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的……

 

    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们在厨房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剥开了一个柚子。“大先生”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袜子和凉鞋 —对他这样的穿着打扮，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他端过盘子。

    他说：“来，吃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霍奇金氏症：一种淋巴癌，为淋巴腺恶性肿瘤。)，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 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 —“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 ”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 ·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

    我开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见面 —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无望地寻找着某封来信。有时候，我会直接从底特律飞到费城。但更多时候，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在纽约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从纽约乘火车赶往那里。我到的时候，通常是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会面也可以被称为小规模的礼拜，如果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礼拜的话。

    我的朋友们对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交往纷纷表示了好奇，或者是不相信。

    “你去他家，就像去任何普通人家里一样吗？”

    “你不害怕吗？”

    “你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祈祷呢？”

    “你真的和他讨论他的悼词吗？那不是很怪异吗？”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事还真的有些不同寻常。其实，在数次拜访之后，不去也可以了，因为我要为悼词而搜集到的信息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再见他，了解他最新的情况，这样才能确保我的描述准确地反映他是怎样一个人。哦，好吧，还有其他原因。他在我心中激起了长久以来处于沉睡状态的某种东西。他一直在颂扬他称之为“美丽的信仰”的东西。如果其他人这么说，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最好能够躲得远远的。但看到他在这个年纪仍旧如此 —该怎么说来着？—喜悦，让我觉得了解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信仰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很多，但对他来说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信仰给了他一颗平和的心。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拜访他。我们交谈。我们欢笑。我们读了他过去的一些布道辞，讨论了它们放在当下是否还有意义。我发现我对“大先生”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他有那种本事，当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止了，你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他才能做好他的工作。

    也或许是这份工作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

 

    不过现在，他更多的是听，而不是讲。他已经从“资深拉比”的位置上退休，会议和文件处理工作减少了很多。不像他刚刚到的时候，现在这个教会基本上可以很好地“自转”了。

    现实的情况是，他完全可以搬到更暖和一点的地方去过晚年，比如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曾去迈阿密参加过退休人士的会议，当他发现很多退了休的老同事移居到那里的时候，感觉非常困惑。

    “你们怎么能够离开你们的教会呢？”他问。他们回答说不能够站在讲坛上，或者是新来的拉比并不喜欢他们还常常出现在教堂里，那种感觉不好受。

    “大先生”经常说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最大的威胁就是“自我”意识。他显然没有这种受伤的感觉。退休之后，他自觉地从大办公室搬到了小办公室。一个安息日的早晨，他离开了讲坛上他最喜欢的一个位子，悄悄坐到后排他夫人的边上。整个教会为之震惊。

    像约翰·亚当斯(约翰 ·亚当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去农庄务农一样，

    “大先生”也隐退于人群之中。

 

“大先生”一九五八年的一份布道辞

    一个小女孩带着她在学校里画的一幅画回到家。她蹦蹦跳

    跳走进厨房。厨房里她妈妈正在准备晚饭。她一边挥舞着图画，一边叫嚷着：“妈妈，你猜猜？”妈妈没有抬头。她仍旧埋首于锅碗瓢盆之间，只是问：“怎么了？”

    “猜猜么？”孩子重复道，依旧挥舞着图画。

    “怎么啦？”母亲依旧在摆弄餐盘。

    “妈妈，你没有听我说话。”

    “宝贝，我听着呢。”

    “可是妈妈，你没有用你的眼睛来听。”孩子回答。

 

亨利的故事 

    他先是被关在了东河中的里克斯岛上，靠近拉瓜迪亚机场跑道。监狱离家不远，只有几英里而已，这让亨利更加痛苦，因为这等于在提醒他，他的愚蠢让他有家回不得，只能在高墙之后度日。

    在里克斯监狱服刑期间，他目睹了他这辈子都不愿再回想的情形。他看到了囚犯们是如何滥用暴力，互相殴打。攻击者会用毯子裹住挨打的人的头，这样被打的就看不到发起攻击的人的脸。有一次，有个家伙和亨利发生了争执，他走进亨利的房间，对着亨利的脸就是一拳。两周后，同样还是这个人，又试图用一把磨利的叉子扎亨利。

