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江城》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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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姐妹篇
彼得·海斯勒纪实中国三部曲序曲
何伟“寻路中国”的起点
“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江城》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7060185/)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译者:李雪顺
出版时间:2012/2
开本: 32
装帧:平装
估计定价:36元
1月的第二天,涪陵市在城中心举行了一次公路赛。那是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全城的学校和单位为此展开了竞争。两个星期之前,傅主任问我是否可以加入学校的代表队参赛。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上次系级篮球锦标赛的风波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你要明白,”他尴尬地笑着说道,“参赛的有很多农民和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这些人不懂什么体育精神,有些人可能还比较粗野。同时,在以往的二十一届长跑比赛中,从来没有外国人参加过。他们欢迎你参加比赛,但我想情况会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看得出傅主任是怎么想的——如果不参加比赛,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对的。有那么一阵,我在考虑要不要放弃算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学期就让那次篮球锦标赛给弄到了情绪的低点。在这里,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已经够公开的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更多的人面前丢人现眼。
然而,跑步比赛没有裁判,也无需身体上的接触。当然会有人围观,不过我想再怎么我至少还能动弹动弹。这样的比赛跟美国不会差太大吧——就算有差,我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里,哪怕一次也行。于是,我告诉傅主任,我愿意参加比赛。
他解释说,所有参赛者都得进行身体检查。赛前一个星期,我来到了学校的医务室。医务室位于门球场旁的一栋低矮瓦房里,是学校在“文革”前还是一所高中时留下来的老旧建筑之一。
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检查一个项目,他都对我笑一下,说我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我一一向他道了谢。随后,他带着我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台肮脏不堪的白色盒状仪器。傅主任说:“给你做个胸部X光检查。”
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我不想做胸部X光检查,”我说。
“不会有问题的,”傅主任微笑着对我说,“非常安全。”
“我不需要做胸部X光检查,”我重申了一次,并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台脏兮兮的盒状仪器,心想: 我尤其不想做这种胸部X光检查。“为什么非得做呢?”
“每个参赛者都要做,以确保他们是健康的。”
“每个?”我问道,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两千五百多个吧。”
“他们全都要在赛前做X光检查?”
“是的,”他说道,“这是规矩。很安全的。”
这样的说法让我吃惊不已——一个人均收入仅有三百多元的小城市,竟然要求参加四公里公路跑比赛的两千五百多名参赛者每个都进行胸部X光检查。我不禁怀疑事实也许是: 学校的某些管理者也许担心我会在比赛途中倒地猝死,他们这样做是想摆脱干系。类似的命令通常由傅主任向外国人传达,他有时候既扮演翻译者的角色,也扮演过滤者的角色。这是桩苦差,当我察觉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总是为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对此我无可奈何,除非能够想到有技巧的解决之道。
我们卡在了节骨眼上。傅主任看出来,我是正儿八经地要拒绝接受胸部X光检查。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地做出让步,告诉我说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按程序来。我们就在那里站着,那位医生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两个。终于,我告诉傅主任我需要回公寓一趟,跟远在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个电话。
我试了几次,但医疗官不在办公室。我在卧室里坐了十来分钟,看了一会书,然后又回到了医务室。
“很抱歉,”我告诉他们,“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告诉我,不能做胸部X光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算了,”傅主任告诉我,“我刚刚给负责比赛的人讲了这件事,他们说如果你不做X光检查就算了。因为你是外国人,就给你破个例吧。”
为了这件麻烦事儿,我向他既道了谢,又道了歉。他也向我道了歉。我们跟医生握手道别。他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比赛何时开始,并没有预定时间。参跑者在出发区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九点整,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只有等干部们讲完话后,比赛才能开始。干部们一个接一个地叽里呱啦发表讲话,起跑线上的人们则不断地跃跃欲试。一小部分人总会抢跑,其他人则跟着反应,然后警察会把所有人叫回到起跑线上。为了暖身,我尽可能地原地小跑,同时还得摆动手肘不让人把我推开。
起跑线设在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上,那里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公园。起跑线的左侧紧靠着一道六英尺高的土坎——悬崖虽小,但已散乱剥落。起跑线右侧有一条窄窄的土路,也是为参赛者设立的唯一的安全通道。但那儿离起跑线太近了——不足四十米,根本无法在这么短距离内让参赛人群得到有效疏散。即便选手安全通过了,通道也会立马来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从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那是我这一辈子的比赛中看过的最危险的起跑部署。我真想退出比赛,一方面为我的安全考虑,但更主要是想让自己以一个看客的身份见证灾难的发生。罗伯·史密茨,那个星期前来拜访我们的另一个志愿者,他和亚当手里拿着相机,正在跑道的对面兴高采烈地等待着。
我们学校的代表队在起跑线的右端占据了一片区域,直接面对着疏散口。队里多是体育系的学生,我们跟太极制药厂,通常是最强的两支参赛队。我们所有人挤在一起,等待着起跑的那一刻。冬天的早晨有些凉意,城市的上空雾霭低垂。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还在讲话,警察要把每个人都呼拢到一块也有点困难。他们要么启动比赛,要么就让比赛自行启动,终于有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扣响了发令枪。
