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吗

            ——兼谈土默热红学十论构成的学术体系

                                                                      土默热

    春节前，有一位红学界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著名的红学票友，给我写来一封信，约我长假期间抽时间会面，同时约几个平素感情不错的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打算就《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曹雪芹还是洪昉思问题，面对面地同我做一次学术辩论——我婉言谢绝了，并向这位朋友提出一个建议：这个时候面折《红楼梦》作者问题似乎意义不大，也不会辩论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结果。建议我和朋友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意气用事，不妨各自都暂时将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作者先放下，同时放下自己心目中任何对作者问题的成见，利用长假无事潜下心来再仔仔细细重读一遍《红楼梦》。下次相约不谈《红楼梦》作者问题，只就这次重读《红楼梦》小说交换一下心得体会——朋友同意了。

    为争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割席绝交甚至互相饱以老拳的朋友，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我和我的朋友们不会，因为我们都仅仅是红学票友而已，不是靠《红楼梦》研究安身立命的专家，不会因意见相左而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我们之间谈《红楼梦》，并非在意自己的意见在学术史上会留下光荣或耻辱——那是专家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我们之间的争论说到底不过是票友们自娱自乐而已——管它麒派还是马派，唱的只要是京腔京韵自多情也就足够了。其实，即使是红学专家，靠这些混饭吃，也无需那么较真，学术上的事情——特别是文学上的争议，千年来见仁见智的争论多矣：《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的作者问题至今都是一锅温吞水，连鲁壁藏书、老子孙子的真伪尚且不明，何独《红楼梦》为然。对此还是心态平和些好，世上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只要能够读得懂《红楼梦》，能够欣赏其中与你呼吸相通的思想艺术，何必在作者问题上斤斤计较——更何况作者当初便不欲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否则托名石头著书并故弄狡狯隐去作品的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干什么？

    车轱辘话还得说回来，对《红楼梦》作者研究可以不必较真，权当作“佚名”先生即可，但对《红楼梦》作品的解读却不可和稀泥，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阐释，绝不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写到这里，自不免先声明一句：笔者撰写本文的意图，决不是存心通过和稀泥来消解自己与红学界朋友们之间的学术分歧，本文的核心意思在于扪心自问——当然也问红学界那些专家和票友：我们跟着胡适先生喊了将近一百年的《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吗？这大概是红学领域里一个最寻常但又最不寻常的问题。一部《红楼梦》从她问世的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已经读了三百来年了；从胡适新红学创立起，也读了将近一百年了，为什么著名红学家——也是胡适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老先生，临终前要说《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呢？看来，胡适先生自命不凡声称解决的《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并非读懂弄通《红楼梦》的金钥匙，正如俞平伯老先生所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当然是没有读懂。诚哉斯言！

    其实俞平伯先生的说法也有点冤枉胡适，胡适新红学诞生以来，我们按照曹雪芹家族历史来解读《红楼梦》，诚然读成了“断滥朝报”（俞平伯之评价）；但胡适新红学诞生之前，中国人就按照索隐派或评点派学问家的指导，已经读了二百多年《红楼梦》了，何尝又没有读成“断滥朝报”？三百年来中国人读《红楼梦》的历史，归结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即索隐派、评点派和考证派。评点派姑且不论，不过是某些无聊文人把自己的读红所得（如钗黛孰优孰劣）信笔涂鸦，在书眉或夹缝中写上几句批语罢了，兴之所至，见仁见智，也没有个是非好坏评判标准。所谓索隐派，就是按照《红楼梦》有谜可猜、有隐可索的思路读《红楼梦》，把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史料同《红楼梦》书中情节人物加以附会，搞出来的“顺治董小宛本事”、“明珠家事”、“张侯家事”、“康熙朝政治”等学说。所谓考证派，就是按照《红楼梦》是江宁织造家族“自然主义”衰败史来解读《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曹雪芹及其家族“坐吃山空”的“自叙传”。自从新红学的主流地位确立以来，不管当代主流红学家们自己承不承认，他们都是在按照曹雪芹“自叙传”来解读《红楼梦》的，都是吃着胡适的草挤自己的奶，“都是胡适的徒子徒孙”（俞平伯先生断言，并非我的不敬之词），都属于考证派的传人或余绪。按照红学史上三大流派的诠释去解读《红楼梦》，大概都只会越研究越糊涂，这早已为红学史所反复证明，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我发表以上谬论的时候，曾经有的朋友对此大为光火：你这个人也太狂妄了！居然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把中国人三百年阅读感悟研究阐释《红楼梦》的历史一网打尽，难道古今中外谁都不行、就你高明？这真让我无言以对。在以中庸和装拙守愚为优良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确不能容许“就你高明、别人都不行”一类的人和事。对《红楼梦》的解释，只能在前辈先贤成说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绝不允许另起炉灶、另立山头、推翻重建。如果中国历史上出了个达尔文，一反几千年上帝造人成说，居然胡说人是由猴子变的；如果中国出了个哥白尼，胆敢否定大地是宇宙的中心，狂妄地跳出来胡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一定都是大逆不道！所幸达尔文是英国人，居然平安地活到一把胡子的年纪；哥白尼只受到宗教裁判所一点干扰，并不影响脖子以上脑袋的安全。如果是在历史上的中国，早就菜市口里问斩刑，被老百姓蘸人血馒头吃掉了！假如达尔文、哥白尼有幸生活在现代中国，再加入中国红学会成为光荣的会员，那就更只能信守索隐派或考证派成说了，否则一定会遭遇无数次到批驳“群殴”，进化论和日心说也只好无休止地泡汤了。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既然红学三大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成问题，那么究竟怎样解读《红楼梦》才是正确的呢，难道就只能按照你的洪昇说解读才是正确的么？面对此类几乎无法回答的责难，我往往只是付之一笑，一般不予正面回答。记得周汝昌老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红楼梦〉不好读》，中心意思是说《红楼梦》背后有很多隐藏的曹家故事，要想读懂《红楼梦》必须在专家的指导下才行——这真是匪夷所思的高论！笔者小学三年级时就读《红楼梦》，字还认不全，半读半猜的，当然身边也没有什么启蒙导师指导，居然把书中意思也搞个差不离；二十五岁以前，也没接触过什么红学专家的著作，居然也把《红楼梦》读了不止五遍。通篇大白话，老百姓的口头语言，王熙凤的那些酸辣汤式的扯老婆舌头，连东北不识字的老太太都会听会说，谁说《红楼梦》不好读？因此，我的看法和周汝昌老先生恰恰相反——《红楼梦》非常好读。如果能不接触红学专家的那些捞什子解说，不戴任何有色眼镜，老老实实地客观品读《红楼梦》文本，那么《红楼梦》就更好读了！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张白纸，不带任何成见，就按照《红楼梦》文本去客观品读《红楼梦》，没有什么难的。难就难在那些心中已经装了某些成见并自视为精英的知识阶层，要他们放下已经被渲染了近百年的曹雪芹成见，摘下江宁织造府有色眼镜殊非易事。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也曾试图放下曹雪芹去清心寡欲阅读《红楼梦》，但不知怎么搞的，读着读着，曹雪芹的一些破事就会不自觉地滚了出来，同书中的贾宝玉那些破事重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这真是自讨苦吃又吃不下去的穷酸像，恐怕也是一件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哲人曾说过，谎言重复一百遍也会变成真理。一个关于《红楼梦》小说作者的见解，渲染了一百年，喊了不知几千几万遍，即使谬误也早就变成了真理。同一项几乎为全社会所公认的假说去抗衡，不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普通读者很困难，知识阶层更困难，如果是红学专家，一辈子靠曹雪芹混饭吃，混教授专家名头，放下曹雪芹，不仅关系到自己的饭碗安全，更关系到自己在学界的声誉地位，于名于利、于情于理都太严酷，太难以接受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经过百年渲染，曹雪芹早已成为红学界善男信女膜拜的偶像，放下曹雪芹在感情上心理上很难被接受，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学术良心的，还是有接受真理修正谬误的学术勇气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并非一部小说的作者问题，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悟这部小说的问题；红学的底线应设在正确解读《红楼梦》上，而不是维护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假如我们把《红楼梦》读错了，读拧了，读糟了，甚至读反了，再坚持曹雪芹，又有什么意义？《红楼梦》是红学之源，《红楼梦》是红学之根，《红楼梦》是红学之本，《红楼梦》是红学之基，离开对《红楼梦》的正确解读，任何附着于《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俞平伯先生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积一生之经验，最后却断言把《红楼梦》看成了“断滥朝报”，感觉“越研究越糊涂”？说到底就是感到关于曹雪芹的那些研究内容，与《红楼梦》文本内容不相符合，甚至南辕北辙，所以才断定自己和整个红学界都“始终上了胡适的当”。老前辈泣血之言，作为红学后辈，可不慎乎戒乎？

