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联盛况之从娃娃抓起

张凤武 黑龙江省联坛 2020-04-09 12:43

清联盛况之从娃娃抓起

张凤武

楹联从诞生到盛况，曲曲折折，枝枝蔓蔓。初为辟邪，后为祈福，再到迎春，经过宋元两代的蓄势，终于有了明朝的繁荣，清朝的鼎盛，可谓是修得正果。

楹联发展到清朝，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有明朝楹联之繁荣作为重要铺垫；其二，皇帝倡导，黎民喜爱。在清朝，无论是宫廷盛会，还是书生小聚，大都会用楹联唱和助兴。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举行了千叟宴，乾隆指着一位141岁的老者出个上联：“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纪晓岚当场对出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出句、对句都是通过巧妙地设计，来实现141岁的结果，见巧见趣。这个故事似乎可以折射出当时对联繁荣的影子。就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清代文学发展，对联占有十分突出和繁荣的地位，也可以说，无处不有，盛况空前。

关于清联之盛，上述现象是容易被看到的，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时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从娃娃抓起。

“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回忆说“六岁上塾师最先教几人的是对对子”。年少时他以对句闻名遐迩，二十岁才开始学习诗词。

据说，江西四才子蒋士铨也是从对对子启蒙，十五岁才学诗，而且是从学习李商隐开始的。

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父亲管教下，四岁就跟随老师读书，十岁开始学习作诗写文章。那么在四岁到九岁的五年里，他在学习什么呢？估计和其他学童一样，应该是在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笠翁对韵》等启蒙课程。

一些迹象表明，清朝在教育方面，是先学习对联，后学习诗词，而且对对子是启蒙教育之一。清朝之启蒙书籍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笠翁对韵》等等，都是学童的必修课，但这些课程，和对句存在什么关系呢？

其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每一句，字数都相等（字句对等），具有整齐的美感；其二，很多句子平仄协调，具有顿挫的美感；其三，几乎都在注重对偶句子，这样的句子有对称的美感。这三条都是对联的基本要素，即字句对等，平仄对立，词性对品，结构对应等等。而《笠翁对韵》本身就是对联的范本，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从这几方面看，这些启蒙教材，给学童的对联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然，明代司守谦撰写的《训蒙骈句》，以及清代车万育编辑的《声律启蒙》等也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其内容和作用类似于《笠翁对韵》，所以不再赘述。下面分别谈一下这四种启蒙教材。

《三字经》为南宋时期王应麟所著。其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三字经》三字为一句，四句为一段，或者说是四句为一个思想内容。其中两个相邻句子之间，很多都是平仄相对出现，如“人之初，性本善”“教不严，师之惰”“马牛羊，鸡犬豕”“始春秋，终战国”“三光者，日月星”。另外很多句子还以对偶句形式出现，如“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详训诂，明句读”“讲道德，说仁义”“勤有功，戏无益”等等，类似这样以对偶句形式出现的句子还有很多。

《百家姓》是一部关于中国姓氏的作品。据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作为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易于朗诵和记忆。《百家姓》不但押韵，而且很多相邻两句的平仄是对立的，如“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丁宣贲邓，郁单杭洪”“梅盛林刁，钟徐邱骆”等等。字数相同、平仄协调、句句入韵，不但具有美感，还利于记忆。

《千字文》和以上两部书蒙书，一般被后人统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千字文》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史学家周兴嗣编纂。“每四字一句，四句一组，两组一韵，前后贯通，互不重复。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农工、园艺、饮食起居、修身养性及封建纲常礼教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涵盖面广泛，其最大优点又在于融知识性、可读性和教化性为一炉，诵读一遍即感到文采斐然，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诵易记。”《千字文》中，有很多两句之间平仄对立的句子，如“右通广内，左达承明”“肆筵设席，鼓瑟吹笙”“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存以甘棠，去而益咏”“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等等。另外，以对偶句形式出现的句子也很多，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女慕贞洁，男效才良”“上和下睦，夫唱妇随”等等。

学童们从小就接触这些对偶句子，而且还要背得滚瓜乱熟，牢记于心。在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下，想不会对句都难。

