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白朴实又不乏童趣的文字，悉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富含浓厚的个人体验与时代感怀。

《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
（http://t.cn/zllv5v1）
作者：任溶溶
出版时间：2012-10
字数：164，000
开本： 1/32
装帧：精装
定价：39元

我也在作文

我小时候读私塾就开始作文，后来读小学、中学、大学也作文，再后来又干上了写作这一行，实际上还是在作文，屈指算来，我作文都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怎样作文，用不着我说，老师跟大家一定都讲了。作文照说并不难，用文字写出自己要说的话就是了。当然，写的话和嘴巴说的话不同，不能东一句，西一句，要把话组织一下，不过基本上还是说话。千万别把作文看神秘了。只要老老实实把要说的话写出来，这应该是好办的。

回忆小时候作文，我想到一个经验，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们当然都想写出 好文章，可文还没作，只想着“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己又办不到，结果只会弄得下不了笔。后来我采取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办法，给我一个题目，我有多 少话要说，就说多少话，这样心里一踏实，作文就不成负担。假使文章写不好，这是自己的功夫问题了。

作文的功夫在作文之外。老师一定告诉过大家，要多读书，多读好文章，多想想那些文章好在哪 里，想到了就学。老师一定也告诉过大家，要多关心和观察周围的事物，要多思索，脑子这玩意儿是越用越灵，动得越多转得越快。老师的题目总和大家的生活有 关，平时对生活就注意，就思索，只要一看题目，话就来了。要不然，你冥思苦想半天，也想不出话来说。

其实我现在写作——就是作文——也是这样做的。我有个小本子，看到或者想到什么有意思的、好 玩的事，觉得可以写，就在本子上记下来。我的本子里有很多题目，不过这许多题目真正写成作品的并不多。因为有些题目记的时候很感动，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两个 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冷静地再想想，就觉得可以不写了。因此记下来的题目虽然多，淘汰下来，还是让我激动并写成作品的也很少。如今我岁数大了，记性不好， 一有令我激动的题目更要记下来，因为转眼就会忘掉。说得很神的所谓灵感，也许就是这样的吧?这个办法不仅我用，我的一些同行作家也用。记 得我的好友、儿童文学家钟子芒同志，他写了许多微型童话，就曾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本本给我看，上面潦潦草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只有几个字的题目。钟子 芒去世已快二十年，他这个本本上写的什么只有他知道，别人是看不懂的，他那些还未写出来的作品也就跟着他去了,实在可惜。由此可见，即使是作家，也要仔细地观察生活，思索生活里的事情，否则就写不出作品来。

我想，这就是作文非下不可的功夫。你们记不记日记?我劝你们最好记日记，把一天里遇到过的有趣事情记下来，把想到的有趣念头记下来，这就跟我们在本子上记题目差不多。记日记也是练笔，多写就熟能生巧，对作文大有好处。希望大家下工夫。

乐在其中

作为一个作者，知道自己写的作品有读者喜欢，心里难免会沾沾自喜。虽然不好意思承认，我就是这样。

1959年我去东北出差，行前一本书正好出版。我收到样书，顺手把一本扔在旅行包里。在东北，有一次和同事魏同贤同志(后担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坐火车，看到一位年轻解放军同志坐着无聊，我打开旅行包，正好看到我那本样书，就把它拿出来对他说：“你闲着没事，这本书给你消遣消遣吧!”他接过书看起来。紧接着他笑声不断，哈哈哈哈，是出自内心的笑声：“太好玩了，太好看了!”魏同贤同志告诉他：“这本书就是这位同志写的。”解放军同志一个劲地说：“有意思，又好看，写得好!”

这本书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我当时实在是很高兴，可是我采用传统的方式回答说：“你说得好，不敢当!”假使在今天，我就会说：“谢谢!”这实在得多。

又有一次，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上海坐49路公共汽车，行驶在华山路上，我后面坐着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小孙女。小孙女跟她爷爷说：“我有个很好听的故事，我讲给你听好吗?”爷爷当然说好。他的小孙女就讲起来了。她讲的这个故事，我保证她的爷爷听不懂，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懂。为什么?因为她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一定是在托儿所里听老师讲的，她要复述，可又太小，说得真是没头没脑，东拉西扯，叫人怎么听得懂呢?她偏又不断问她爷爷：“好听吧?好听吧?”爷爷只好不懂装懂：“好听，好听!”我看看周围的乘客，都笑嘻嘻的，觉得好玩。

