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的彼得·海斯勒
我曾经幸福地生活在中国
转自2012-02-06  新金融观察报  文：李香玉

《寻路中国》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在三岔和魏嘉一起嬉戏

　　初看《寻路中国》的书名，会以为这是一本背包客写下的旅行读物。还好有个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给了读者一点提示，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旅行读物，或者说根本不是一本旅行读物。它的作者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是何伟。他是记者，更是一位作家。《寻路中国》这本书讲述了他驾车漫游中国内地的经历。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了半个地球。1996年，何伟再次来到中国，在西南的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在中国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他不停地观察和记录中国的变化，观察角度很细、很深，他融入了中国，习惯了中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和许多中国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2001年夏天，他考取了中国驾照，此后的7年中，他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

　　《寻路中国》是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彼得·海斯勒的笔下是真实的中国，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他用白描般细致流畅的笔触、用纪录片般冷静而温情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中国近十年来转型期间日复一日的变化。近日，身在埃及的彼得·海斯勒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专访。

　　钟情不预设的采访

　　新金融：1994年，首次中国之行前，你对中国并不感兴趣。在那次旅行后，你却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希望能在中国生活。是什么让你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彼得·海斯勒：我一直想去国外生活，欧洲、美国以外的某个地方，一个与我所熟悉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这对身为作家的我是有益的，它能帮我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所以在大学时我就申请加入了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当时他们打算派我去非洲，但我得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决定暂时推迟加入“和平队”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始终有个信念，就是一定会坚持到底。之后我选择离开牛津大学周游世界，游历了东欧和亚洲的十二三个国家。在“和平队”我怀着一个深挚的愿望：如果我喜欢上某个地方我就会努力再回到那里。终于，中国吸引了我，对我而言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地方。

　　我一直有个朴素的想法就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当时我还没有选择好去哪里，到了中国以后我的想法就逐渐清晰了。

　　新金融：你以开放的心态踏上驾车之旅，不预定日程，不安排访谈，不限定主题。你觉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经常以这种方式做采访。我喜欢用开放的眼光去自然地表达我的所见所闻。否则，采访的内容可能出现偏颇。如果你针对同种类型的人安排一系列采访，那么你自然而言就会相信那一类人是重要的，然后你只能听进同样的观点。有时，不预设是有优势的。

　　偶尔我会把这种情况与考古学的研究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考古学家们在河南省安阳进行了大量挖掘。因此，他们自然得出结论——那里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考古学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考察。他们开始到四川、湖南等地进行挖掘。随后他们便意识到，中国其他地方其实开发得也很早。

　　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比如你只在北京和上海做调查，你自然会认为那里是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地方。如果你只和中国的大学生聊天，那么你就会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代表整个国家的。

　　新金融：在旅行中，你有没有拍摄大量的照片？如果有的话，你考虑过选择一些照片做这本书的插图吗？

　　彼得·海斯勒：我拍了一些照片供参考。遗憾的是在第一阶段的旅程中，我还没有数码相机，所以我的照片，编辑们很难采用。为了第二阶段的旅程，我买了数码相机，所以从那时起我的旅行有了照片。但也不是太多。我尽可能多拍摄一些照片，但我始终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与常规的记者也是有差异的。人不可能在两个领域拥有同样高的水平，大家所专注的东西是不尽相同的。

　　我喜欢拍摄中国西部的风景，戈壁滩上空旷的路，还有从甘肃到青海的穿越。在汉长城拍的照片，是如此美丽和令人惊讶。我待在那儿一整天竟一个人也没有遇见。

　　新金融：按常理，在中国如果写一个人的故事，需要跟他交往好长时间，他才会慢慢告诉你他的故事。在你和中国人的交往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觉得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时会更放得开些，因为对外国人感到陌生。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并且生活在中国，你就会体会到你往往吸引那些与常人不太一样的人。在涪陵时我就有很多这样的体会。这在自驾游的路上虽不太常见，但却仍然存在。

　　当我驾车的时候，人们看到我往往会有一点吃惊，而且有时他们似乎想跟我说话。自驾游是我与中国人的一种互动。我记录三岔、丽水，是因为它们很典型，具有代表性。我从魏家或罗师傅那里学到的东西，需要我花大量时间与他们相处。因此，主要的问题是耐心。你不能指望迅速有效地学习一切。但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在中国写作好多年了，所以我知道如何变得有耐心。

　　从微小处展现宏大

　　新金融：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中，你既是一个你所记录的生活的参与者，也是一个那些生活的旁观者。在写书过程中，你如何自如地游弋在这两个身份之间？

