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灞畔遗踪细柳原[张筱文]
(2025-10-18 09:48:24)| 分类： 网文/报刊文摘/散文/小说 |
陕师大陆港小学曾出土张群家族墓，其中的张群墓墓志显示其于“大历四年（769年）二月三日”“祔葬于京兆府细柳原家族墓地。”由此推知：陕师大陆港小学所在区域在隋唐时期属于细柳原。
一
张群墓所在地位于新筑街道新寺村三义庄南部塬地，这里东眺骊山，西濒灞水，距灞河约2.5千米，西南距新寺遗址约1.2千米。
无独有偶，在张群墓东北方向五公里左右的临潼区椿树村所在塬地之上，也曾先后出土过《大唐宁国公主墓志铭》和《唐请大夫内侍省上柱国常允逸神道碑》，墓志和神道碑分别写有“诏葬京兆府咸宁县之细柳原”、“从先茔于京兆细柳原”等内容。
宁国公主墓出土于1958年，位置在今临潼区西泉街道唐家村西韩公路东侧，宁国公主名婺女，是唐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的第八女，墓志记载：“天宝九年（750年）九月三日，终于大明宫兴宁里之别馆，天宝九载冬十月旬有十五日，诏葬京兆府咸宁县之细柳原。”
常允逸墓出土于1974年，位置在今临潼区西泉街道椿树村西南西韩公路东侧，《唐请大夫内侍省上柱国常允逸神道碑》碑文记载其于“天宝七载（748年）十二月十八日遘疾终于大宁里之私第……以明载二月十四日从先茔于京兆细柳原”。
宁国公主墓和常允逸墓所在地位于西泉街道椿树村塬地，这里西近蒲津关道，北距东渭桥约6千米，南临函谷道约5千米，距秦汉灞桥、隋唐灞桥分别约9千米。
两墓所在的西泉街道椿树村，距离张群墓均约5千米，而其志文（碑文）均记载为细柳原，说明二者所在这一片塬地和张群墓所在塬地唐代时均属于细柳原。
这就引出一桩历史公案：细柳原到底在哪里？因为今人熟知的细柳原，是位于长安区细柳街道一带，相对高差不到五米的渭河冲积平原上略有起伏的一块高地。
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在《长安细柳营》一文中，曾对该一公案有过详细考证。考证认为，唐代长安城东北约三十里的地方叫细柳原(营)。
在唐代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有关于在咸宁、长安和咸阳三县下分别有细柳营、细柳原和细柳仓的记载。对于长安城东北的细柳营是这样记述的：“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明确指出说这里是细柳营只是相传，“非也”。毋庸赘述汉文帝已派刘礼军霸上，霸上就在霸河东岸这一地区，为何又把周亚夫也部署在这里，独留西北一个防御缺口呢？
对于长安县的细柳原，《元和郡县图志》说“在西南三十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并进一步指出“张揖云在昆明池南，恐为疏远”。那么，在唐时确实把长安城东北约三十里的一片微微高起之地称为细柳原，也即发掘出张群墓、婺女墓、常允逸墓这一片区域。
检索更多资料可知，唐时，细柳原位于新筑一带是非常确定的。《全唐文》三五五卷中，唐人萧昕的《元献皇太后哀册文》与《昭靖太子哀册文》分别有“安神于细柳之亭宫”，“窆于万年县(即咸宁县)细柳之北原”，从长安到细柳原“越素浐以东指……对骊宫以立表”，即（细柳原）要过浐河，并且（细柳原）对着骊山宫殿。《全唐文》四三九卷中，唐人韩述的《奉天皇帝长子新平郡王墓志铭》有“窆于万年县龟川乡细柳原”的文字，此地“近霸陵之高原……霸陵之川”。新平郡王李俨是唐玄宗之孙，龟川乡大致范围在今浐河、灞河下游一带，细柳原近霸陵附近。《全唐文》中关于细柳原的描述均符合细柳原位于灞河东一带的方位定位。
结合出土墓志、神道碑以及《全唐文》关于细柳原的描述，推知：唐称细柳原实指铜人原，位于灞河下游东岸，地形略高于附近地面，因灞河沿岸和灞桥沿线多植杨柳，“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灞桥折柳送别已成当时风尚，人们自然而然便将过灞河之后的这处原地唤作细柳原，久而久之，众口铄金，原本被称为铜人原的塬地，便成了细柳原。
而细柳原之范围，根据出土墓志分布范围及相关资料推测，大致在漕渠以南、灞河以东、东出大道以北、韩峪河西。
二