这就是中国。混乱,吵闹,兴奋;害怕、惊奇、激动;一大群的身体,叫喊不止,汽车鸣响,大地震颤;我们全都疯跑着,挥动臂膀不让他人近身;双腿上下翻飞,往前猛冲,全速飞奔,控制着后踢腿高度,以防跌倒;有人在土坎上跌倒,惨叫不止;其他人在第一个弯道上紧急减速,躲避着因侧滑而纷纷摔倒的不幸人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刻都得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我们像一群狂徒,在街上飞奔。在第二个弯道,我们一头向西跑上了兴华路。
路线开始顺山而上。放眼望去,依旧攒动着兴奋不已的参赛者。但我心里明白,起跑过程已经结束,我不再属于刚刚起跑的那群狂徒。跑步比赛开始后,总会有人群分散的时刻,当和一大群人一起的踏实感慢慢消褪时,你会意识到你是孤独的,你要跑的,始终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比赛。
我放慢了脚步。突然间,我感到有点疲惫。肾上腺素消退之后,我的注意力又回来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擦伤,也没有淤青,也不记得我是怎样安全冲出了起跑线的。我往四周瞥了一眼。我处在领先的那一拨人中,大概有五十来个,其他人也在狂速起跑后逐渐步入正轨。我们稳健地跑着上坡路段,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已经复苏,刚才一直近乎麻木的兴奋状态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脚下的山坡越发陡峭。警车在人群前闪动着警灯。在我们正前方接近一百米的地方,一群试图作弊的学生想要插队,警车开过,把他们赶了出去。
比赛的前半程全是上坡路。到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我已经领先了。这时我才发现,其他人差不多都不行了。赛场上有各类人员——大学生,单位职工,也有几个专业运动员。如果他们平时多一点训练,恐怕早已成了跑步的好手。但在这一刻,他们全都不行了。我很快就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赛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冲你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的强烈。
我回头看了看。我看见了所有的参赛者——一股看不到尾的人潮,一群兴奋不已的黑发狂徒。开道的警车放慢速度,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闪烁着警灯。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为的是记住这古怪而陌生的一幕。山路又变得陡峭起来,一直通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那尖尖的塔顶。街道两旁挤满了观众。经过的时候,我能够听见他们惊讶的叫喊声。他们在兴奋地交谈着,感慨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想: 今天可别来这一套。如果你们是要看离开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脚步零乱的人,身体走形的人,步子不稳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看的人,那就请看看我的身后吧。看看那些起跑时冲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时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热汗淋漓的人。别看着我——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干过,跟这一次完全没有不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规则。全部事情就两个字——跑步。
到了折返点的时候,我已经比第二名选手领先三十秒了。那以后的路程,我跑得更加轻松。后半程全是下坡路。因为是原路返回,一路上我和所有选手都打了个照面。几个不太疲乏的队员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丝毫没有令我心烦,因为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闲庭信步一般。
比赛获胜,我赢得了两套涤纶运动装的奖励,两套都太小了,不过在前胸上印有“涪陵”两字,颇令人自豪。我还得到了一张奖状,证明“何伟同志”——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中获奖。主办方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额外嘉奖五元。另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元五角的体检补助。我不禁想,如果我答应做一下胸部X光检查,他们会给我补助多少呢。加起来,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六块半,够吃两个星期的面条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则用了整个头版来报道这次比赛。他们报道说,来自密苏里州的美籍教师H·艾斯勒参加了比赛,并详细报道了我在起跑前的热身方式。他们报道了我率先冲过终点时,我所在的大学代表队激动万分的场面。他们还引述了另一位获胜选手的原话,他是一位来自药厂的年轻人,他说:“如果是刚退伍那阵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我一定能打败那个外国人。”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西南武校的一位老师说道:“老外抢了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潜心锻炼、科学锻炼、刻苦锻炼,我们才有成为冠军的那一天。”
尽管并不意外,这也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反应。在涪陵,爱国主义精神无处不在,只不过体育运动让这种精神变得尤为强烈而已。因此,上次的篮球比赛才会以失败收场。有时候我会想,参加跑步比赛会不会是个馊主意。“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几个朋友觉得,至少我不应该全力争取第一。可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使劲拼命,就像比赛中的很多人那样,我没理由要把涪陵人当成小孩子来对待。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我还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在语言上我挺费劲,但总还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们的反应是耻辱羞愧,那只能说非常不幸,不过,如果他们对我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我觉得,奖状上把我称为“何伟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信号。
比赛过后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辅导课,刚一开始她就笑了起来。
“我在系里的公示牌上看到,你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胜了!”她说道,“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咋没有跟我说起过呢?”
“不是什么大事,”我回答道,“实际上,我跑得不算太快。”
“不,很快!”她说。因为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假谦虚了一番,这令她愈加高兴。“这是场大赛——就整个涪陵而言,你是跑得最快的人哦!”
“也许还有比我更好的运动员没有参加吧,”我说道,“你知道,王军霞就比我跑得快。”
王军霞是中国的女子长跑运动员,最近刚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和银牌,引述这样的事例让廖老师越发欣喜不已。她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接着我们就转到如何道别那一章学习起来。或许是我的表现超乎寻常地好,又或许是她的心绪特别宽容;总之那一天她一句“不对”也没有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