    其实，放下曹雪芹成见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既然胡适老前辈立论之初就强调曹雪芹说只是他的“大胆假设”，作为红学后人为何就不能对此“惊险怀疑”呢？怀疑精神是学术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他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要“怀疑一切”，何况怀疑区区曹雪芹乎？当然，怀疑曹雪芹也并非无端怀疑、凭空怀疑，并非为怀疑而怀疑，而是根据《红楼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与曹雪芹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地域族群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不相容性去怀疑。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作品和作者，作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作者处于从属地位。如果二者之间产生二律背反，出现差异，作者研究必须服从作品研究。换句话说，如果《红楼梦》与曹雪芹发生了二律背反，曹雪芹必须服从《红楼梦》，而不是相反——这是不容置疑的铁律。假如我们不知道《狂人日记》、《孔乙己》、《祥林嫂》的作者是谁，是什么时代的作品，是否可以假设为今天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是作者呢？绝不可以，你找出一千条铁证也不行！因为根据这两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绝不会是七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作品。再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背景和作品内容体现的具体背景去研究分析，自不难判断出它的作者是浙江绍兴的鲁迅先生，与铁凝主席何干？

    《红楼梦》研究何尝不是这样。我曾经与一位朋友展开过一次激烈辩论：他说你的土默热红学十论，核心是洪昇说，而洪昇说缺乏直接证据支持，其他九论就是沙上建塔。我说，我从来就不承认洪昇说是土默热红学的核心，土默热红学的要义是正确解读《红楼梦》，核心是晚明文化气脉论！我对于洪昇和蕉园姐妹以及西溪园林的考证，都是为了证明《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氛围中，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作品，展示的是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的末世哀鸣，都是为了按照这个历史背景、社会特征和文化色调来正确解读《红楼梦》！假如你不同意洪昇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也不打紧，你也可以在顺康年间江南文化氛围中探索考证其他作者的可能，但就是不能在乾隆年间旗人文化氛围中考证《红楼梦》作者，不能在曹雪芹身上或身边搜寻《红楼梦》作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对《红楼梦》作品的判读看，《红楼梦》在历史背景上，应是清朝初期的“末世哀鸣”，而绝不是乾隆中叶的“盛世危言”！在地理背景上，应是小桥流水“花柳繁华”的江南文化展示，而不是大漠西风关河雄壮的北方文化描写！在族群背景上，应是“诗礼簪缨”的世族文化的“水磨腔”，而不是“铁马冰河”的旗人文化的“胡笳曲”！

    说句不怕得罪今天主流红学家们的话，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都是当今的知识精英。但是，他们“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始终把做学问的光圈对准了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及其所处的时代，始终在一条南辕北辙的道路上大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不可谓不勤奋，几十年艰辛劳动，几乎将有关曹雪芹的一切都从故纸堆中翻腾出来了。但是他们翻腾出来的东西，就是同《红楼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艺术不相吻合，怎么看都感觉别扭，感觉像“断滥朝报”，感觉“越研究越糊涂”。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看错了《红楼梦》作品的背景，判断错了《红楼梦》诞生的时代，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面对困境，红学家们不是迷途知返，而是采取南辕北辙的态度，沿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无奈之下又祭起“天才论”的大旗，把曹雪芹逐步由人造成神，造成无所不能的超前“神童”。似乎“天才”就可以无中生有，“超前”就可以无视规律，“神童”就可以在乾隆中叶文字狱高压下创作出“地陷东南”之际“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对于“天才论”的批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定论，居然还能在今天的中国红学界得以滋生肆虐，也是异数！