历史的演化往往吊诡且叵测。汉晋时期的铜人原到隋唐时期演变成了细柳原，而隋唐时期的细柳原演化到今天竟然不知所终、无人知晓，反倒是和咸宁县细柳原隔了一整座长安城的长安县细柳原的名称一直沿袭使用至今。
说回到铜人原，铜人原乃是因魏明帝欲将秦始皇所铸的“金人（铜人）”迁徙至洛阳，到霸城后重不可致而遗留在当时的霸城大道而得名，所以该霸城大道一定在铜人原之上。
现在需要对霸城大道作一个厘清。秦汉魏晋时期的长安城是如今汉长安城遗址处的长安城，位置比唐长安城更为靠北。所以当时从长安城东出的大道一定不是经行隋唐灞桥向东，而是经行秦汉灞桥。
根据近年来“汉长安城东郊道路交通系统”考证成果，秦汉时期的函谷道即是从汉长安城宣平门东出，一路向东经如今的东方红社区，过灞河（秦汉灞桥），经下桥梓村、谢王庄，一路向东敷设。推测“金人”正是经行此路一路向东，并在霸城附近的霸城大道“重不可致”后遗留于路畔。
根据李健超教授的考证，霸城就在进出长安的东西大道之上（故称“霸城大道”），结合《水经注》中关于霸陵（霸城）距汉长安和汉代新丰距离的记载，以及汉晋时由长安城出宣平门(今青门村)向东沿着龙首原北麓的二级阶地经秦汉灞桥过灞水，再沿着二级阶地向东（大约经行今高寨村、于家村方向）直趋汉新丰的道路敷设情况来推断，霸城遗址应当就在今谢王庄附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在谢二村的考古挖掘中曾发现了一段长约400米的城墙墙基，墙基夯层坚硬，厚度均匀，工艺精细，且有向北延伸的拐角，而城墙北侧1公里便是新寺遗址公园，或许该段城墙便是霸城城墙。
由此反推：弃铜人处当在谢王庄附近的东出大道某处，也即在段家庄、谢王庄、高寨村、于家村一线，后人据此将铜人所在的这一片塬地（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漕渠南岸，东至韩峪河西岸）称为铜人原。如此，铜人原的范围四至就应该是目前存在的“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漕渠南岸，东至韩峪河西岸”这一塬地。
这一四至范围框定的铜人原，多种古籍资料可为佐证：
首先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引《关中记》记载：魏明帝欲徒秦铜人，至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故名。灞、渭二水戒也。说明灞河、渭河两条河流环绕护卫着铜人原，这样的描述和铜人原向北绵延至漕渠南岸（北侧即为渭河故道）、向西延伸至乾元寺（西侧即为灞河移摆区域）的地理实际非常相符。
其次是清代嘉庆年间成书的《咸宁县志》卷一“疆域山川经纬道里城郭坊社图”不仅绘制出了铜人原南、西、北三界界线（东界线因在临潼县境内，该图未作描绘），而且关于路家湾社（今路家湾村及附近区域）、惠家庄社（今惠东、惠西村及附近区域）、山李社（三里村及附近区域）、新住镇社（新筑镇及附近区域）和皂渠社（漕渠村及附近区域）等五社的山川地貌也都提及有铜人原，说明铜人原在五个社内均有分布。“路家湾社：铜人原东起临潼骊山，南接惠家庄社，北入临潼界。”“惠家庄社：铜人原东北自临潼骊山迤西，并灞水，北接路家湾社。”“山李社：铜人原东自临潼界迤西北，入皂渠社。”“皂渠社：铜人原东接临潼，迤西入新住镇社。”“新住镇社：铜人原东自皂渠社，西止三家庄。”结合五个社的地理分布，铜人原范围四至刚好即是“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漕渠南岸，东至韩峪河西岸”。
《咸宁县志》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还存在诸多关于铜人原边界及延伸的记载。《咸宁县志》卷十“地理志”记载：自骊山脉迤西北入县境，与灞水俱尽者，为铜人原。说明铜人原自骊山山脉向着西北方向（由临潼县境进入咸宁县境）一直绵延至灞河入渭处，这和铜人原向西延伸至乾元寺的地理实际也是相符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有“金銮、铜人关其（咸宁县）北”的记载，新筑街道十字西的西坡村清代时也叫铜人堡，说明铜人原延伸到了咸宁县的北缘，也即漕渠南岸，不然无法“关其北”。
再次，1935年7月由西京筹备委员会组织绘制的《西京胜迹图》中，铜人原的范围四至也基本上符合“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漕渠南岸，东至韩峪河西岸”的框定。
