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录打工女孩生活与梦想的作品，像镜子一样投射出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

7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一所大型综合类高等院校所有学生加教职员工总数的三倍多；香港红磡体育馆内举办六场演唱会的观众总和；或者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Santa Fe市的全部人口。《打工女孩》一书作者张彤禾要说的7万人，则是东莞裕元鞋厂的全体员工。2004年至2006年，她深入记录了“春明”和“敏”两个打工女孩的生活，并于2008年在美国出版《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一书。《华盛顿邮报》称它“捕捉到了这个宏大但不被了解的亚文化惊人的活力”。五年后，这本非虚构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

“非虚构写作”是西方文学界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半个世纪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还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这种写作方式在美国新闻界已形成传统，但直到2011年，这类作品才开始吸引中国读者的目光。这一年，《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出版《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记录7年间驾车漫游中国的历程，落脚点同样是乡村家庭、工业小镇的变迁。“这本书引发一场意外的热销，至今售出20万册。何伟的另一本书《江城》，发行量也达到16万册。”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说。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非虚构写作”浪潮在中国的延续。2004年2月，张彤禾以《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去广东东莞。这个有“世界工厂”之名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20万，户籍人口不足190万。她敏锐地观察着通往这个城市的旅途：“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东莞使张彤禾感到，新闻体裁已经无法承载自己对中国流动人口这一庞大人群和宏大命题的关切和观察。2004年，她辞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前往东莞。她想以这座中国南部沿海制造业重镇为背景，记录正在变化中的中国。

张彤禾选取的写作对象是打工女孩，理由是女性群体占中国流动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她们对更多生活经历的渴望大过男性。不过，要赢得女孩们的信任并不容易。张彤禾有过几次失败的采访经历，“很多人对我心存防备，去什么地方也不愿主动告诉我”。她试探着走进这个陌生的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女孩儿们度过一天。她们想到什么话题，我们就聊什么，恋爱、找工作、跟父母的关系等等”。2004年，来自湖南的春明和湖北的敏进入她的视野，采访终于有了突破。

“我第一次遇见春明，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赚8000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书中写道。春明和敏是裕元工业集团的两个普通员工。这是一家台湾宝成集团旗下的公司，为NIKE、ADIDAS等世界知名品牌做鞋的代理加工。这家企业有近16万员工，其中，仅东莞鞋厂就有7万人。春明和敏，辞职、跳槽、与老板纷争、加薪、朋友离开、换男友、返乡探亲……许多小到连她们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细节，都记录在书中。譬如，在两年多的相处中，她们几乎不谈论政治。

中国第一代流动人口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到小城镇定居，为1958年建立的城乡分明的户籍制度敞开一个小口，给农民带来一个窥见新生活的契机。199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10集连续剧《外来妹》，讲述从湖南乡村到广东工厂打工的中国第一批“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女性”的挣扎和奋斗。播出时万人空巷。片中几位女性角色，有难以承受改变而轻生者；有在乡村和城镇间彷徨挣扎者；也有好强上进，最终完成身份转型的姑娘。

20年后，当张彤禾来到中国时，打工女孩们的故事仍在继续，她们依旧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张彤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群体。她毕业于哈佛大学，1993年加入《华尔街日报》并被派驻中国。作为一位美国生长、能讲流利汉语的华裔记者，中国这片土地上流动人口的故事逐渐吸引了她。“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中国的许多数字都很大，大到你觉得不可思议，不能想象它的含义。”她说。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我国流动人口总量约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

相对于中国创作者的近距离观察，张彤禾刻意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初衷。“中国的流动人口是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无话可说，我有自己新鲜的角度。”

在她笔下，这些年轻女孩儿不再是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木然脸庞。“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复杂、真正完整的生活。她们都有感情问题，有家庭矛盾，并不只是工厂的一个构成部分。当富士康工厂的员工接连自杀时，所有的报道都将其归咎于生产带来的压力，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欠缺对人作为个体的基本尊重。”

在张彤禾看来，中国当下从乡村到城市的进程，很像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当时，很多年轻女孩从美国农村去到波士顿、纽约等沿海城市的纺织厂里工作。她发现，中美两国的农民工群体对自我命运的认知截然不同。她说：“美国建立的基础就是农民自有土地，所以那些来自农村的美国女孩也被视为国家的女儿，她们很骄傲，大环境也给她们很多帮助。中国的农民工不太一样，他们来自农村，努力地追求一个不同的新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过去是没有价值的，连自己也不尊重它。”

对于“人口流动”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作者持肯定态度。“中国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25年。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张彤禾认为，农民工们扩大视野、追求新生的意义远大过被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浓墨渲染的血汗劳作之苦。

她的观点与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詹姆斯·费洛世(James Fallows)不谋而合。詹姆斯曾在《中国制造，世界拿走》(China Makes,the World Takes)一文中写道：“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说中国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的话，那也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这些制造工厂……广大的农村人口有幸获得了他们的先辈们十分渴望而未能得到，而其他地方的贫苦农民至今仍然不能得到的一种东西——那就是进工厂打工挣钱的机会，也就是摆脱农村贫困的机会。”

《打工女孩》见证了这种变迁：敏出嫁了，带着女儿生活在广东惠州；春明仍然单身，在东莞做连锁茶庄的销售。她们仍然被称作“流动人口”，但已经扎根在广东。户籍制度的束缚，阻挡不了她们的生活。

这本书也改变了作者本人：2006年，张彤禾与何伟在美国结婚；2008年，《打工女孩》在美国出版；同年，张彤禾结束记者生涯，走上非虚构写作之路。这一对用笔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夫妇，正在埃及开罗挖掘新的写作题材。他们计划在不远的将来，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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