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我十五岁,还不想死》序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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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书摘连载 |
法文版《安妮日记》
法国“纪实文学大奖”作品
入选多国语文教材的经典文学图书
《我十五岁,还不想死》
作者: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
译者:戴巧
出版时间:2012-10-1
开本: 32
装帧:精装
定价:26
序言
对 于这个小姑娘来说,在暗无天日的地窖中,战争的真实状况——它的起因,它所包含的所谓“正义”与“罪恶”,“善”与“恶”,还有所谓政治力量的对峙都失去 了意义。这一类二元的游戏相对于受害者——从来无所谓真相、也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真相的民众永远是真正的受害者——来说过于高级。小姑娘看到的只有死亡的 迫近,还有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她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想死……
所 有人都不想死,包括曾经决定他人生死的德国士兵。《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是对于这段“不想死”的生活的真实记录。记录就从地窖生活开始,十几个彼此并不相 识的人躲在地窖里,各自被剥夺了身份、财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大家庭,“在同一个极度拥挤的空间里睡觉、吃饭、洗澡甚至拌嘴”。他们忍受着饥饿、恐惧、绝 望乃至死亡的威胁:每一秒钟,苏联人和德国人交战的子弹和炮弹都有可能摧毁他们的藏身之所,夺取他们的生命。而在一起共同面对死亡的意义就在于彼此有可能 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死亡,但也有可能在自己的死亡与他人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十 五岁的小姑娘冷静地介绍了居住在地窖里的这群人:把自己儿子培养成“知识分子”,并且以此为骄傲的看门人夫妇;带着宝宝的伊露丝;被大家戏称为“医生先 生”的医科大学学生;银行家遗孀;“上校夫人”;坚持自己是“中立国国籍”的检察官夫妇俩等等。而在这群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皮斯塔,一个“不属于 哪里”的匈牙利士兵。一开始,他就为这个混杂的、前途未卜的大家庭充当起英雄的角色,允诺为大家找食物(尽管他找来的是石膏,而不是面粉)、 找水、找药、找医生,甚至带领大家向被炸毁家园的人施以援手,还带回了一对无家可归的恋人。在原本互不相识、彼此戒备的人群中,他的出现就像是一缕阳光照 亮了阴暗的地窖。甚至在十五岁孩子的眼里,他就像是有神的庇护,永远不会被死神带走的一个传奇。但是,为了给在地窖中举行婚礼的新娘弄一顶头纱,这个英雄 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由此变得更为真实起来。
在 死亡面前,人性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拷问,小姑娘并没有回避这一切,同样也没有将这一切过于崇高化。因为在活着都成为一种奢侈的状况下,人性中自然流露的善和 美本无须粉饰,同时也可以和卑微、自私并存。小姑娘的笔下,人对于食物、水和生存的渴望是最真实的,例如大家对于皮斯塔允诺拿来的“面粉”的期待。为了也 能够分得三分之一的面粉,住在底楼开餐馆的夫妇甚至贡献出了几听罐头,为大家做了一顿“红烩牛肉”。但是发现皮斯塔拿来的是石膏之后,老板娘爆发了:“她 激动的神情让我都以为她发疯了,其实只是她灵魂中丑恶的一面让她整个人都变得狰狞起来,恶毒的话从她口中喷涌而出:‘你们刚才吃的不是牛肉,只不过是马 肉……加纳尔街上有匹死马,我们用从它的腿上割下来的马肉做了这顿饭。现在你们好好享受吧,好好享受你们吃进肚子里的那些烂肉……’”同样,一群人跨越死 尸,向浴室进发的场景也令人难忘:在那样的时刻,无论什么样的身份,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卑微,羞耻心都不再是问题。然而,也同样是这群人,越 是身处黑暗与威胁之中,他们就越是向往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仍然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会为一对新人的婚礼穿上像模像样的衣服,千方百计地找点礼 物,用以表达真心的祝福——皮斯塔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最困苦的时刻,他们也都还期待着向神父忏悔之后的解脱:“烛光透过泪水形成的温热水帘, 折射成七色彩虹;地窖逼仄的围墙似乎也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华丽的教堂,光线越来越绚丽灿烂,就像金黄色的阳光通过穹顶射进来。一些颤抖的声音唱着圣歌,传 入我的耳朵;一种纯粹的喜悦之情令我不禁心醉神迷。”
克 里斯蒂娜描绘的这段时光会让我们想起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一样的二战背景,一样的逃亡画面,一样平静却不乏震撼的叙事,目光也一样直指战争中的 人性。不同的只在于《法兰西组曲》是借助“上帝之眼”看出去的,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我十五岁,还不想死》则是在一个孩子的视野所及范围内,关于战争 的一幅微缩景观。但是,场面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地窖中,除了向往一顿温饱的饭菜,不是还心心念念着没有读完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吗?尽管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日记,我们已经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天赋,可以感受到她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里接受的文学教育。