当然也会有人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其他朝代也用于启蒙教育，但楹联的鼎盛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朝代出现呢？这要从楹联的诞生开始说起。对联最早出现应在远古的民俗中，经过漫长的演化，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质。目前，大家比较公认是五代时孟昶作春联后，才开始受到普遍重视，接下来宋元两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这两个朝代不可能出现鼎盛期。到了明朝，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对联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但前期积累还不够，所以离高峰还有一定的距离，说明时机尚未成熟。清朝非常重视对联的普及，而且启蒙教育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基础之上，又增设了《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等更加重要的启蒙读物。

《笠翁对韵》由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编著，是训练儿童作诗对句、掌握声韵格律的最佳启蒙读物。其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如“天对地，雨对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等，所有的都是对仗句，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对联。

对于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或是《训蒙骈句》等对仗基础教材，同样是要求学童们强记硬背的，这便是强化训练，便是大环境、大气候，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人，骨子里都是对句了。就像中国现在的乒乓球运动一样，五六岁的孩子就开始学习乒乓球，而且数量之大，投资之多，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国乒的超级强大。清朝楹联也是如此，清联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对句从娃娃抓起。

既然清朝的对联是从娃娃抓起，那么这些娃娃对联水平如何呢？对联启蒙教育的效果如何呢？咱们从学童对句的故事里，来寻找这个答案。

据说，广西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龙启瑞小的时候，和老师在池塘边散步，老师出个上联：

七鸭浮塘，数数数三双一只；

此联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前面的“七”，与后面的“三双一只”相对应，这是此联应对的关键之所在。另外，接连使用了三个“数”，且读音不一样，前两个“数”读三声，第三个“数”读四声。设计十分巧妙，很难应对。龙启瑞思索之后对到：

尺鱼跃水，量量量九寸十分。

前面的“尺”，对应后面的“九寸十分”，与上联的构思完全吻合，可谓精彩。三个“量”对三个“数”，前两个“量”读二声，第三个“量”读四声，真是妙不可言。

四川戏曲理论家，蜀中三才子李调元七岁时，其父指着屋檐上织网的蜘蛛出对：

蜘蛛有网难罗雀；

李调元便信口对道：

蚯蚓无鳞欲变龙。

蜘蛛、蚯蚓，雀、龙，这些都是名词类相对；难罗雀，属于实写，而欲变龙，确是虚写，做到了虚实结合，提升了意境，足见其才思之敏捷，对仗功底深厚。

纪晓岚自小十分机灵，对于对联已可即兴应对，其八岁童考时，因主考喜欢他眉目清秀，聪明外露，就考一考他，于是出了个上联要他对：

八岁儿童，岂有登科大志？

纪晓岚知道主考官也只登科三年，故给予回击：

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

小小的纪晓岚不但完美地对了上联，还对主考的轻视，给予巧妙地还击。虽说纪晓岚那时只有八岁，但其对句的功底已经初见端倪，而其嬉笑怒骂的秉性，也显现无疑。

从这些广为流传的对句故事可以看出，清朝学童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对联基本功，而且还有较高的应对能力，这便是对联启蒙教育的成功之处。

清朝从启蒙教育入手，《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就有意无意中为主打来普及对联知识。加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籍中，又包涵许多与对联息息相关的因素，这也形成了对仗意识的大环境。这些蒙书相辅相成，推进着清联的蓬勃发展，并卓有成效。清人的楹联作品之多，范围之广，水准之高，是今人有目共睹的，更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清联（诗联泛舟丛书）的作者钟华一先生题《清联》书：

商彝周鼎楚辞汉赋魏碑晋帖唐诗宋词元曲清联五千年文化光辉夺目；

青海黄河香港澳门秦岭新疆西藏阳朔台湾大理百万里江山风景多娇。

此联上比把“五千年文化”特色较全面的列入其中，“清联”就包括在内。也有人把隋朝之后不同时期的文学方面成就归纳为：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联，能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足见清朝对联的艺术水平和成就是被十分认可的。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清朝少年对句本领之强大，必然铸就清朝对联之盛况。

主要参考书目：

1. 季世昌 朱净之编著《楹联知识手册》

2. 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

3. 刘兴君著《紫竹斋论稿》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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