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畅销书作家阿兰•德波顿才情纵横、慰藉心灵之最新力作
英国刚出版一个多月就在亚马逊销量排名第二
号召大家从宗教中习得一些东西为己所用的2.0版本的无神论

《写给无神论者》
（http://t.cn/zO0BoTm）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译者：梅俊杰
定价：30元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教育

 （一）      接受何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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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北部一条繁忙的大街。在间或开有赛普利奥面包房、牙买加理发店和孟加拉外卖铺的住宅区里，座落着英国最新一所大学的校园。校园显眼处有座12层高、不对称的钢架塔楼，楼中除了一条条漆成亮紫色和黄色的走廊外，就是人文系的讲课堂和讨论室。

整个大学里，总共注册了20万名学生，他们在攻读400种课程各异的学位。人文系几个月前才由教育部长和女王的一位外甥剪彩开张，开张仪式如今铭刻在一块花岗岩石上，石板则镶嵌在离厕所不远的墙壁里。

这块石板借用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著名定义，刻着“‘举世说得最好、想得最深’的家园”。这句引语一定非常契合该所大学的心声，因为它另见于本科入学手册以及地下咖啡厅饮料机旁的壁画中。

很少有东西像教育这样深得世俗社会的青睐。自打启蒙运动以来，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便被描述为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治愈众多最严重的社会弊病，也可以借此打造一个文明、繁荣、理性的公民群体。

观察这所新大学开设的学位课程可发现，一半以上的课程旨在让本科生获得实际的技能，即工商和技术社会中职场成功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它们涉及化学、商务、微生物、法律、营销、公共健康等各科课程。

然而，人们对教育还是怀有更宏大的期望，在招生手册中可以读到，在毕业典礼上也可听到此类宏愿。根据这些抱负，高等院校并非单纯培养技术专家和工商人士的车间，它们据说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实现，那就是要把我们改造成为更优秀、更聪明、更幸福的人类。

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维多利亚时代又一位教育使命的辩护者）所言：“大学的目标不是要培养技能娴熟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换言之，再回到马修·阿诺德那里，恰当的文化教育应当在我们身上唤起“对邻居之关爱，对扫除人类混乱以及减轻人类苦难的热望”。阿诺德还补充道，按其最宏大的追求而言，教育的成果决不应当低于某种“高远的志向，要令世界在我们离开时比我们到来时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2

在此等雄心勃勃乃至牛气烘烘的宏愿后面，有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那就是澎湃之激情以及思维之模糊。很少有人清晰地表述过，教育究竟如何让学生“走近博爱和真理，远离罪恶和谬误”。人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因为这一口号广为传诵并且辞义兼美，被动地赞同这一笼统的理念，此外往往很难再有其他作为。

然而，有必要把这些高调言辞放到实地的现实中加以考察，这样做谅必不算刻薄。从伦敦北部那所现代大学人文系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下午，可以窥见某些实情。

选择这个科系并非纯属偶然，毕竟关于教育能够改造人类处境的赞美之辞都与人文学科而不是内分泌学或生物统计学相关联。正是对哲学、历史、艺术、典籍、语言和文学的学习，被认为可以产生教育体验中最为复杂微妙以及修身养性的效果。

在七楼拐角处的教室里，一组二年级历史课学生正在听讲有关18世纪法国农业改革的讲座。讲课教授已对该专题作了20年的研究，他的论点是，1742－1798年间农业产量不断减少的原因与农作物歉收关系不大，更与农用土地相对较低的价格有关，低廉的地价使得地主将自己的钱财投向了贸易而非农业。

在下一层楼古典文献课上，15个学生正在比较罗马诗人贺拉斯与彼得罗尼乌斯著作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情况。讲课教授指出，贺拉斯把自然视同为无法无天、衰朽破败，而彼得罗尼乌斯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持更悲观的态度，却因为完全对立的特征而敬重自然。或许由于通风系统出了故障而窗户又被关死，教室的气氛有点缺乏生气，似乎很少有学生能够如教授所愿跟上他的论点。须知，20年前，当教授在牛津大学以论文《欧里庇得斯“伊翁”中元叙述的格调》而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就可能已经怀揣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

大学师生们对教学内容的投入无疑是认真并感人的，问题是很难看出他们的课程内容及考试题目的方向到底与阿诺德和穆勒的理想有什么显著的关系。不管招生手册讲得多么的天花乱坠，现代大学似乎很少有兴趣向学生传授情感方面或者伦理方面的生活技能，更不会教他们如何去关爱邻居，如何令世界在自己离开时比到来时更加幸福。

例如，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要求仅限于熟悉形而上学的中心议题（实体、个体化、共相），并完成一篇有关奎因、弗雷格或普特南之意向性概念的毕业论文。英国文学专业同等级的学位则颁给那些学生，只要他们从意象和诠释的角度顺利地理解《荒原》，并且梳理清楚塞内加的戏剧理论对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发展的影响。

