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黄铜皮信箱一旦被塞满了信件，就会嘴角上扬。有一天，我发现它又咧嘴大笑，原来有人把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一份秘密会议记录偷偷地塞了进来②。

    舆论对杰克·沃纳的龌龊交易紧咬不放，沃纳本人和国际足联不得不出面。他灵机一动：向道德委员会“自首”，以避开枪林弹雨般的指责。委员会翻起了搁置多年的道德准则，开会裁决沃纳是否对这一套行为规范坚持不渝。根据道德准则，国际足联成员不能为了一己之利而滥用职权，应当主动申报自己的商业行为，并以诚实守信作为行事标准。准则特别提到，球票不可以被加价出售或是与其他服务打包出售。

    杰克有道德问题吗？他违反了规定吗？

    2006年2月15日，在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厅，道德委员会就杰克的诈骗行为进行了讨论——杰克本人也在场。土耳其的舍内斯·埃尔齐克担任会议的主席，来自各个洲际足联的七个大男人围坐一桌。忽然，布拉特主席破门而入，在逗留了几分钟后，又扬长而去，但他把秘书长乌尔斯·林西、宣传机器马库斯·西格勒以及首席律师海因茨·塔恩勒留下镇场，以确保万无一失，不出乱子。

    根据那份塞到我信箱里的会议记录，沃纳承认说自己的辛保罗公司在过去19年里一直经营着国际足联的球票业务。他也坦承这个公司归他、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所有，并由其中的一个儿子负责打理。

    那么关于他囤积球票、高价卖出的那些指控呢？杰克大呼冤枉，并声称，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人正在对他玩弄政治阴谋，而这些恶意指控就是迫害他的罪行。

    那谁是这场政治阴谋的幕后黑手？沃纳居然指名道姓说是我！

    会议主席埃尔齐克立马驳回了这段关于政治阴谋的谬论。沃纳居然还在贩卖门票，埃尔齐克表示自己对此感到震惊，于是他提议与会者认定沃纳“损害公众利益”。穆罕默德·本·哈曼的看法一致，认为沃纳的行为有失体统，“堂堂国际足联的副主席不应该贩卖世界杯的门票”。澳大利亚的莱斯·穆雷把它称作“一起严重事件”，而且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因此他们不能坐视不管。来自乌拉圭的胡安·佩德罗·达米亚尼对此表示赞成。在过去的19年里，沃纳一直都在从事不道德的勾当，法国的多米尼克·罗歇托插话说，沃纳必须遵守规定。

    有一名与会者唱起了反调，他是来自纽约的律师伯顿·K·海姆斯（他的委员席位正是来自杰克·沃纳的提名）。他辩解说自己并不是在帮沃纳说话——但其实他帮得不亦乐乎。根据这份会议记录的描述，他在会上表示：“这显然是当地的一次政治斗争。”就算要判定沃纳损害公众利益，在国际足联的规章里也找不到这个罪名。再说，“即便他（沃纳）做了人们所说的这些事情，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违反了国际足联的《道德规范》。”这一切都是误会所致。

    多谢你的提醒，海姆斯先生，其他人说了几句客套话，随后拟定了一份新闻稿，指出沃纳违反了国际足联章程，因而提请执行委员会对他做出处罚。执委会会议将在3月中旬召开，沃纳面临着停职的危险，甚至还有可能被赶出国际足联。

    在打发了沃纳之后，秘书长乌尔斯·林西建议把柏林记者延斯·魏因赖希列为不受欢迎之人——就如同我一样。在2005年11月某个清晨，地方法官托马斯·希尔德布兰对桑尼丘进行了突然袭击，搜走了国际足联的财务记录，魏因赖希一直在对这件事刨根问底，这让乌尔斯·林西耿耿于怀。魏因赖希在德国德高望重，而且4个月后世界杯就要在那里召开，道德委员想必会投鼠忌器，把种种幼稚可笑的新闻管制踢到一边吧？

    恰恰相反，这份记录写道：“委员会一致同意秘书长的提议，并将此事交由执行委员会审批。”