    说我们的红学家们不读书未免冤枉，他们中的好多专家一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确实有学问有才华有专长，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也令人景仰。问题是他们读的什么书？他们受胡适“大胆假设”的局限，只围绕着曹雪芹读书，只读有关曹氏家族的书，只读乾隆中叶的书，并从中采集了汗牛充栋般的“一大堆不相干史料”，运用“曹贾互证”的愚蠢方法去同《红楼梦》加以因果倒置的附会，制造了今天充斥红坛的大量学术垃圾——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在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缺乏证据，曹雪芹是曹寅之孙不能证实，就连曹雪芹本人是否乌有先生都不能肯定的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考证江宁织造曹家的祖孙八代历史，相对于《红楼梦》研究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红学的学术垃圾是什么？百年来，胡适的“徒子徒孙”（俞平伯语）们扛着胡适的大旗，沿着胡适指引的方向，采用胡适批驳的“笨伯”方法，去印证胡适“假设”出来的红学成见，令人扼腕，令人迷茫，令人哭笑不得，可发浩叹！其实，胡适垦荒刨出的一亩三分地是那么瘠薄，曹雪芹和江宁织造府是那么狭窄瘠薄，再精耕细作又能产出多少精神食粮？《红楼梦》是天，曹雪芹不过是天上一颗暗淡的星；《红楼梦》是地，曹雪芹不过是地上一棵渺小的草。《红楼梦》是那么博大精深，岂是这“曹家庄”、“胡家店”所盛纳得下？

    争论《红楼梦》与曹雪芹究竟谁伟大，恐怕本身就是“关公战秦琼”，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红楼梦》的创作与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无限热爱《红楼梦》，无限崇拜曹雪芹”，不过是当代红学家制造的虚无飘渺的神话而已，顶礼膜拜不能代替学术研究，科学态度与个人崇拜是不相容的。我这里说一句托大的话：建议我们的红学家们读书时，暂时从曹雪芹光环照耀的书斋里偷空出来一会儿，到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天地间去采采风，特别是到明末清初那个中国文坛思想解放大潮、艺术勃发大潮中去采采风，去感受一下《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社会和真实生活！在曹雪芹所处的乾隆中叶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你只能听到《红楼梦》流传过程中在高压下的呻吟；而在清初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广阔天地里，你才能真正听到《石头记》创作过程中的轰然雷鸣！借用一句经典作家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只有这个时代，才具有诞育《红楼梦》的土壤和水份，才需要并催生了伟大的《红楼梦》！

这个问题说起来挺玄奥，其实再简单不过。文学乃是人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人，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就说文人品格吧，曹雪芹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如《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等，哪一个文人是贾宝玉式的“情种”品格，哪一个作品中有贾宝玉式的“意淫”行为？而在清朝初年晚明文化气脉氛围笼罩下的文人，如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龚鼎孳、陈其年、吴梅村、尤西堂、袁于令、李笠翁、王士祯、洪昉思、孔东塘、蒲留仙、林西仲、纳兰成德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贾宝玉式的“情种”品格，哪一个没有贾宝玉式的“意淫”作品？你们读过他们创作的小说、戏剧、诗词、小品么？你们领略过“情教”对文化人和文学作品的统治力量么？你们探讨过“风流公案”小说剧本与《红楼梦》风流冤孽转世一脉相承的关系么？如果没有，就请你们从现在起认真一阅并潜心探讨吧。阅读后你们就会真诚地相信，《红楼梦》只能是清初这些具有“意淫”、“情种”性格文人的作品，没有其他选择。就像今天的作家贾平凹，笔下使用再多的口口口，也写不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

问题岂止如此，仔细阅读《红楼梦》，作品本身就深深地打着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文化印记。《红楼梦》正文第一句话，就是“当日地陷东南”。书中所歌咏的“新题目”林四娘，就是顺治二年发生在山东青州的事情，当时文人王士祯、林云铭、蒲松龄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有记载；收复台湾是康熙二十二年的事情，书中就有了“真真国女孩子”所咏的形容台湾的诗；洪昇的《长生殿》杀青付演在康熙二十七年，书中就多次出现《长生殿》折子戏。而书中决不见《桃花扇》的影子，好多红学家都认为不可思议，以《桃花扇》思想内容与《红楼梦》的共通性，作者创作中不加引用是相当奇怪的；其实很好理解，《桃花扇》创作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红楼梦》创作于此前，当然作者不可能引用后来才出现的作品。笔者曾无一遗漏地研究了《红楼梦》书中所引用的戏剧和书籍，发现其中年代最晚的作品，都是康熙中叶以前创作并流行的，绝没有一部康熙晚期或雍正、乾隆年间的作品，也从一个侧面雄辩地证明了《红楼梦》的成书年代。

以上这些还都是一些旁证，其实《红楼梦》中最主要、最可靠的直接证据，就是贾宝玉屡次三番发表的那些“奇谈怪论”——红学家们称之为“异端思想”。这些思想放在曹雪芹那个年代，的确显得很异端；但放在清朝初年，不仅没有任何异端可言，反而显得相当亲切自然。贾宝玉不是爱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么？在清初文人中这么讲的大有人在，几乎是流行于江南文人中的口头禅。贾宝玉不是反对“文死谏武死战”么？清初文人在总结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何以毁于一旦的经验教训时，这几乎是正统士大夫阶层的一致结论。贾宝玉不是厌恶“禄蠹国贼”，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么？当你知道这是当时具有遗民思想的江南文人们“集体行为”时，就不会感到有一丝奇怪了。贾宝玉不是宣扬“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五经都烧了么？当你知道清初“疑经辩伪”运动时文人对包括《春秋》《左传》在内儒家经典的态度，就一点也不会有离经叛道的感觉了。