    这个时期，亨利满脑子想到就是要证明他是无辜的，但那有什么用呢？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过了一个月左右，亨利被送进了纽约州北部，一级戒备的阿尔米拉劳教所。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无法入睡，每天不停地抽烟。一个炎热的晚上，他满身大汗地醒来，爬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凉水。睡意退去，他看到了牢房的铁门，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他跌坐到自己的床上，哭了。

    那个晚上，亨利问上帝为什么让他长大，为什么不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让他死去。朦胧中有一道光闪过，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圣经》上。他打开《圣经》，翻到的是《约伯记》中约伯诅咒自己的诞生日。那是第一次他感觉到上帝在和他对话。但是他没有听。

 

六月

社区 

    吃完蜜柚，“大先生”和我转移到他的书房。书房里依旧非常杂乱，到处都是箱子、纸、信和文件。如果精神更好一点，他会提议我们去户外走走，因为他喜欢到小区里散散步，但他也承认，自己对邻居越来越不熟悉了。

    “我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时候， ”“大先生”开始回忆，“大家都认识大家。一栋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照顾。

    “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饿。有一辆装着水果和蔬菜的大卡车停在我们楼前。我用身子去撞车子，希望能够掉个苹果下来，而且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偷窃。

    “突然，我听到有个声音从天上对我喊，而且说的是犹太语，那声音说： ‘阿尔伯特，不可以。 ’我跳了起来。我以为是上帝在对我说话。”

    那是谁呢？我问。“是我们楼上的一个女邻居。”我笑出声来。这和上帝也差得远了点。“不，但是，米奇，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活在对方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要跌倒了，边上会有人可以扶他一把。”“这就是一个教会存在的核心意义。我们所谓的 Kehillah Kedosha —一个神圣的社区。我们正在失去它。大型郊外生活区的出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每个人都有无数事情要做。你还怎么能够帮到你的邻居呢？一家人能够凑齐了坐下来吃顿饭就不错了。”

    他边说边摇头。总体来说，“大先生”不是个落伍的人。但我明显看出他显然不喜欢这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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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算已经退休了，“大先生”还是有办法维护他神圣的社区。他常常会拿起那本写得有些凌乱的通讯录，戴上眼镜，按下一个个电话号码。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是孙辈送他的礼物，有着巨大的黑白色数字键盘，这样他拨起号码来就比较容易。

    “你……好，”“这是阿尔伯特 刘易斯，我找……”

    他会说，他总是记得别人的大日子 —纪念日，退休日 —并在这些日子给别人电话。他还给那些生病的人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喜乐哀怒。

    他特别留意给教会里那些最年长的教友打电话，因为，“这会让他们有归属感，”他说。

我想，他说的“他们”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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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个人交流，但这些交流不是通过邮件就是通过短消息。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黑莓手机。我和别人的对话都非常简短：“明天再通电话”，或者是“到时候见”。我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大先生”不搞这种简单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他说：“在电子邮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出问题？他们可以写任何东西。我要看见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又听不到他们，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

    他呼了口气。

    “当然，想当初……”他说。

    他突然唱了起来：

    “想当初……我会挨家挨户去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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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到我们住的那条街来拜访的情形。我曾记得拉开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车停在屋子前。当然，那个时候，医生上门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门口。没有人安装家庭报警系统。

    当人们经历丧亲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业，“大先生”都会登门造访。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丢了工作，为上帝工作的人能够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励你，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种想法就算没有侵犯隐私之疑，至少也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人愿意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

    你现在还家访吗？我问。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他回答。

    那有没有不是你教会里的成员给你打电话的？

    “当然。实际上，就在两个星期前，我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有个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见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难。她后面坐着一位男士。他问我：‘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说话。’

    “他生气了。‘看看她，她能说话吗？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我无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过了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是的。‘那你能活活看着她死去吗？’我回答：‘不，只要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我都会争取。’

    “我们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最后我说，‘你能让我为你的妻子做个祷告吗？’他表示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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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摇了摇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谈是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了吗？我问。

    “嗯，不算很清楚。不过，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在这家医院里碰到过的一个护士。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双目相对的时候，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等等，一个基督徒给一个犹太拉比打电话？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帮助他。”

    她还真是够有胆量的。

    “是的，”“还有很多很多爱。

    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