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之后，美国作家Peter Hassler（中文名何伟）又出书了，新书名为《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新书文章仍大多与中国有关。

何伟出生在美国西部，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1996年作为一名志愿者来到中国涪陵一所学校教书。在涪陵的那两年成了他作为专业作家写作生涯的开端，也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后来，他以此为经历写下了非虚构作品《江城》，又在后来中国生活了十多年里，完成了纪实作品《甲骨文》、《寻路中国》的观察、采访。柴静曾评价何伟的书，“写出了一个我熟视无睹的中国”。

近日，深晚记者跟在埃及的何伟做了邮件采访。记者中文提问，他英文回复，由于版面所限，以下仅节选其中一部分的问答。另外，引用何伟在回复中的一句话，“翻译永不完美”。

“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深圳晚报：《奇石》收录了您十多年间的作品，您是如何想到将十多年间的作品集结成书？

何伟：
在写中国三部曲期间，我同时也为《纽约客》工作写稿。那些稿件中有一些故事后来成了我书的一部分，但还有一些故事是互相独立的。并且，还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文章此前也没有发表过。因此，我想要将这些故事集结成书，并借此机会重新回看并且编辑那些文章。当为一本杂志写作时，作者一定不会有完全的掌控权。但在这本书里，我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确定那些故事是我想要的形式。

此外，这本书记录了我作为专业作家以来的第一阶段生活。包括我早期为《纽约客》写的第一篇文章《野味》，一个关于在广州吃老鼠的故事，也包含了我在埃及写的第一篇文章。时间是从2000年到2011年，跨越了十一年。

最终，我想将这些文章集成一本书，但主题并不限于中国。许多我喜欢的故事是在我离开中国后写的。比如，《恕我直言》是有关日本；《肮脏的游戏》有关尼泊尔和美国；《多恩医生》则有关美国科罗拉多州上的一个小镇，我很喜欢这些故事，就像我很喜欢我曾在中国的工作。并且，我想建立人们对这份工作普遍认识——写中国和写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并没有任何不同。

深圳晚报：书中的18篇故事排序并没有以时间纵向为线索，反而有一种广度上的延伸性，比如刚讲完因三峡大坝蓄水而被淹没的三峡景点巫山，下一个故事直接跳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帕拉多克斯镇的铀矿开采，您在书中如此排序的意图是什么？

何伟：
我试着按照有趣的关联给故事排序。三峡的故事和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故事对我来说非常相似，都是有关对能源的寻找以及对小社区的影响。能源问题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根本问题，跟我们息息相关。我认为观察普通人群的生活被这些宏观的国家课题、国家梦所影响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些情形下，人们努力生存甚至从中获利，在全球范围来说都是非常普遍的人类反应。

在中国和埃及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关于能源的利用我的视角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想法十分天真，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他们越有效率、使用越少的能源，就会解决环境问题。他们不明白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正在或曾经遭遇贫穷，试图提高生活水平的人们，他们也能改善自我生活境况。仅有太阳能和风能是不够的，至少在短期内对中国或美国来说，核能不可避免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深圳晚报：您的前三部作品被称为“中国三部曲”，从写作上也能看出您在不同时期的写作特点。从《江城》中“我的内心感受”到《甲骨文》、《寻路中国》里旁观他人，您自己也退回到观察者的角色。请问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

何伟：
《江城》这本书很不同，非常私人化。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我个人在涪陵的变化。比如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此前从未接触过中国，刚到中国的头两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学着讲中文；承担一种新的、有点中国人的身份。因此，那本书很明显的在关注我自身。但在那之后，我几乎只写别人。毕竟我的故事已经没有太大变化，我的身份也开始固定。与此同时，巨大的变化正在向中国人袭来，不管是我书中写到的人物还是地方都在发生着变化。于是，我想关注他们。

另一方面，我认为太私人化的写作是不健康的。我在写《江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刻意避免太过私人化的写作。（当然，在《奇石》里也还是有一些私人化的文章，比如在《去西部》一文中，我写了我搬回美国的事，但避免将我的私人生活写得太深入。）我认为，年轻人或者年轻作家如果关注自身太多，将会失去理解别人的能力。以后我会再写我自己多一点，但目前我还是乐意继续向外看。

深圳晚报：从写作上来讲，很多作家的写作都跟其童年、青少年生活受到的影响相关，不知道您的写作是否也如此？

何伟：
当然了。我尤其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对人的观察力很强，并且很擅长讲故事。但我的写作内容跟童年没有任何关系。也许以后我会写一点。

当我上大学开始认真思考写作时，我觉得我的生活并不非常有趣。我很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认为那样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可写。我从小在美国美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密西西比州中部长大，自认为乡土气很重。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国际化。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深圳晚报：您在写作时，是先设定主题再找寻合适的采访对象，还是遇到一些人然后跟他们聊天发现故事再决定主题？让您做出决断的依据有哪些？

何伟：
故事通常取决于时间的发展。当我开始研究一些事情时，我试图突破固定思维，尽量保持灵活和耐心，等待事情自然发展。比如，我曾住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附近要进行铀矿开采的消息时，我决定为《纽约客》写一篇文章。在采访调查中，我开始对一些小型社区感兴趣。后来我遇见了一位当地的药剂师，他很有趣，也很慷慨，在社区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当时还不知道要怎么写这位药剂师，但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认为他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此，当完成铀矿开采的稿子后，我开始花费时间跟这位药剂师聊天，经常去拜访他，一年多后，我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但这个故事跟《纽约客》没有任何合同——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故事写出来后不会发表。这也是我写作的常态，有时效果会好，有时则无疾而终。看起来，我似乎在那个故事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但后来写出那篇文章后，我自己很喜欢，在美国也有很多读者并产生一些影响，还被收录到大学写作课的课程里。我认为花费时间是很值得的。

耐心非常重要，我尽量避免死线，我希望故事能很自然地在它该结束的时候自然结束。当然了，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深圳晚报：您年轻时偶然来到中国，现在往回看，您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何伟：
我很庆幸来到中国，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完美的时刻——我在27岁开始变得成熟。与此同时，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很大变化，那里也成了我写作生涯的起点。然而，我最重视的是我个人的经验教训，以及改变我性格的方式。在涪陵是一段很深刻的经历。在那之前，我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学习，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但我在涪陵什么也不是：不会讲中文，对周围的事情也很困惑。在陌生的城市里作为外国人生活两年，有这些体验，非常棒。

最让我受到启发的还是我的学生和结识的一些中国人。我很佩服他们的韧性、愿望和奉献精神。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艰苦岁月中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他们学着遗忘痛苦，并往前看。这对我自己看问题很有帮助——如果遇到困难，我会想起我在涪陵学习到的经验。

我在一个宗教家庭长大，父母并非野心勃勃的人，他们教我要为他人考虑，成为一个好人。这也构成了我人生信条的一部分，在中国的经历强化了这些。涪陵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很喜欢，但写作远非生活中的唯一。在涪陵里学到的人生经验才是最影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