    写出《红楼梦》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这些思想的人，只能是清朝初年在这样环境熏陶中的作家，而不会是乾隆中叶隔靴搔痒的文人，百年后的文人写百年前的生活，怎么写都不像；当代人写当代事，才有惟妙惟肖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世情小说，必须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红学家们不明此理，硬要在曹雪芹那个时代挖掘这些思想的根源，当然挖不到，于是乎就把这些思想称为“异端思想”、“超前意识”，进而再为这些思想戴上“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主张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等现代桂冠，曹雪芹因而也成了具有“反封建”的斗士，“预言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趋势”的“超前”思想家——这是哪跟哪啊？《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那些“胡话”，放在清初的文人堆中谁都会说，哪里有什么“异端”？这些思想究竟是否先进，尽可以见仁见智；但绝不应该用曹雪芹那个时代来证明其“摩登”、“超前”。实话实说，这些思想乃是曹雪芹他祖父乃至曾祖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距离曹雪芹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如果是曹雪芹把这些思想写进《红楼梦》，一点也不“超前”，反而滞后了一个甲子还多！就像五四时期的文人就曾经大讲“德先生”、“赛先生”一样，如果今天某个专家见到“民主”、“科学”的字样，就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并评价为“超前”的异端邪说一样，不是荒谬至极么！

    不论你找到一千条“直接证据”，要证明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作者是今天的贾平凹，都是徒劳的；同理，不论你有一万条理由，试图证明乾隆中叶的曹雪芹写出了晚明文化气脉的《红楼梦》，也必然无功而返。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其时代特征不可更改，不可抗御，时代烙印无法抹除，无法粘贴。雨果的作品，狄更斯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乃至海明威的作品，都不是后人凭借“天才”能创作或模仿出来的。虽然清朝晚期的《海上花列传》，民国时期创作的《家春秋》，都明显带有对《红楼梦》的借鉴味道，但这种借鉴不过是艺术上的模仿而已，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特别是精神世界还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也不能说上世纪的巴金老先生是“天才”就能写出《红楼梦》。清朝乾嘉时期出现的大量《红楼梦》续书，乃至今天某些多事文人补写的《红楼梦》，令人一看便能感觉出是狗尾续貂，只有形似而绝无神似，甚至连其形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是晚明文化气脉氛围下的人，怎样精雕细刻地模仿《红楼梦》，也难免有邯郸学步、隔靴搔痒之感。

    讲到这里，自不免要为红学索隐派说几句公道话。索隐派的穿凿附会“笨伯”方法虽然为学术界所诟病，但比较起“考证派”来，还是有一些长处的。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历史上索隐派的诸多学说，如“顺治董小宛说”、“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康熙朝政治说”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在清朝初期的顺治康熙两朝索隐，而没有人到乾隆朝去索隐，没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乾隆年间北京西山茅棚里那个曹雪芹写的。为什么？因为持这些学说的学者首先看清了《红楼梦》作品的时代背景，感觉到了《红楼梦》作品的文化渊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索隐派学者没有按照文学作品发生发展规律研究《红楼梦》，没有找到《红楼梦》作者和创作素材来源，没有看清《红楼梦》小说的艺术手法和文学特色，因此必然在这个大背景下满地捉蚂蚱般“猜笨谜”，必然把这一时代的“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去同《红楼梦》附会。这种附会本身就是对《红楼梦》创作素材的某种探索；但由于找不到真实的作者，并对中国历史上文史不分学术传统盲目继承，对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不够熟悉，方漫无边际地扎鸡毛凑掸子，犯了猜笨谜的错误。这属于历史局限所致，本身无可厚非。

    我这里所说的红学索隐派，仅限于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红学，也就是所谓的“旧红学”；今天在红学考证派“式微”（刘梦溪语）之后，红学界无头苍蝇般寻找出路之际，索隐派似乎并未“终结”（刘梦溪语），而是与考证派合流，产生了混血儿“探佚派”，亦可称为“新索隐派”。新索隐派严格说并非属于“旧红学”范畴，而是胡适“新红学”的衍生物。例如某大作家的“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说”和某三姐弟的“曹雪芹与情妇竺香玉皇后合谋毒死雍正皇帝说”等。“新索隐派”的共同特点是，既接受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成说，又杜撰出一些为正统红学难以接受的怪力乱神内容附会其中，纯属以子虚乌有但惊世骇俗的虚构故事吸引读者眼球。同旧索隐派不同的是，旧索隐派乃是按照正史或稗史提供的史料来进行索隐，而新索隐派则罔顾史实，凭空揣测，片面追求感官刺激，与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不仅主流红学界对此不买账并不断发起“群殴”消毒，假如蔡元培等老一代旧索隐派九泉有知的话，恐怕也羞于与之为伍。

    我曾经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如果把《红楼梦》比作一座金壁辉煌的殿堂，把红学比作进入这座殿堂的大门，那么红学各流派的芸芸众生像似乎是这样的：旧索隐派凭直觉摸到了大门口，但却没有推开大门，更没有登堂入室，只在门外的大街上拾回一大堆断砖残瓦，并声称这就《红楼梦》殿堂的建筑材料；考证派则凭假设摸错了大门，推开了另一条街上别家的大门，进入了另一个院落，并精心进行了测量绘图，凭手中的图纸渲染这就是《红楼梦》殿堂；新索隐派或者探佚派则凭着幻觉在死胡同墙壁上自己画了一个大门，并像崂山道士那样英勇地一头撞向这个大门，撞昏后在梦中感觉自己进入了《红楼梦》大门，并绘声绘色地大讲梦中见到的精彩故事。听了这个比方，有些听众哈哈大笑并一笑了之，有些听众则不以为然并一脸凝重，甚至指责笔者“骂人”，把严肃的学术问题搞成恶作剧。对此笔者诚惶诚恐，发自内心深刻检讨，并保证今后在公开场合绝不再讲此类过于刺激的笑话。

