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个头高大、留着胡须，瞧上去好像能把一条狼摔倒在地，可那只是外表给人的假象，实际上他性情和蔼，像牧师一般耐心。若是在从前，别人没准儿会把他当成一个静谧的乡下教区里的副牧师，在自家花园里养着蜜蜂和一只乌龟。虽然他并没有多少信仰，却十分真挚地为病人和遇到麻烦的人排忧解难。在诊疗室里，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摆着一盘夹馅面包，他坦承自己对这种面包喜爱得几乎上瘾。他的眼神很慈祥，就像一位愿意听别人吐露最令人难堪的心事的人。即使是最最古怪的想法似乎也不会令他大惊小怪、做出招致令对方难堪的评判。我心中暗暗萌生一种迷乱的念头，竟然希望他能成为我的父亲。

    西蒙斯每周用去三天时间在家里接待来访者，其余两天则用来走访附近的工商企业，替即将被解雇的工人出主意，或为不堪重负的经理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为失业者举办励志座谈会、为他们安排心理测试，帮助他们准备面试。他也曾在大学生就业洽谈会上与毕业生讨论如何为就业做准备。

    我们达成一致，我将在今后几周内观察西蒙斯的工作方法。我要同他一道出去走访，在办公室里借助视频监视器观察他如何为来访者提供咨询服务（须有必要的许可）。作为我的报答，他只是要我为他推荐一位与出版商打交道的文稿代理人。

    三天后，我躲藏在那间作书房用的、小的像一只橱柜似的屋里，观察监视器黑白屏幕上显示的隔壁诊疗室里的活动。当天的第一位来访者已开始概述她的生平和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她的态度有几分拘谨，也有几分坦诚。我身边堆满顶到天花板的一叠叠文件和卷宗，地上撇着一个装有西蒙斯的运动衣的袋子，刚刚穿过的运动鞋散发出强烈的臭味儿。借助监视器上的扩音器，我听得到那个来访者说话，但透过墙壁传过来的声音更直接。这是明澈透亮、发音十分清晰的英格兰人的口音，或许她在泰晤士河畔的瓦尔顿长大、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历史专业。透过门缝，我看得到这位来访者的外衣挂在厅里，那是一件昂贵的蓝色山羊绒外套，上面有水点般的图案。边上还放着一只薄薄的皮公文包。

    谈话中，西蒙斯的这位客户曾三次打断对自己趣闻轶事的陈述，猛地向后捋捋头发说：“真抱歉。这一定非常枯燥乏味。”仿佛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西蒙斯平静地回答道：“我坐在这儿正是为了听你倾诉的。”二十分钟后，像长辈似慈爱的西蒙斯压低声音，几乎耳语般地问道：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使昔日那个天真快乐的女孩完全变了一个人？至此，37岁的卡萝毫无先兆地啜泣起来，她是一位税务律师，在英格兰银行附近的写字楼里领导一个部门，手下有45个人。西蒙斯亲切地望着她。窗外，邻居的猫儿正在绕着鲤鱼池漫步。

    卡萝走后，西蒙斯扔掉一大堆用过的纸巾、将长沙发上的垫子扯平展。他认为困扰着那些咨询者的最常见、最无益的错觉就是，他们自以为在成长过程中，早在获得学位、成家、买房、跻身于律师事务所高层之前本应凭直觉知道应该怎样妥当生活。他们始终饱受一个萦绕在心头的念头折磨，即由于自己的错误或犯傻，他们已经与本该从事的“事业”交臂失之。

    “事业”这个古怪而又不合适宜的词儿在中世纪开始在基督教世界流行，原本指的是人们突然得到旨意，要他们依照耶稣的教诲身体力行。西蒙斯坚信，这个概念的世俗版本一直延续在现代，它总会用一种期望折磨我们，即生活的意义总会在某一时刻以现成的、确定的形式显现出来，这种意义随即会使我们从此不再受迷惘、妒忌和懊悔的侵扰。