　　彼得·海斯勒：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我已经熟悉了这种关系。这在《江城》中，我就指出来了。我意识到自己非常深入地参与了当地的生活，但也有自我的部分，隐藏一些个性，有那么一点点独立。在那本书中我将自己描述为两个人：我是彼得·海斯勒，我也是何伟。何伟是那个在涪陵生活和支教的人，彼得·海斯勒是那个坐下来写作的人。我渐渐适应了这些身份，并意识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身为作家，我愿意游弋于亲密和距离之间。当我回到美国，写下我生活过的地方——科罗拉多州，我的感受是同样的。我已经离开美国太长时间了，算是一个局外人，我不完全理解美国。我的观念在中国被改变了。我认为这能使自己在美国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作家。

　　新金融：你在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彼得·海斯勒：我觉得部分缘于我自己的真实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感觉到更力，这是一种兴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经常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抑或是变得不太满意。但我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人们有足够的金钱和物质财富，他们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生活的深层意义。

　　新金融：三岔，是你观察中国农村的一个落脚点，选择三岔的理由有哪些？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效果？

　　彼得·海斯勒：开始在三岔租房有我个人的原因，我只是想定期脱离北京的城市生活，去接近美丽的乡村。最初我并没有把三岔作为一个研究或写作的对象，只是认为那里可能是一个可以安静独处的地方。但结果它却给了我不同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另一个原因，我觉得与北京建立起某种联系越来越难。因为城市是如此之大。我需要一个较小的地方，这更能让我有家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多年在涪陵以及在“和平队”的经历，使我往往倾向于一些小地方，这也是我深入丽水考察的原因。甚至在北京，我也是喜欢住在小胡同附近。

　　新金融：大部分读者尤其喜欢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甚至一些网友读了你的书以后，亲自到魏子淇的“长城驿站”实地考察了，当然他们一定会和魏家人聊起你。还会到你曾住过的房子去看看。对此，你有什么感受？

　　彼得·海斯勒：人们当然可以去三岔参观。我希望不要因此打扰村民的生活就好。在这本书出版前我把草稿给魏家人，看看是否有什么可能妨碍他们的地方。因为，中文版与美国版相比有一些小的差异。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人们了解、参观三岔提供帮助，也希望这种写作方式会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在三岔以及涪陵的中国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带来帮助。曾经，我因为我的书和故事不是出版在中国而感到不高兴，但幸运的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对大家都好，更使我感受到了身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新金融：三岔和丽水的故事都涉及了农村的城市化。在你眼里，中国人个体对城市化变革的应对是怎样一种状态？

　　彼得·海斯勒：我认为，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迁移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现象。城市化是一件看起来了不起的事情，但人们需要调整生活方式同时也接触很多新的东西。这种过渡很难，虽然有一些小人物不被尊重或被视为不重要，但他们的确为此做出了奉献。我与他们一起交流时，灵感就会被激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在自己的三本书中都写他们的一个原因。

　　中国，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新金融：你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三本书，在美国和中国都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你认为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其中有些是发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而已。我出现在中国时，这个国家已经很开放，可以接受像我这样的外国作家。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我有良好的写作老师，而且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伟大的会讲故事的人，一个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观察力敏锐的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教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新金融：你的妻子是中国人，而且曾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在你写中国和中国人的时候，妻子的意见对你影响大吗？

　　彼得·海斯勒：实际上，我的妻子出生于美国，也是在那里上的学。像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人的孩子一样，缘于以前的文化，她虽然有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和特点，但实际上她更像美国人。  

　　我们从2003年开始约会，那时我在中国生活并针对中国写作已达七年之久，我已经完成了对“江城”、“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即将进入写作状态。所以说，关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她对我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影响。我们认识之前，她也已是一位作家，同样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身为作家，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发展的。

　　但我们都能够通过对方了解一些有关中国和写作的东西，这当然是很有益的。她中文比我强得多，有不明白的我会问她。

　　新金融：你在中国生活、旅行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中国是我长大成人、并成长为作家的地方。这些经验是我成就现在自己的一个基础。回顾我的生命，基本有两个主要时期，即来到中国的前后。可见在中国生活、旅行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生命中的关键时期，我会永远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期间，我真正长大了，并认识到在现有的能力之下我该做些什么。

　　新金融：身为一个作家，你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刺激。你要去新的地方，有新的生活，新的名字，新的背景，比如现在你生活在了埃及。你说过几年还会再回到中国。中国吸引你再回来的地方是什么？将来你们全家会选择定居中国吗？

　　彼得·海斯勒：我不大确定是否会定居中国，但我想住的地方在中国西南部，我已经花了很多年在北京，我觉得在中国的内陆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或许会再次回到四川。那时我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所以还必须考虑这一点。

　　但我和妻子都非常高兴已经花了一些时间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正如我们相信会幸福地回归中国一样。就个人而言，我可以一直或多或少的幸福地生活在中国。但身为一个作家，我需要寻找新的题材。不过我很高兴我已经这样做了，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写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故事，关于美国或其他地方的。我也感觉到埃及同样会教给我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