在这样的写作传统中,中心从来就只有一个:人。《我十五岁,还不想死》中的这群地窖房客和《法兰西组曲》中大逃亡画卷里的法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吗?的确,同样身处死亡阴影下的人的所作所为又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因 此,尽管是一个孩子的简单目光,它并没有承载非理性的仇恨。没有事先的道德评判,也没有所谓德国人和苏联人代表的“正义”抑或“非正义”的战争的区别。苏 联人曾经作为地窖中这群房客的希望存在过,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苏联人的到来并没有让布达佩斯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美丽。甚至连这些苏联士兵们,即便他 们并不比德国士兵更罪恶、更凶残,却也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更仁慈。劳德瑙先生白白将犹太人的黄色星形标志佩带在身上,苏联人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的脸上写满 了“惊讶、恐惧以及愤怒”,但竟然难免一死:虽然作为犹太人,他侥幸躲过了德国人的枪子儿,却倒在了苏联人的枪口下。而对于十五岁的“我”来说,布达佩斯 包围战的结束远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地窖生活之后,“我”和父母就开始了逃亡,先是逃到位于巴拉顿湖边的乡村小屋中,最终,三年之后,“我”的一家再次踏 上逃亡之路,只是这一次躲避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战争,而是所谓的“政治迫害”。读到这里,我们难道还能够相信,战争会随着“敌人”的失败而消失吗?
我 们因而也不会怀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的今天,在亲身经历人类历史上这一惨痛浩劫的证人都已陆续离世的今天,再重新将这段记忆呈现在人 类面前的必要性。只是,我们都知道,记忆书写相对于“经验表达”而言,永远带有强化性质。所以,“强化”些什么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式的问题,它直接 针对的是写作者的道德,进而针对的是文字和文学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才显得弥足珍贵:它是找寻关于“人”的真 相的一种努力。
或许,所谓的真相可以归结为小册子最后的一句话: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
前言
写作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本书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呈现了我少女时代严酷的生命抗争,也实现了我童年的写作梦。
布达佩斯包围战发生时,我还未满十五岁,却过早地感受了生命的沉重。战争夺去了我的童年。我把每天所见到的、所经历的种种事件记录在作业本上,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元素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包围战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五岁的我时常陷入孤独。当时我生活在巴拉顿湖(lac Balaton)边,对未来感到茫然,于是我把记录下的一切重新整理了一遍。这本书没有改动过一处标点符号、没有修改过一个修饰词,仍然保留着最初的摸样以及我少女时代稚嫩的笔触。
那时我还只是一名无名小卒,有些出版社原封不动地把我的手稿寄回给我,因此对于出版,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当时巴黎一家知名报纸每年都会颁发“纪实文学大奖”(Grand Prix Vérité)。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从我居住的城市——布鲁塞尔,把《我十五岁, 我不想死》(J’ai quinze ans et je ne veux pas mourir)的手稿寄给了他们。那年,是我获得了这一奖项。
我受邀与所有评委会成员共进午餐,心情激动不已。在那里,我还遇见了电视台与广播电台的记者,以及许多对我的作品“突然产生兴趣”的版权代理人。一位优雅的、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密切地留意着我。他向我自我介绍道:“我是克劳德·贝朗热(Claude Bellanger)。”他温柔的眼神闪着智慧的光芒,让我迷失其中,让我相信一见钟情确确实实存在。而我们之间的一见钟情延续了二十四年。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当我读到你的作品时,我觉得你是真正的作家;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定你将成为我的妻子。”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认识的这个成为我丈夫的男人,是“纪实文学大奖”(Grand Prix Vérité)的创始人,他还为维护我的作品曾与评审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几个月之后,我的书终于出版了。在题词中,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他。同样,我将这部自传的第二部分《生活不易》(Il n’est pas si facile de vivre)以及之后的其它几部作品都题献给了他。我们之间的爱超越一切。
直到我失去丈夫的时候,我才彻底变成熟。我愿意相信这世上存在另一个世界,他在那儿看着我,看着我和我们的孩子。这本由他发掘的书今天得以再版,我再次将它献给他——献给这个为我治愈战争伤痛的男人,可是他已永远无法治愈他的离去给我带来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