    有的红学界朋友将土默热红学也称之为“新索隐派”，也有些搞新索隐的朋友总爱与土默热红学套套近乎，笔者对此恐怕要敬谢不敏了。红学界有文革遗风，总爱给红学学说和学者分个什么帮什么派，这很没意思，也没道理，其实笔者什么派也不是。笔者不同意曹雪芹的著作权，考证派自然视为异端；笔者又诟病索隐方法，自然也不受索隐派欢迎。如果硬要给笔者安个什么派的话，笔者自认是非驴非马的“析书派”，或者叫“小说派”、“文学派”亦无不可。因为笔者的《红楼梦》研究，乃是对该小说时代特征、文化底蕴、文学源流、艺术特色、作品素材、人物原型、地理背景、创作过程、缺陷成因、评点传抄的研究，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使用的也是文学研究方法，包括比较文学研究、创作素材研究、社会风俗研究、文化传承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其中既使用考证方法，也使用索隐方法，当然更多运用的是文学分析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既非文史不分的红学索隐方法，也非刻舟求剑的红学考证方法，自然不入主流红学兖兖诸公的法眼，也不为红学在野派所欢迎，至今仍是独立大队，孑孓相对，形影相吊。但笔者并没有什么孤凄感，反而乐此不疲，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研究小说哪种方法是正宗，是非自有公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现在红学界诟病土默热红学最多的论调，乃是认为笔者的学说缺乏直接证据，不如曹雪芹说有“二十多条直接证据”，你要建立洪昇说，首先必须推翻曹雪芹说（周思源语）。且不说这些论调有多么无理、多么霸道！为什么就不能反过来说，你要坚持曹雪芹说，首先必须推翻洪昇说呢？其实，有关曹雪芹著作权证据之荒谬，红学界自己早就已经推翻了，何须笔者代劳？就是运用红学界掌握的这些所谓“证据”，你们能推断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笔者也能推断出曹雪芹只是个《石头记》的“披阅增删者”，并且其改编的那部明义题咏本《红楼梦》早已失传了。见仁见智的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什么必要非得给笔者划出一个先推翻曹雪芹的“学术规范”圈子？笔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乃是在文学范畴，使用的是文学方法，自然不同于考证派文史不分的考证方法，也不同于索隐派穿凿附会的索隐方法。机械套用评价索隐派或考证派孰是孰非的传统方法，去评价笔者的文学方法，自然更是对牛弹琴。“美国的石油大王，怎知北平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语），让索隐派或考证派学者承认并爱上土默热红学，岂非与虎谋皮？

    说到文学研究的证据以及对证据的认定和采信，多说几句也无妨。鲁迅先生的《闰土》和《祝福》，当然有鲁迅先生创作的外部证据。但是，退一万步说，假如没有这些外部证据，我们并不知道谁是作者，只从学术界对“闰土”和“祥林嫂”两个人物的原型和故事素材研究出发，依靠这些内部证据，能否认定是依据当年绍兴城真实人物为素材创作的？能否根据他们的原型与鲁迅及其外婆家的关系，推定这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中国古典小说在创作当时属于稗史小道，多数不署作者姓名或真实姓名，例如《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聊斋志异》署名“柳泉居士”，《玉娇梨》、《平山冷燕》署名“天花藏主人”，关于这些小说作者的研究，外部证据都付之阙如，采用的多是内部证据，没有人说有什么不妥，何独到了《红楼梦》研究，内部证据便成了非“直接证据”而必须否定了？红学界找到了一大堆关于曹雪芹的并不可靠的外部证据，却无法用内部证据来证实《红楼梦》与曹雪芹生活的必然联系，更搞错了《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源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势所必然了。

    笔者欢迎朋友们对土默热红学的善意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乃至失当的指责也不要紧，真理越辩越明嘛，指出我的失误或不足是对我的帮助，不应讳疾忌医。但最反感的是某些打着大学者旗号，以偏概全、肆意曲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企图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式的恶意诽谤；也不赞成某些朋友在没有全面理解土默热红学的基础上，支离破碎、盲人摸象、令人哭笑不得地曲解或者批驳土默热学术体系。土默热红学是个整体，是个由“十论”构成的体系，即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遗民思想论，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假语村言论，浙西发源论。这十论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支持的有机整体，脱离开其它九论孤立地谈其中任何一论或一论中的某个枝节，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可能产生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误解。建议有志于批评土默热红学的专家或票友，批评前最好先总体上读一遍土默热红学，对整个体系有一个概要的把握。这倒不是自我推销的吆喝，批评人家吗，只说在他臀部发现一个痦子，既不看他的面目，也不看他的四肢，更不了解他的体型，就判断一个人的善恶美丑，总难免会贻笑大方。尽管土默热是个粗狂彪悍的塞外老汉，本人长的并不漂亮，但也不愿意因为屁股上长个痦子，就得整天低三下四听别人嘲笑，更不希望批评者因为盲人摸象而出乖露丑，人之常情嘛。

    让朋友们批评前通读土默热红学也未免不尽人情，笔者自己也有推介方法不当和不及时的问题。《土默热红学》砖头般的三卷本，又是以论文集的方式结集出版的，几百万字的大部头，读起来简直是活受罪，崇尚潇洒的现代人谁有耐心通读一遍？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笔者这两年下点功夫编写了一本《三生石畔勘红楼——土默热红学全视角》的专著，系统阐述了土默热红学十论，只有十三章八十一节，区区几十万字，可谓便于阅读的袖珍本。书中对土默热红学里面自己认为满意的素材加以综合归纳，对自己不太满意的内容则舍弃不取，又添加了一些最新考证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目前关于土默热红学最权威的介绍。该书力求做到文图并茂，有良好的阅读性，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不妨一阅（再次申明：我这里可不是签字售书，没接受出版商的好处）。如果嫌这本书也太庞杂的话，看一看笔者撰写的《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亦可，只有万八千字，利用一两个小时即可通读一遍。这里不妨将土默热红学十论的核心部分，即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这五论内容简要介绍一下，虽然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毕竟聊胜于无，自己介绍的东西，一般不会误解自己吧。