这一范围四至大大超过了现在社会主流认定的铜人原的范围分布。一般情况下，现在人们认为灞桥街道东北方向、斜口街道西南方向的土塬为铜人原，这也符合人们的日常观感，该处确实存在着形象鲜明的高大土塬，尤其在许王村、窑村、代张杨村一线，村南即是高大的土塬崖畔，塬上塬下落差高达30米以上。
三
铜人细柳之变何以至此？原因一大概是因为铜人原并非像长安周边其他塬地那般高大直观，也不似其他塬地一样和周边拥有着壁垒分明和高低显然的界限，所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和无视它的存在及边界。铜人原的南界和骊山山脉融为了一体，它的东、北、西边界的大部分段落也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人们陆续改造成为了缓坡状存在，或者混入村庄社区而不再显山露水，并非一般塬地边界和周边地形之间那样落差明显、高大直观的崖畔，所以很容易为人所忽略。
原因二大概是社会的演化带来的人们对地理概念的麻木和疏忽，尤其1949年之后，人们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不再像传统农业时代那样和周边的山川河流产生亲密而丰富的联系，像铜人原这样的地理概念几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了多少联系，人们既无条件像古人那样亲眼目睹它的跌宕起伏，也不必要像古人那样心存目想它的方位所在。
原因三大概是因为现实地貌及主流信息给人们带来的误导，许王村、窑村、代张杨村一线以南的高大土塬，天然的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塬地，人们普遍不会认为如此高大的落差上下竟然还是同一片铜人原，而且近几十年内新出墓志注明葬于铜人原或铜人乡的，出土地点多集中在灞桥街道东侧的邵平店以南的洪庆村和惠家村一带，也即许王村、窑村、代张杨村一线以南的土塬之上，说明这一带确属于古代的铜人原或铜人乡。
这些猜想部分回应了铜人原名称演变的第一桩公案：铜人原变小了！
铜人原由其产生之初的“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漕渠南岸，东至韩峪河西岸”的范围演变到“南至骊山山脚，西至灞河东岸，北至许王堡一线，东至韩峪河西岸”。
关于铜人原演变的第二桩公案即是原本属于铜人原部分的许王堡一线以北区域，是如何演化为细柳原的？细柳原最后又为何消失不见？
我们结合前文所提细柳原名称由来试作推理：到唐朝，由于灞桥的南移，长安城和蒲津关、函谷关之间的蒲津驿道、函谷驿道是从通化门经隋唐灞桥的。过隋唐灞桥后，走蒲津驿道一路向东北方向经东渭桥过渭河，由高陵继续向东北。该驿道在渭河和灞河之间的部分主要经行铜人原，因铜人原地形略高于附近地面，且灞河沿岸和灞桥沿线多植杨柳，“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到灞桥折柳送别已成为当时的风尚，人们自然而然便将过灞河之后的这处塬地唤作细柳原，久而久之，作为一个整体的铜人原也由此分裂为铜人原和细柳原两个部分。
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长安就此没落，此后一千多年再也没有王朝在此建都。原来作为重要驿道必经之地的细柳原上也自此失去了熙攘繁华，更为重要的是都城的东移带来了文化的衰落，此后既没有了文人骚客日常诗词歌赋对于名山大川的歌颂和记录，也缺少了官方史书方志对于人物事件的记载和刊登。细柳原由此变得乏人问津、无人知晓、默默无闻。后人再也没人知道这一片土地曾被称为细柳原，只有深埋地下的碑石墓志对此有所记录。
历史又演进了几百年，细柳原的名称终于隐入尘烟，铜人原一度又回归了它本来所指，明清方志一致认为铜人原包括了灞桥东出大道南北区域，有关资料丰富且详实。但在历史车轮驶入到新世纪，原本不应成疑的铜人原范围四至竟然又成为一桩公案，且没有大家权威对此澄清说明，故笔者草成此文，虽多有浅见，仍愿呈于诸位，盼能借此交流探讨，以正认知偏差。
------2025年10月18日《西安晚报》第7版文化周刊
西安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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