对于一个儿童文学作者，没有比知道自己的作品受到小朋友欢迎更高兴的了。我当时真是高兴，真想当面谢谢这位热心的小读者。可是我不好意思这样做。

再有一次，还是前些年到深圳去参加儿童文学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位记者在一起聊天。有一位女记者对我说：“我小时候就读你的作品，我还能背呢。”我自然谢谢她的鼓励，可她说：“你要我现在背给你听吗?”这话我倒没有想到，紧接着，她已经当着周围许多人的面朗诵起来。她一口气背诵了我的儿童诗《爸爸的老师》。大家鼓掌，这次我老老实实说声谢谢，我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位女记者叫谢玲，江苏教育报刊社的。自然，我感谢这位当年的小读者和今天的同行。我们成了忘年交。

接下来就是这一次，读到2009年12月31日《文学报》上刘绪源的文章。刘绪源是位青年学者，可有大学问，我很敬佩他。我为什么提到这篇文章?我抄下一段来，大家就明白了。

文章说：“我那时刚入小学不久，正是读儿童诗的年龄。……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现在还能成段 背诵的，是两位作家的作品。第一位是柯岩……第二位作家原先不知道是谁，几十年来常常想起。我是从一本折叠的小连环画上读到的，那时出版了不少这样的小 书，每本十几页画面，而文字大都是诗。那一本的名字叫《我的哥哥聪明透顶》，非常有趣，只看一遍就背出来了，我调皮地把它带给我的哥哥看，大概有点讽刺的 意思吧。最近获任溶溶先生赠送他六十年作品的选集《没有不好玩的时候》(中国少儿出版社)，书中赫然收着这首诗!原来是他，难怪!读任溶溶的作品(他的各类作品，包括翻译)，正像读柯岩的童诗一样，总是那样让人欢喜并且放心——这是儿时形成的阅读心态，也证明了他 们的作品是那样地紧贴儿童的心。”刘绪源当初喜欢我那一首诗时是孩子，正是我的读者对象，这已经让我够高兴的，而现在他已成了大文学家，还想到我那首小诗 并称赞它，叫我怎么能不高兴得要跳起来呢!我一直认为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为儿童写作品要全心全意，不要骗孩子，孩子要长大起来的。这件事说明我的做法没错。

我是个儿童文学作者。要问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快活，我想再没有比这些事更让我快活的了，虽然说出来很不好意思。

译名与方言

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名字，如今几乎老少都知道，可是看到他的英文原名Holmes，我曾经感到奇怪，第一个音节明明是ho，怎么会译成“福”呢?“福”在普通话里念fu，在上海话和广州话里念fu的入声，声母全是f，与ho的声母h没有关系。

我转念一想，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位把这英国大侦探介绍到我国的，大概是林琴南老先生吧?尽管他自己不懂外文，翻译时听人把外文译成中文念给他听，他振笔直书，偶尔也会出点错，但这个名字我却以为并非他听错，也不是别人念错，把ho念成fu或fo了，而是“福”这个字在福建话里正好念ho的入声，用福建话来念“福尔摩斯”，到今天听来还是很接近的。其实把“福”字念成ho的入声的还不止是福建人，我们上海的浦东人也是，他们还把“风”念成“轰”。

林琴南老先生还最早把《茶花女》这部法国文学名著译成中文，传诵一时，其作者他译作小仲马。 儿子是小仲马，他的父亲，另一位大作家，《三剑客》即《侠隐记》又名《三个火枪手》的作者，自然是大仲马了。大仲马、小仲马的名字也和福尔摩斯的名字一样 沿用至今，无人不晓。但这两位法国作家的姓原文是Dumas，其法文读音用我们的汉语拼音写就是düma，dü这个音我们没有，只好将就点译成“迪”，假使今天来译，他们父子就是大迪马、小迪马了。但dü怎么会译成“仲”，声母d怎么会变成zh(广州话是z，上海话是s的浊音)呢?这原因也得从林老先生是福建人这上面去找。福建话里“仲”念diong，开头没错，后面那个鼻韵母跟后面ma的鼻声母有关，与后面一连起来读，林老先生听着就译为“仲”了。