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按照一般套路总是把文科教育理解为获取智慧和自知之明，可是这样的目标却很少与各科指南和考试所关联的日常教学方法挂起钩来。如果按照实际所为而非信口开河来衡量，则大学所培养的大多数人只是视野狭隘的专业人员，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另外少数人文类毕业生固然在文化上知识丰富，但在伦理上却是非模糊，终日惶惶于如何穷其余生变知识为稻粮。

以上所言等于在指控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一种双重的、可能也是矛盾的使命：既要教我们如何谋生，又想教我们如何生活。而大家早已让这两个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变得模糊不堪、乏人问津。

3

谁在乎呢？凭什么我们要在一本说起来是关于宗教的书中来为大学教育的缺陷忧心忡忡呢？

一旦我们考察宗教经文教学的衰落与文化教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上述问题的理由便变得清晰起来。当宗教信仰19世纪初在欧洲开始出现裂痕时，极度痛苦的人们发问，没有了基督教的框架，民众将如何设法找到意义、理解自我、有德地行为、宽恕其同类、直面自身的死亡？一帮有影响力的人士给出答案，说可以研读文化典籍，以此来替代圣典文本，换言之，文化可以替代经文。

当时的希望是，就其指导人生、弘扬人道、抚慰心灵的能力而言，文化的效力谅必不会低于宗教（按当时理解指的是基督教）。历史、绘画、哲学思想、文学故事都可加以挖掘借以提供有关训导，而这些训导在伦理指导性和情感影响力方面应与《圣经》所传授的训导相差不远，民众应能够获得脱离了迷信包袱的意义。马可·奥勒留的箴言、薄伽丘的诗篇、瓦格纳的歌剧、特纳的绘画都可成为世俗社会的新圣物。

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先前从未被纳入正规教育的诸多科目开始进入欧洲和美国的大学课程体系。原来人们不屑一顾的文学至多只是年轻女子和康复病人的消遣对象，到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大学里已被确认为一门值得分析的严肃学问。小说和诗歌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声誉，是因为有人以为，这些文艺作品很像福音书，能够于感情激越的叙事中传达所蕴含的复杂道德启示，也因此可以触发潜移默化的心灵呼应和自我反省。乔治·戈登作为默顿文学教授，在其1922年牛津大学首场讲座中强调了天将降临之大任：“英国病了，……英国文学必须出面拯救。如我所见，教会已经失败，而社会的救治总是起效缓慢，故此，英国文学现在肩负三重使命：我觉得仍然还有娱乐功能，还有教诲功能，但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应当救治我们的心灵并且治愈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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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声称文化可以取代经文，比如，《米德尔马契》可以接过原先由赞美诗所履行的责任，叔本华的随笔可以满足原本由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所满足的需求。此番主张把打破神像与志存高远杂糅到一起，仍不免给人异乎寻常或者荒唐可笑之感。

不过，上述主张与其说它荒诞莫如说它外行。宗教在经文圣典中找到的那些特质的确经常可以在文化作品中加以发现，长篇小说和历史记述很擅长于给予道德指南和精神教化，伟大的绘画作品的确启示着我们如何追求幸福，哲学能够实用地化解我们的焦虑并且提供慰藉，文学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宗教中伦理训导相等同的东西确实散见于文化典籍之中。

既然如此，为什么文化取代宗教的观念在我们听来却还是如此怪诞呢？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文学艺术中的训导去生活，正如信仰者照着宗教的训导去生活呢？为什么无神论者就不能像信教者对待其经文圣典那样，带着同样的自发性和严格度去开发利用其文化呢？

如此设问又把我们带回到大学的影响力这个问题上，毕竟大学是现代世界里文化的首要捍卫者和生产者。阿诺德和穆勒这些放弃或者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人曾经怀有热切的、非宗教的宏大志向，而今日大学用以传播文化的方法与此等宏大志向根本就格格不入。大学在传输关于文化的事实性信息方面倒是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技能，但它们完全无意训练学生去把文化当作智慧的宝库。这里所谓“智慧”是指某种知识不仅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也是内在有益的，可以在我们面对生存的无穷挑战时给我们带来宽慰，不管挑战是来自专横跋扈的老板还是本人肝脏严重的机能障碍。

我们绝不缺乏可用来取代宗教圣典的文化材料，只是我们在用错误的方法对待这份材料。我们不愿意以足够“宗教”的方式来看待世俗文化，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将其视为人生指南之源泉。许多无神论者如此强烈地反对宗教信仰的内容，乃至他们没有能够领会其大有启发性的、至今不失有效性的总体目标，即要为我们提供关于如何生活的系统劝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