    西蒙斯更喜欢引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在《动机与人格》中的一句话，他把这句格言钉在洗手间里：“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是难以取得的、心理上的成功。”

    下星期卡萝再度来访，穿着绿裙子和体恤衫，显得年轻了十岁。西蒙斯首先为屋里的气味不好表示一番歉意（他的太太正在烹制掺入奶酪皮的大头菜泥），然后建议她交一篇小文章。他在她面前摆上三张已写出标题为“我喜欢的东西”的纸张，给她10分钟，让她列出一张想得到的东西的清单，从伟大庄重的到琐屑不堪的。随即他便起身出去端柠檬干姜红茶，弗罗伊德不赞成心理治疗师与病人交往过于密切，他始终反对这个观点。

    卡萝在纸上写字儿，不时停下来眺望窗外。她表现出一种强壮的，甚至是男性的美。看到她的人或许会联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驻乌干达的某位中级殖民官员的妻子。

    西蒙斯明白，仅仅与人们直接讨论喜欢做什么无助于引导他们从事更令人愉快的职业。多数前来咨询他的人过于关注金钱和社会地位，他们早已丧失就择业问题做一番认真思考的能力。他想让他们回到基本准则上来，围绕那些令他们高兴、激动的因素做些自由联想，并不企图刻板地为他们设定一个求职的框架。

    西蒙斯喜欢一个隐喻：在发掘自己的能力的过程中，前来咨询他的人必须像带着金属探测器走过一块地面的探宝人那样行事，必须留神倾听他称之为“欢乐的”嘟嘟响声。一个人首次得到的喻示或许会说他的真正兴趣在诗歌方面，不是在一页页读诗集时听到神的声音这样吩咐，而是在城市边缘的停车场顶上、看到薄雾在一个静谧的幽谷上方徜徉时，他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嘟嘟声。或是一位女政治家，早在加入某一政党、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之前，她已在成功调解两位家人的矛盾后捕捉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讯号。

    卡萝内心发出的嘟嘟响声碰巧是复杂的，令人困惑。她幻想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参观古老的教堂、分发礼物、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在马盖特[2]一个朋友开的海鲜餐馆里吃饭、买旧式椅子以及在互联网上读经济方面的博客文章。

    利用几次会面的时间，卡萝和西蒙斯分析她那张单子上的内容，还借鉴了两位考古学家研究一座古城的瓦砾时采用的分离法。他们谈到那个海鲜餐馆，谈得越多便看得越清楚，其实并不是餐馆本身对卡萝具有特别吸引力。令她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她那位朋友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冒险创业，给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西蒙斯从这次谈话中抽出“热情”这个词，把它写在门后的白色书写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卡萝对经济学博客文章的爱好实际上仅限于其中一项内容，即对社会企业家身份的探讨。于是，西蒙斯又在白板上写下“利他主义”和“商业”。

    接着职业咨询师和前来咨询他的人转而研究“妒忌”。西蒙斯特别推崇这种感情，它提醒人们留意自己的潜能，他觉得的遗憾的是，这种有益作用常常受到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排斥。若没有嫉妒心理，人们便无法认识自己的愿望。于是西蒙斯再给卡萝10分钟，让她写出自己常常会妒忌的人的名字。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补充说，对于她是否心地善良，他并不在意，但是假如如果名单里没有至少两位关系亲密的同事或朋友，他便知道她在逃避现实，而且多愁善感。

    在闭路电视上看他们谈话，我渐渐领悟到隔壁潮湿的房间里正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西蒙斯已将他的毕生精力用于深切关注另一个人的最最细微的情感。1，000年来人们注重行为甚于想法、将智慧仅仅用于谈论枯燥抽象的理念。一个普通人每天遇到种种困惑，他的想法本该得到细致考察，如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探讨问题的论坛，在所有那些建得较好、却并非为满足我们的最基本需求而设立的企业中（诸如为园艺业、清洗业、会计工作和计算机行业提供便利的企业），终于出现了一家机构，它致力于解析人的心灵上重要却又模糊不清、像无线电信号传输一般的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