    当这个提议送到布拉特的手上时，他认为这样做将会给德国世界杯带来诸多麻烦，所以拒绝把它列入下次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林西被晾在了一边，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我对这份会议记录看了又看，觉得这正是球迷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国际足联不是承诺过要“透明公开”吗？于是我把它传到了我的网站上。

    一个月后，执委会在苏黎世召开会议——但沃纳以不变应万变。他说，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我已经卖掉了股票，不再拥有那个公司。于是沃纳的嫌疑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谨照国际足联的指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审计球票的销售状况①，而杰克的火爆业绩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订到了900张英格兰队首轮比赛的门票，又把1500张门票卖给了一家墨西哥公司。接着，他们答应给日本提供3000张门票，这个数目多得让人匪夷所思。所有这些订单都是出自哈伊梅·拜罗姆和恩里克·拜罗姆之手，两兄弟设在曼彻斯特的公司与国际足联签有合同，负责世界杯球票的分配。达里安·沃纳与英国的拜罗姆兄弟你来我往，频繁交易，但辛保罗公司到底赚了多少钱呢？

    就在本书的第一版付印之时，我加盟了BBC的主打时事节目“全景”，旨在对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深挖细查。我们花了几周时间在瑞士拍摄节目，然后于2006年5月转战加勒比海，打算对杰克·沃纳的足球帝国一探究竟①。不过他一口回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我们获悉，身为联合民族大会党副魁的杰克将会在一个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政党正处在危急关头，三周前，来自联合民族大会党(UNC)的前国家总理巴塞奥·潘迪由于腐败问题，被判两年苦役，因此这个政党亟需振作士气。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南部城镇里奥克拉罗的集市广场上，几百位UNC的支持者顶着夜间的潮湿闷热，聚集在灯火通明的讲台周围。在广场外的人行道上，“全景”摄制组正等待沃纳的出现，摄制组包括一位负责望风的兄弟，两名摄像人员，当然还有我。沃纳的豪华轿车缓缓停下，他走出轿车，向集市走去。我赶紧上前致意。

    “晚上好，沃纳先生。我是安德鲁·詹宁斯，来自BBC的“全景”节目。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吗？”沃纳无动于衷，继续迈步向前。

    我又问了一遍。

    “您觉得您可以从今年的世界杯门票销售中赚到多少钱？”沃纳停下脚步，瞪了我一眼，然后擦身而过，嘴里吐出一句：“你他×的滚！”我们只好识趣地走开。

    我们在黑夜下驱车离去。而在集市的广场中，杰克跨步登上讲台。几百名士气低落的支持者竖起了耳朵，期待聆听一通鼓舞人心的宣言，或是批评政府的言论。然而，杰克的慷慨陈词让在场的听众摸不着头脑：“绝不能容许有外国人，特别是白种的外国人，跑到我们国家来对我肆意骚扰、威胁恐吓，乃至摆布侮辱。”②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同种族的人杂居相处，融为一炉，这一点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骄傲无比。你无法凭借一个人的肤色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这里就像一个联合国。在这个国家，制造种族纠纷被认为是无赖之举，更严重的是，这也是对国家精神的一种亵渎。沃纳的爆口一经当地的电视新闻播出，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一片尴尬之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走到我们跟前，为沃纳的丑态向我们道歉。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们完全不必为安全担心。沃纳越是羞辱我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老百姓就越是给予我们温暖和支持。有些人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蛮横无礼、满嘴喷粪的杰克，但是这次他做得有点过头了。

    事实证明，杰克的发飙并不是没有原因。不过我当时并不知情，但杰克却已经得到消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人员正在步步紧逼。（离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后，我得到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机密报告，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爆一些内幕。）早在2006年3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彼得·科茨和克里斯汀·温特从瑞士飞往曼彻斯特，以便向拜罗姆兄弟了解情况，这时达里安·沃纳半路杀出，他保证自己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科茨与温特向他索要一些具体的文件。当然，没问题，他说。但这些文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要看的话就得劳驾你们亲自跑一趟。

