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已经圆满结束，郭宏安、郑克鲁两位先生分别凭借《加缪文集》和《第二性》摘得该项大奖。

豆瓣阅读采访了两位译者，以下为访谈全文。

郑克鲁，1939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 所长，后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曾被授予法国政府教育勋章。主要译著：《基度山恩仇记》（大仲马）、《茶花女》（小仲马）、《悲惨 世界》（雨果）、《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巴尔扎克）等。


郑克鲁答豆瓣阅读问：
1.
问：新版《第二性》是国内第一版得到官方授权的全译本，这本书对译者要求很高，尤其是哲学素养，其中又涉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您是如何做到纵览众学科的知识并完成如此高质量的翻译的呢？

答：《第二性》涉及的学科很广泛，作为一个翻译者，不可能通晓各个学科，好在专业名词都可以查词典，大致不至于出现什么错误。当然，碰到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我会借阅有关书籍查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避免出现差错。但困难还不在于此，而是在如何翻译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出发生造的一些词汇，这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了。目前出版的一些理论著作，大多有这方面的问题，译者都得靠自己去选择翻译的词汇。

2.
问：在您的《第二性》译本中，有哪些是对旧版或者对女性主义误读进行了纠正，可以举两个例子吗？

答：我觉得旧版对féminisme这个词的翻译有点混乱，有时译成女权主义，有时译成女性主义。我认为必须加以区分。女权主义存在的时间较长，可以说，从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开始，也就是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其性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妇女运动基本上都是争取选举权和妇女地位。将这段时间定为女权主义时期是准确的。自从波伏瓦发表了《第二性》以来，妇女问题便大大扩展了，几乎牵涉到女性的所有问题，如女人一生的成长、妓女、女同性恋、作家对女性的看法等等。此后称为女性主义更加贴切。在具体词汇的翻译方面，旧版不确切之处自然多些。例如amoureuse这个词，旧版译为“恋女”、“情妇”，脱离原文似无不妥，可是，原文的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恋爱的女人”，这可以是姑娘，也可以指中年妇女，而绝非情妇。这个词并没有贬意。

3.
问：傅雷先生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也就是理解要“化为我有”；表达要“传神达意”。请问您对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怎么看？

答：我主张翻译理论著作，要更加注重忠实，把“信”放在第一位。理解正确是首要的，不理解绝不能硬译，一定要弄懂原文才动笔。也不要像翻译诗歌和小说那样，为了文辞优美，动辄用成语。中文的成语一般与原文会有些出入，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只要做到流畅就可以了，当然，文字精练简洁也是需要的。使用成语应以不违背愿意为要旨。至于长句的翻译，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我想能做到这样，译文就有保证了。

4.
问：目前国内文学翻译的环境并不太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对于文学翻译的看法是怎样的，怎样才是对翻译环境和译者本身有益的？

答：眼下文学翻译还是很热闹的，主要集中在名著和当代作品的翻译上。名著多半是重译，因为销得动，各地出版社都踊跃组织翻译。有译得好的，也有错误百出的，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古典作品中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这对文化积累来说非常重要。可是，由于这些作品在国内的“名气”不够响亮，出版社便不太感兴趣，于是出现了这种“缺译”的不太正常的现象。至于当代作品（包括20世纪以来的理论著作），翻译过来的有不少并不是精品，尽管它们也得了什么奖。有不少已经算得上经典的社科著作却得不到介绍，它们的地位也许不低于《第二性》。由于出版社的编辑不太懂行，他们与外方联系时，分不清哪些书更加重要，只根据外方提供的新书来洽谈，故而出现了上述这种偏颇。出版社最好和国内专家多沟通，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同外方商谈。


郭宏安，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翻译加缪、波德莱尔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著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主要译著：《恶之花》（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作品集》（四卷本）、《红与黑》（司汤达）、《墓中回忆录》（夏多布里昂）、《雅克与他的主人》（昆德拉）等。

郭宏安答豆瓣阅读问：
1.
问：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翻译加缪，在这么多年对加缪和他作品的接触中，您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呢？

答： 我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第一次接触到加缪的作品，到80年代初开始翻译，直到本世纪的2011年，经过了一个震惊、欣赏到深思的过程。他的文学作品之 清晰的语言、高贵的风格、简洁的叙述、冷静的态度、平民的立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作家，毕生保持了一个平民作家的本色，即 从不羡慕财富，从不追求享受，从不怨天尤人，尽一切可能实现人的天然的权利。
加缪出身贫民，却在政治上不取阶级的立场，一切以是否符合人性为准。 他在举世捍卫苏联的氛围中，或在举世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时候，能够不以左右划线，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他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谁又能判断别 人的思想和行为正确与否呢？），但总是真诚的，坦率的，不计利害的。
加缪是一个政治观点明确而强烈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点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而 在他的政论一类的作品中。他的荒诞哲学有其独特的性质，即认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存在主义者分道扬镳。他的拒 绝与世界合作的默而索，他的“幸福”的西绪福斯，他的寡廉鲜耻的克拉芒斯，他的热烈而寂静的蒂巴萨，他的主人与奴隶的相互转化的关系，他对人性的坚持，他 对专制的批判，等等，都足以启发我们的智慧。

2.
问：您一直对自己的译作非常自信，这对一个译者来说是十分梦寐以求的状态。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特别希望和现在的青年译者分享的经验或经历吗？
        
