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 ，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残忍地宣告：我已竭尽全力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有几点雨水，我知道麻烦来了。我也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坐下来道，“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1]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我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快丢了，孩子即将出生，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在楼梯上顿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走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叠起来、摊开，再叠起来、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么差？”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好！对他不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可耻的撒谎者、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在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时。

    离圣诞节还有段日子，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铺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铺的日子里——我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放弃了心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就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做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有些缓和，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自己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部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现在想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写完后它更加恢弘。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只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君子仁爱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谦虚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让她看看我对伯尼有多好。

    但电话里首先问候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