中的埃及，有安全感么？认识埃及，跟认识中国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何伟】：埃及通常是安全的，但也并不总是这样。就在1月我参与了一场“抗议”，枪声频繁，有人受伤。极端混乱中我不得不跑开，半路上我脚部韧带撕裂了。为此我拄了数月拐杖，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

埃及和中国有一点很相似，都有着十分自豪的文化，这带来非常强烈的团结感，不管怎么说，它也是一个存在数千年的国家。

然而历史以不同方式在起作用。中国人感觉与自己的过去有更直接的联系，他们拥有连续的文明，书写体系也没有大变化。在埃及，由于宗教问题，埃及人与古文明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

（本报记者朱宗威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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