答： 我不是一个以翻译为职业的人，谈不上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经历，但是从事了翻译工作三十多年，总有什么可以说一说的。我的专业是法国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我 的翻译或是为我的批评提供佐证，或是为我的批评提供基础，或是为我的批评提供一个欣赏的对象，总之，我的翻译和我的批评是两位一体的东西。严复、朱生豪、 傅雷等大家，是大部分翻译家的楷模，他们或是为了富国强兵，或是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中争一席地位，或是为了改善现代汉语，或是……我的抱负没有那么远大， 但是我总想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值得欣赏的文本。因此，要做一个好的翻译，首先严把翻译当做一个可以热爱的事业，把翻译当做可以认真从事的工作，把翻译的对 象当做一个可以欣赏的对象。这也许是一个翻译的业余爱好者的特权，从事职业翻译的人恐怕不是随时都有这种选择的权利。
不为名往，不为利来，在翻译 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这是搞好翻译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翻译不可能没有一个目的，或者为了研究，或者为了欣赏，或者为了炫耀，或者为了稻粱谋，这 些目的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种的目的占了上风，成为获取名利的功利手段。我这里说的是文学翻译，别的翻译不在我的论述之 列。其实，翻译不是获取名利的有效手段，想发财或出名的人不要搞翻译。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翻译是最没有效率的：其产出抵不上投入，出名更不能指望。再 说，名声这个东西并不总是好的，作为某种工作的质量的保证，它是好的，如果它成为炫耀的资本，那么有还不如没有。名声不是追求得来的，它是在工作中自然形 成的。当然，如果它形成了，那就应该谨慎地保持甚至保护它。
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应该具备尽可能多方面的知识，应该掌握尽可能多方面的词汇，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要做到还是不容易的。

3.
问：傅雷先生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也就是理解要“化为我有”；表达要“传神达意”。请问您对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怎么看？

答： 关于翻译，历来争论不少，翻译理论渐渐地成了一门学问，不过那是理论家的事，我作为一个翻译的实践者，不大关心。但是，没有理论，并不等于没有原则。我是 有一个坚定的、可以实行的原则的，那就是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不过我以文学性解“雅”，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将变为文学层次上的雅俗和谐。也 就是说，倘若原作果然是一件文学作品，则其字句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 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上的分别之中，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译文自可以以雅对雅，以 俗应俗，或雅或俗，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已消失在文学层次上的统一之中。钱钟书先生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 非为适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此之谓也。钱钟书先生的话说的是：“信达雅”当合而析之，不当分而观之。
“雅”在文学翻 译中的最高表现，是对于原作风格的传达。风格的传达不在字句，而在文本的总体效应和感觉；但是，风格的传达又必自字句始。我认为，风格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灵 魂和生命，而翻译一部作品，最应该注意的首先是其风格，译者要尽可能地加以传达。不求铢兩悉称，但必须有传达的意图。有没有这种意图，结果会大大不同。当 然，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是百不一见。但是，能不能是一件事，难不难是另一件事，不可将“很难”视为“不能”译者主观上是否具有这种意图或 追求，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有，就会自设藩篱，循迹而行，或可在译文中见原作风格于一二；没有，则会自由散漫，失去约束，或以为翻译是一场语言的竞赛，或 随便给译文一种风格，总之是置原作于不顾，不但“雅”失了准的，怕是连“信”、“达”也谈不上了。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信、达、雅齐备，则入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
“信、 达、雅”是文学翻译的标准，而“神似”是文学翻译的“效果”，“化”是文学翻译的“理想”。三者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不可混为一谈。然而，这三种不同的事 物却有一个共同的实现的方法，就文学翻译而言，就是“一句挨一句翻”(杨绛语)的直译。翻译界流行关于“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语言学 派”和“文艺学派”之间的争论，我并不当真，打着各种旗号的翻译都有好的，也都有坏的，但是一定要我归入某一派的话，我是很乐意参加“直译派”的。我一直 服膺朱光潜先生的话：“好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也佩服水天同先生的洞见：直译意译之争乃是“瞎子摸象之争也”。
理解原文，就是要调动全部的 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哲学、美学等全部的知识储备，沉潜其中，反复体会，还要借助原文所在国的作者的评论，全面地把握原文的精神，然后以适当的形式加 以表达，而表达则需要调动各方面都“适当”的词汇语句。我要借助杨绛先生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 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 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蓄未露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工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 法。译者须对原注彻底了解，方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一本外国的书译成中文，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并且欣赏而不误以为是中国人的著作，保 持异国情调而不扞格难入，这才是好的翻译。

4.
问：目前国内文学翻译的环境并不太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对于文学翻译的看法是怎样的，怎样才是对翻译环境和译者本身有益的？
   
答： 目前国内文学翻译的环境的确不十分良好，但是，何谓良好的环境？报酬很低，盗版猖獗，译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等等，都是环境“不十分良好”的表 现。尤其是翻译不算成果，是许多有志于翻译的研究者迫于职称的压力放弃了翻译的主要原因。但这都不是主要的，环境的改善要靠多方面的努力。我觉得环境不良 最主要的表现是翻译批评的氛围不是很好。一部译品出版之后，往往无声无息，得不到任何反馈。我并不要求任何译品都要有所反响，但一些重要的译品是应该有所 评论的，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都应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表现出来。没有翻译批评，极不利于翻译的发展。翻译理论到是有发展的势头，但是搞理论的人很少介入实 际的批评，这其实也是翻译环境不十分好的表现之一。
我希望搞翻译的人不必过于介意环境的恶劣，还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紧。看来，要出一件好的译品，不仅需要才能，需要契而不舍的精神，需要甘于清贫的品格，还需要排除一切干扰的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