    一个星期后，调查员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希尔顿酒店坐等那些承诺提供的文件。达里安再度现身，但他只交出了一份文件，便不肯再多给。科茨与温特提醒他，按照辛保罗公司与国际足联所签订的合同，他必须提供审计员所要求出示的任何材料。达里安顶道，国际足联应该提出正式申请，然后，他还要征询当地法律部门的意见，看看自己有无遵守的必要。但这还不是全部。

    随后，调查人员在2006年4月11日向乌尔斯·林西作了汇报，报告中，他们援引了达里安的说法：“他之所以回绝了提交更多材料（的要求），乃是基于以下事实，即他过去曾经做过类似的业务。”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大惊小怪？我们和国际足联一直就是这样干。调查人员表示，达里安声称如果他没有把握可以拿到这些门票，他就不会这样干。这也就是说，达里安百分之百相信国际足联会把这些票给他，因为它们一贯如此。

    因此，还在我和“全景”节目摄制组飞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前，杰克·沃纳已经是一只惊弓之鸟。后来，我有幸看到了他的一些电子邮件，才知道让他心神不宁的不光是辛保罗公司手上的大笔门票订单，他还在为自己私人预订的那些门票提心吊胆。沃纳当时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三思而行，设法把这些订单原数退回。

    在5月初（说来也巧，也就是他与我和我的“全景”摄制组在里奥克拉罗集市广场遭遇的几小时之前），杰克·沃纳给拜罗姆兄弟一连发了数封邮件，要求取消自己名下的门票订单。

    哈伊梅回复说：“您确定？”

    沃纳回道：“我要正式提醒您注意，对于我个人预订的这些世界杯门票，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请注意，这是我的最终决定，即使我已经付了款，我也愿意承担损失。”他把这份邮件转发给了乌尔斯·林西、查克·布雷泽以及热罗姆·尚帕涅，仿佛是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因此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面对四面楚歌，沃纳正着急上火地做着亡羊补牢的工作。他挺身而出，准备在政治集会上大秀一把，哦，天那，居然碰到了“全景”和我这个老头，开口就问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怜的沃纳，也难怪他会出言不逊，让我一滚了之。

    在里奥克拉罗的那天晚上，我并不知道杰克与科茨、温特以及拜罗姆兄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正在追踪另一条线索。还记得杰克·沃纳曾说自己不再拥有辛保罗公司吗？我想知道的是，难道他真的已经慌不择路，如此匆忙地和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公司一刀两断？我去了一趟政府机关，找到了辛保罗公司的登记文件。文件显示，沃纳和他的妻子毛琳在2006年3月6日把他们的股份转卖给了两位女士，一位是兽医普林斯·罗斯·坎贝尔，另一位是家庭主妇玛格丽特·弗莱彻。这两位女士给出的地址都一样：巴拉塔里亚镇，基彻纳大道177号。

    一位兽医和一位主妇？对于旅行业务、航空公司、连锁酒店以及折扣处理这些事儿，她们七窍能通几窍？她们哪里来的钱买下这个肥得流油的公司？我拨通了她们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我了解到她就是弗莱彻女士，但当我向她询问关于辛保罗公司的事情时，电话立刻被挂断了。我又打了过去，这次接电话的换成了一个男人。他说弗莱彻女士“不在”，然后电话又断了。10分钟后，踏着落日的余晖，我来到基彻纳大道177号，这是一栋朴实无华的平房，在院子门口，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和邻居唠着家常。

    我上前问道：“是弗莱彻女士吗？”只见她把身子一转，沿着花园小径撒腿就跑，转瞬之间，人已经跑回屋内，大门也关得严严实实。我抬眼望去，就连客厅的窗帘都刷的一声给拉上了。

    这两位女士的确都持有辛保罗公司的股份。但公司秘书仍然是帕特丽夏·莫德斯特，杰克·沃纳的私人助理。在登记文件中，她给出的地址是：西班牙港，爱德华街113号，这正是沃纳的办公室。达里安依旧是公司的常务董事，继续干着将门票和客房打包出售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