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小说艺术比较观（中）

★叙述方式与观察角度。

叙述方式与观察角度关系密切。观察角度往往制约着作品的叙述方式，而叙述方式反过来又反映着观察的角度。叙述方式与观察角度以小说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是连结情节、塑造人物、描绘景物的纽带，同时也反映着作家的写作态度和艺术个性。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小说的观察角度和叙事方式一反传统小说观察点单一、第三人称全能叙事方式，使中国小说加快了步入现代文学的步伐。

纵观鲁迅的小说，我们发现这位大师对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方式真可谓情有独钟，娴熟自如，其不少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限制叙述方式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鲁迅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尝试。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可以信赖的，如《一件小事》、《社戏》和《故乡》等，作品中的：“我”和作家的思想感情非常相似，使人觉得亲切感人。这些作品以“我”为观察点，包含激情，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正义感和真理性。例如《故乡》中“我”对“没有一丝活气”的“萧索的荒村（故乡）”的失望、悲凉及至爱莫能助的感情，都使人觉得真实可靠，能引起人们灵魂深处的共鸣。

其二是不可以信赖的，如《怀旧》、《孔乙己》《伤逝》等作品。作品中我“我”并不反映作家的真实感情，只是借以代表作品中的某一类人物。例如《孔乙己》中的“我”是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作品就是以这个小伙计的目光来观察描写孔乙己。文中的“我”虽然仅是一个配角，但却集中反映了公众的观点。“我”冷漠的叙述语言，使人觉得“我”和大家一样，都瞧不起孔乙己，都拿孔乙己开心。甚至孔乙己教“我”“茴”字的写法时，“我”还觉得“讨饭一样的人，也配教我吗”？认为受了很大的侮辱。甚至得知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我”仍是那种无动于衷的语气，这种语气显然具有反讽的意味。文中的“我”明显和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叙述方式更深刻地反映了孔乙己一生反经历的悲惨遭遇。我们似乎能通过“我”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社会人们普遍愚昧麻木的激愤之情。

除此之外，鲁迅作品的叙述方式还有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如〈离婚〉）和纯客观叙述，（如〈示众〉）这些叙述方式都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叙述机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叙述方式和观察角度的多样化，为小说的艺术表达更趋完美提供了可能。例如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而采用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法，或是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其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就难以达到现在这各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因而具体采用哪种叙述方式和观察角度，要根据艺术表达的需要而定。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叙述方式和观察角度比较简单一些，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二是纯客观叙述的旁观者的视角。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是，茅盾在运用前一种叙述方式时，严格运用客观性的叙述机制，不随便评论人物、事件，不轻易抒发感情，更没有瞒和骗，总是尽力地一丝不拘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茅盾之所以喜欢运用这种叙述方式，也许是由于这种方式更能为大众所接受，更能生动自由地刻画描绘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和。例如《蚀》三部曲，大量运用心理描写的方法，作家站在全知全能的视角，生动再现了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在大革命中的幻灭、动摇和追求的心理意识。

茅盾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和鲁迅一样，“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好象不需要有一个作家在那里牵线。”（11）这种叙述方式以客观性的眼光观察生活，作家总是尽可能回避自我、隐蔽自我，因而更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但作品终究是作家写出来的，难免不带有其主观意图。例如鲁迅的《示众》，就是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冷静仔细地描绘了各种麻木的围观的人们。鲁迅的目的所在，就是要暴露这些国民的“劣根性”。而茅盾的《小巫》，则通过朴实地叙述菱姐的悲惨遭遇，来达到控诉旧社会旧制度的目的。这种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作家创作时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具有更高一层的美学范畴。

★  语言表达与作者感情。

语言表达是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凡是成功的小说作品，其语言表达的水平几乎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鲁迅和茅盾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力行者，他们既是著名的作家，同是又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用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得生造出来的字，是不大用的。“（12）可见，鲁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语言是下了一翻工夫的。而茅盾从书面文学和日常用语（口语）中均吸取营养，形成的朴实、准确、生动的语言风格，也并非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文章不厌百回改”，鲁迅和茅盾在语言表达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可想而知。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和茅盾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感情往往比较含蓄、蕴藉，需要读者在阅读地过程中细心地品味才能领略出来。总的说来，鲁迅和茅盾在多年的小说创作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他们自己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也呈多样作的特征。具体说来，他们语言表达的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1．简洁精确。

鲁迅的小说创作没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其小说语言的简洁精确在作品中可谓随处可见：

“……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鲁迅〈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不用说简洁传神的外貌描写，单这几个动词，就极其生动地使康大叔这个凶悍粗暴的刽子手呼之欲出了。茅盾的作品中也不乏类似的让人赞叹的描写：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掼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  

                                     （茅盾〈林家铺子〉）

寥寥几笔，就形神皆备地刻画出了从小娇出惯养的小资产阶级女子。

2．反讽意味。

鲁迅不少小说作品的叙述语言都具有反讽意味。反讽，即“对某一事件的陈述或描绘，却包含着与人感知的表面的或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意义。”（13）正是由于语言中反讽的运用，使得鲁迅的小说（如《孔乙己》、《阿Q正传》等）更具撼动人心的力量。相对鲁迅而言，茅盾作品中的语言反讽运用的并不多，但在某些小说中，茅盾对其运用得也很得心应手：

“谁要是说W处长算不得雄辩家，那他就是没有耳朵。正和我们这时代的一切干员一样，W处长那张嘴实在神妙，死的他能说成活，黑的会变成白。”

                                     茅盾《某一天》

3．富于诗意。

鲁迅的《伤逝》、《社戏》等众多作品，极力淡化情节，以散文式的语言营造或缠绵悱恻或憧憬向往的诗意美。而茅盾的小说语言也不乏诗意美：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偶尔有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抖一抖身体，摇落了厚积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

                                      茅盾《林家铺子》

这两名话动静结合，营造了一种凄凉的意境。有力地烘托了林老板悲凉的心情。

4．幽默风趣。

与茅盾极其严谨朴实精确的语言风格相比，鲁迅的语言更具幽默，常常利用夸张漫画的手法，像显微镜或是放大镜一样，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取得令人发噱的效果。如：

“毛家的大儿子进来了，胖到像一个汤圆。”

                                      鲁迅《高老夫子》

以汤圆来比喻人之胖，新颖别致，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