    上述五论说到底就是研究《红楼梦》最基本的创作要素问题，即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三大要素问题。文学三要素在小学三年级上作文课时老师就教过，凡进过现代学堂的人都不陌生。短至一篇小学生作文，长至一部宏篇巨著小说，都离不开文学三要素，否则就无法阅读和理解了，这是文学常识。《红楼梦》的三要素有点特殊，作者创作时有意隐去了作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作者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也没有交代，因此书中故事人物的素材来源便模糊不清。可以说，《红楼梦》小说的文学三要素都查无踪迹。如果说缺乏三要素的文章无法阅读，那么《红楼梦》是否是无法阅读的庸劣作品呢？当然不是。换句话说，表面上作者隐去了小说三要素，其实还是巧妙地交代了三要素，不过为我们所不查罢了。《红楼梦》的时间要素是“当日地陷东南”后的“末世”，是那些才子佳人小说流行的“近时”（脂砚斋语）；《红楼梦》的地点要素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是石头临凡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红楼梦》的人物要素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贾宝玉与他的家族，以及他那十二个曾经结成海棠社和桃花社的诗人姐妹。

    土默热红学的“晚明气脉论”，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的时间要素，即时代背景。从《红楼梦》书中足以看出，这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情教”流行时代，也是一个对声色犬马生活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的时代，还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无尽哀怨又病态依恋的时代（徐晋如教授语）。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清初，由于改朝换代、异族统治的原因，主要转为对“国殇家难”的哀怨，甚至转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黄钟大吕之声。我们看清初的《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性作品，都不难发现，除了仍然具有对晚明畸形繁华生活的怀恋，并为之披上“极度女性化”的“意淫”躯壳外，又深深地浸透了对连绵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异族侵略者的鞭笞。虽然这种鞭笞是文化视角的，软弱的，模糊的，躲躲闪闪的，但却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是“水磨腔”和“梅村体”，而《红楼梦》恰恰是故事化的梅村体，小说化的水磨腔。

    土默热红学的“西溪背景论”，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的地点要素，即地理背景。刻着故事的“三生石”全世界只有一块，就在杭州天竺寺。天竺寺后的灵鹫峰（飞来峰），恰恰传说是从“西方灵河岸上”飞来的。杭州自古便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般的天堂著称。杭州西溪又恰恰位于“三生石畔”，这里的园林建筑正是“芳园筑向帝城西”。大观园姐妹们活动的“秋雪庵”、“藕香桥”至今仍在，怡红院的原型洪园，蘅芜苑的原型花坞，潇湘馆的原型蕉园（竹窗），稻香村的原型杏花村（柴门），都集中在这里，正所谓“衔山抱水建来精”。宝玉曾经游玩的水仙祠、水月庵、清虚观、天齐庙，在这里都有踪迹可寻。大观园和太虚幻境名称取材于吴山大观楼和太虚楼，太虚幻境玉石牌坊来源于孤山康熙外行宫的万福来朝牌坊。就连书中宝玉黛玉太虚幻境册子中的图画象征“一块顽石、两株枯木”，都来源于洪昇故园残破后的实景，在《稗畦集》中有清晰记载。

      土默热红学的“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和“钗盒情缘论”，研究的都是《红楼梦》的人物要素，也就是书中故事的素材来源。《红楼梦》书中的故事虽然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一共可以分为品字形的三组故事：一是荣国府家族内部“窝里斗”、终于“自杀自灭”一败涂地的故事，其素材来源于洪昇家庭中真实发生的“天伦之变”。二是宁国府的那些“天香楼”、“大出殡”、“红楼二尤”、“风月鉴”等淫秽肮脏的风月故事，其素材来源于洪昇亲身经历的国丧聚演《长生殿》招祸案件。三是大观园中十二钗姐妹结“海棠社”、“桃花社”，优游园林风雅赛诗的故事，其素材来源于蕉园姐妹前后结成“五子社”、“七子社”的故事，整整十二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女诗人群体；女诗人结社的蕉园，正是康熙南巡巡幸的“竹窗”（西溪高庄），这就与《红楼梦》书中元妃省亲的场所同时又是姐妹们结社作诗的场所完全一致，为大观园的创作原型提供了可靠证据。

    当你阅读欣赏《红楼梦》时，可能对书中一些情节人物的描写感到相当奇怪，甚至不可理解，当你知道了以上关于小说作者和素材的考证内容之后，这些疑问便会迎刃而解了。例如书中对贾赦和邢夫人、赵姨娘和贾环的描写，似乎过于不堪入目了；当你知道了洪昇家庭“天伦之变”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其继母、庶母和同父异母弟的挑唆，洪昇和二弟洪昌方被父亲“大杖”后赶出家庭，终生颠沛流离，“二爷”含恨死去的真实故事后，作者对挑唆者的憎恶感情就不难理解了。再如书中对薛姨妈家的“皇商”身份，薛宝钗所患的“热毒症”以及所吃“冷香丸”的描写，似乎过于莫名其妙了；当你知道薛家的生活原型乃是“丁酉科场案”的钱家，家主钱开宗已经被朝廷杀头，全家都曾被发配旗人为奴，其“货殖家风”罪名乃顺治皇帝亲口所赐，这些描写其中的隐喻便一目了然了。另如书中对贾宝玉在秦氏卧房做梦，与“兼美”携手坠入“迷津”，贾瑞正照“风月鉴”遗精而死，东府大出殡场面宏大且龌龊的描写，似乎都显得相当阴暗刻毒；当你知道洪昇因“国丧”期间遭遇《长生殿》案件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刻骨铭心仇恨，并以此为素材描写东府的风月故事之后，作者的良苦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洪昇家难、蕉园诗社、西溪园林，三位一体地证实了《红楼梦》创作的故事原型和基本素材；晚明气脉、清初背景、遗民心态，也三位一体地证实了《红楼梦》的思想特征和文化品格。这一切关于《红楼梦》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的研究成果，似乎都不是用偶合可以解释的。可能有的朋友要问：可用承认《红楼梦》的清初背景，但作者为什么一定是洪昇而不是别人呢？当前有些红学专家提出的吴梅村、曹寅、张岱、顾景星、查继佐是否可以呢，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大文豪啊？这就要从究竟是谁能够以上述故事为素材创作《红楼梦》说起：家族“天伦之变”和“《长生殿》招祸案件”是洪昇亲身经历的“家难”，“蕉园姐妹”是洪昇从小青梅竹马的姐妹，与清初的其他文人无涉，这个作者大概别无选择，非洪昇莫属。再从《红楼梦》书中的“作者自云”看，作者必须同时具备的五个必要条件：其一，他生活在改朝换代之后并深受晚明文化气脉影响的清朝初期(地陷东南)；其二，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江南世族家庭并具有相当强烈的遗民思想（诗礼簪缨）；其三，他有一大群聪明美丽具有诗人气质的姐妹并与姐妹们一往情深（怀金悼玉）；其四，他的人生前后经历过巨大反差并在科举功名方面遭遇过重大挫折（无材补天）；其五，他具有典型的情痴情种性格并很可能是康熙中叶的一个昆曲大家（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同时具备以上五大特征的作家，有清一代，洪昇一人而已！