由此可见，译名和方言很有关系。我国过去译名很乱，很不统一，原因很多，而受方言影响至少是其中之一。

我们从译名所带的一些方言音，往往可以猜出译者是哪个地区的人。过去对译名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上海和广东，因为西方文明当时大都经上海、广州(包括讲广州话的香港)传入。特别是上海，它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出版物多，译名用文字写下来，就更容易约定俗成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从小是个电影迷，小学是在广州念的，脑子里有一大堆洋明星的名字，那时候看的影片百分之九十是美国片，也就是好莱坞明星的名字。念中学时我在上海，小时候记住的那些洋明星只好全部改名换姓。例如当时一位美国著名童星，后来成了女政治家的，叫Shirley Temple，她在广州称为“莎莉·谭宝”，在上海却称为“秀兰·邓波儿”，都只能用当地方言读才像，“莎莉·谭宝”广州音是Salei Tambou，“秀兰·邓波儿”上海音是Siule Dengbour，换上普通话念就不对，明明是ley，上海怎么会发出“兰”(lan)这个音来呢?照如今译法，应作“雪莉·坦普尔”，用普通话念就像了。我再举几个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写出广州和上海的译名，用汉语拼音注上大致的方言音，请大家比较一下。他们是： Clark Gable， Bing Crosby， Laurel， Hardy，Fairbanks。广州译成： 奇勒·基宝(Keileg Geibou)，冰·歌罗士比(Bing Golosibei)，罗路(Lolou)，哈地(Hadei)，菲宾士(Feibensi)；上海译成： 克拉克·盖博(Keglakeg Gêbog)，平·克劳斯贝(Bing　Keglosibê)，劳莱(Lolê)，哈台(Hadê)，范朋克(Vêbangkeg)。用普通话去念这些方言译名，是十分“离谱”的，诸位请一读便知。

别说美国电影明星，就是它那个世界闻名的影城Hollywood，上海和广东的译法也不同，前者是“好莱坞”(上海音： Holêwu)，后者是“荷里活”(广州音： Holeiwud)。在我们这里，包括广州，大概都已通行“好莱坞”这个上海译名，北方人也只好念Haolaiwu了，但在香港，如今还是用“荷里活”，而且那里有一条大街就叫“荷里活道”。

方言译外文音也有自己的一些规律。广州话译外文音有个方便处，就是它有d收音的入声字，碰到外文以d或t收尾的音可以把它吃掉而准确，“荷里活”的“活”便是一例，广州音念wud，与原文音同，上海译作“好莱坞”，那是硬略去了d这个音。假使用普通话或上海话译出wood的音，势必在后面加个“德”：“坞德”、“伍德”，而又成了两个音节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然而广州话没有er这个音，这又造成了它译外文这个音的困难。普通话的“尔”、“儿”在广州话念作yi，“丘吉尔”念作Yougedyi，“保尔”念作Bouyi，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广州音译l这个音时，宁愿加上韵母ou译作“路”(lou)，Laurel译作“罗路”。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个美国影星叫Jack Hall，广州就译“积·荷路”，不懂广州话，恐怕无法理解何以会译成这样。Jack译成“积”，因“积”的广州音是zig，g收音的入声字，也是把外文音k吃掉了，最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美国著名歌星Jackson他们就译为“积逊”。我们在香港报纸上常常看到一些译名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这个道理。在讲广州话的香港，以广州音译外国人地名的情况自会继续存在，但我们可不能照搬。希望现在有些编电影杂志的同志在引用他们的资料时特别注意。

至于带上海音的译名，那就不胜枚举了。“华尔街”，北方人念“华”为hua，广东人念“尔”为yi，不会是北方人和广东人所译，大概是上海人译的吧，因为“华”在上海音是wo，译得很准确。电影明星Rita Haywards和Merle Obrien之译成“丽泰·海华斯”和“曼儿·奥勃朗”，自然也是上海人所为，因为在上海音里“泰”不念tai而念ta，“曼”不念man而念mê，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常以“曼丽”译Mary。

方言对译名的影响，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该说是越来越小。特别是新华社如今把英、法、德、俄 等语的姓名编出一整套译名手册，名从主人，用普通话字音来译，新华社电讯首先采用，报上经常出现，对于译名统一十分有利，特别是译者，再也不用动不必要的 脑筋去找字译了，实在是件好事。在我参加编辑的《外国文艺》杂志，除约定俗成的译名外，都严格地照此办理，几年使用下来，十分方便，也省了许多事。我希望 这件事能引起所有翻译工作者的关心。同一个外国人名，在北京译是这样写，在上海译是这样写，在福州译是这样写，在广州译也是这样写，对于译名统一，必有促 进作用。

自然，用普通话译而用方言念也会感到别扭，如ho成“霍”，广州音是fog，“k”译成“克”，广州音是heg，很不像，wa译成“瓦”，广州音是nga，上海音是ngo，全都不像，不过，我们不是在推广普通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