    我这里反复强调洪昇是《红楼梦》作者，其目的主要并非渲染洪昇作者论是土默热红学的核心。朋友们就是不知道《红楼梦》的这些故事素材，不承认洪昇是真实作者也不打紧，只要承认《红楼梦》是清朝初期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就足够了，因为这是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的题目是《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吗》，就是要告诉朋友们，按照清初“地陷东南”之际改朝换代后的江南文化背景去解读《红楼梦》，才能知晓《红楼梦》的真谛，才能感受《红楼梦》的辉煌！而按照索隐派的观点到清宫秘史中去探宝，或者按照考证派的观点到南京江宁织造府或北京曹雪芹故居中来寻珠，都是误读误解《红楼梦》的歧途，都只会把《红楼梦》创作看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只会把《红楼梦》作品理解为“字缝里看出字来”的天书。《红楼梦》故事来源于清初杭州活生生的素材，《红楼梦》人物来源于江南世族活生生的原型，《红楼梦》之伟大就在于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决不是乾隆中叶生活在北京西山茅棚中的曹雪芹，仅凭“天才”的大脑在书斋中就可以杜撰出来的世情小说！朋友们，请放下成见平心而论，这样读《红楼梦》比起以往索隐考证牵强附会的红学解读，您是否感觉到要更加顺理成章、赏心悦目一些呢？

                                   2009年2月18日

再谈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土默热

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的学生，读大学中文系的，搞毕业论文，打算搞点红学方面的研究。求我给他点拨点拨，出出路子，给点材料。他的老师很喜欢这位学生，特意关照我帮帮忙，这位学生的态度又很恳切，真心实意想做点学问，又不像是那种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现代派头，对我来说实在是盛情难却。我这个人虽然吃粉笔灰的资历比较老，但却没有那种好为人师之瘾，加之所谓土默热红学又不为主流学界承认，所以感觉很为难：如果按照土默热红学的思路去点拨吧，这位同学的毕业论文肯定要砸锅，弄不好学士学位要泡汤，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做于心何忍？如果按照时下流行的主流红学观念去点拨吧，对我来说又是违心之举，口外之话，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误导青年，做人焉能如此说话办事？首鼠两端之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我给这位同学出了一个这样的馊主意——

我告诉这位同学，建议他不要搞捞什子红学研究，就老老实实地搞《红楼梦》小说研究。内心里不要先装上某一红学流派的观点，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把心中已经装上的那一点红学常识都抛弃掉，包括你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包括你业余读过的我的那点东西，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不要有任何功利观念和利害权衡，保持好一张白纸的状态，只研究自己思索出来的第一手东西，论文只谈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认识，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都百无禁忌。具体怎样研究呢？我建议他从比较文学入手，把《红楼梦》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多找出一些来，对比着读，对比着研究，好好看看《红楼梦》的来龙去脉，好好思考一下《红楼梦》作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这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也是文学研究的良法。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我给这位同学出的题目太大，给这位同学派的任务太重，《红楼梦》诞生前后中国文坛典籍浩如烟海，就是一部《四库全书》，倾一生精力心血也读不完，一个青年学子毕业前短时间内如何能够普读一遍并有所思有所得？愧疚之余，我又给这位同学拉了一张书单子——虽然鲁迅先生反对学生按照导师开列的书单子读书，但为了这位同学的学士头衔计，我却讲究不了那么多了——我要他适当集中一下光圈，按照文学时代分成两个对照组去读书研究：一组是清朝前期的作品，也就是顺治年间和康熙早中期的作品，主要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女仙外史》、《长生殿》、《桃花扇》等；另一组是清朝中期的作品，也就是雍正年间和乾隆早中期的作品，主要有《儒林外史》、《野叟曝言》、《阅微草堂笔记》等。阅读之后把《红楼梦》同这两个时期的作品特点加以比较研究，看看是否会有所思有所得。

这两组图书数量不大，读起来应该不难，不要说一个职业搞中文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也应该抽时间读一读，好多人大概早已读过了。但是，有几个人认真思索过这两组作品的异同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的作品必然折射特定时代的光辉，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比如矛盾的名著《子夜》，就是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创作的，一看书的内容，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作品中反映的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是那个时代中国上海的特有经济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更早的晚清和民国初期，或者稍晚的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都是不存在或不典型的，更不要说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初，时间间隔大约是一个甲子略多一点吧，假如有人说《子夜》是今天陕西作家贾平凹写的，你信吗？《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即使一时还搞不清楚她的作者和创作年代，但总可以凭借对书中内容的解读，大体判断出她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吧！

清代前期和清代中期，中间的间隔时间也大约是一个甲子略多一点，相距似乎并不遥远，但相对于文学领域而言，也同三十年代与今天的区别一样，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时代，你能说今天与鲁迅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样、文学风格类同吗？显然不能。清代前期的文学，受晚明文化影响很深，加之清初文网罗织不严，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一个总的趋势是蓬蓬勃勃，作家作品都很活跃，其内容大旨言情，乃至非情不传得程度。而到了清朝中期，由于异族入侵政权的巩固，封建正统观念的强化，加之修《四库全书》的禁毁和极为惨烈的文字狱束缚，文学领域早已噤若寒蝉，文人个个都是一副正统理学道学的古板面孔，就和文革期间差不多，哪里还有清初那种活泼泼的文化氛围？谁如果不信，也请您读一下我前面给您开列的那两组文学作品，阅读之后再来同我争论。所以，红学研究的根本，从来就不应该是胡适先生提出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而是《红楼梦》作品的时代特征问题。“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一部经典小说，作者的创作初衷交待得何其清楚，二百年来，连她的时代特征、作品背景都没有搞清楚，实在是红学之羞！

自从胡适先生把美国杜威的实证哲学引入红学领域之后，“拿证据来”似乎就成了红学界最流行的时髦语言。在自然科学界这样做无可厚非，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文学界似乎大成问题。文学研究不是解数学公式，不是做物理化学实验，不可能把小说中的每句话都用实证方法来加以证实。胡适先生拿出的所谓证据，也不过是《红楼梦》楔子中“曹雪芹”三个字和赵嬷嬷关于“接驾四次”的一句话，用这两个所谓的证据来证实《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是乾隆中叶的作品，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何况对这两项证据还可以作出与胡适先生完全不同的解释。同样也说证据，小说中涉及的其它文学作品，相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最好的证据吧？《红楼梦》作者是当时人写当时事，作品中并不避讳提及当时的文学作品，您如果仔细读书的话，不难发现，书中所提及的戏剧作品如《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都是康熙朝中叶以前的作品；书中所提及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如《庄子因》、《坚瓠集》、《女仙外史》等，也都是顺治、康熙两朝的作品。《红楼梦》中绝没有提及一部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学作品，就连康熙晚期的作品都没有，例如《桃花扇》，就在《红楼梦》中绝无踪迹。这证明了什么？只能证明《红楼梦》创作于康熙中期。如果说“铁证”——红学论争中好用这个词——大概没有比这更“铁”的了！

我屡次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关键，不在于胡适先生说的“作者与版本”，而在于《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作品中究竟写的是什么？中国古典文学，好多小说都不明作者，但都不妨碍当时以至后人对作品的阅读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作品分析，能够大致正确判断出作品的时代背景。比如《金瓶梅》，学界对其作者的推断五花八门，大概不比《红楼梦》的作者分歧少，至今也难以达成一致。但是，这却不妨碍我们认定《金瓶梅》是明代中叶的作品，放在明代早期或明代晚期都不行，因为书中虽然假借宋朝人物，写的却是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红楼梦》也是这样，一时“作者与版本”问题研究不清楚不要紧，但是搞错了作品的创作年代，理解错了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却不得了！因为这是误读或者根本就是错解《红楼梦》，把康熙中期的《红楼梦》当作乾隆中期的小说来读，简直就象把鲁迅的《狂人日记》当作今天的某作家博客文章来读，理解上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搞清《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才是红学界应该着力解决的治本之策，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

当然，《红楼梦》的时代问题与《金瓶梅》不同，有其特殊性，《金瓶梅》从《水浒传》嫁接而成，还假借宋朝说事，而《红楼梦》干脆连汉唐都不肯假借，朝代年纪、地域邦国统统“失落无考”。但是，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小说还能有可读性么？显然，作者创作中对书里的三要素作了特殊的技术处理。从地点上看，书中凡是有确指的地点都靠不住，如姑苏扬州、长安大都、金陵南京等等，都不可盲目当真，不可真的到这些地方去找曹雪芹的生活足迹；但是对书中暗示的地点，如“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等，却应高度注意，注意这些地方与故事素材的特殊关系。从时间上看，作者明着一句也不交待时间背景，暗地里却屡次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在一个“末世”。贾雨村演说荣国府讲的是“末世”，王熙凤判词说的是“凡鸟偏从末世来”，贾探春命运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有清一代，一共有两个“末世”，一个是清初，一个是“清末”。清末就不必说了，清初怎么也是“末世”呢？请看顺治康熙年间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几乎无人不把当时的社会称为“末世”，具体原因就无须在这里罗嗦了。曹雪芹生活的乾隆年间，正所谓“盛世”而绝非“末世”，也绝没有一个文人作品把乾隆年间称为“末世”。因此，《红楼梦》不是乾隆盛世的作品，当然更不是清末那个真正“末世”的作品，那么只能是清初这个特殊“末世”的产物。

胡适先生把康熙中叶的《红楼梦》，硬生生说成乾隆中叶的作品，实在是没有搞清“末世”和“三生石”的结果，严格说还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缘故。可能有人会讥讽我——说一个当年曾挥斥方遒的国学大师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么？胡适先生的确读过很多书，有学问，有大学问，这不假，但我怀疑胡适先生是否有读小说的爱好，最起码他没有认真读过《红楼梦》，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文学史，否则不会犯这种“关公战秦琼”的低级错误。胡适先生大概读了《红楼梦》的楔子，从中发现了“曹雪芹”三个字，又在乾隆中叶的敦诚《四松堂集》中见到了悼曹雪芹的诗，于是就把《红楼梦》著作权赋予了这个曹雪芹。中国历史上重名重姓者多矣，最近就有红学研究者搞出了“三个曹雪芹”——“北京曹雪芹”、“小说曹雪芹”和“南京曹雪芹”，时间相差百年，距离相差万里。如果不能把这三个风马牛般的曹雪芹三合为一，怎么能证明《红楼梦》作者就是胡适先生说的那个曹雪芹？更何况要找《红楼梦》作者这个曹雪芹，也只能到康熙中叶去找，在乾隆中叶找曹雪芹身上瞎鼓捣肯定是找错了对象，纯属乱点鸳鸯谱！

仅仅是胡适先生不读《红楼梦》么，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红学家都不读《红楼梦》，严格说是不好好读《红楼梦》，或者说没有读懂《红楼梦》。毛泽东老人家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我们的红学家把《红楼梦》都读了不止五遍吧，有些人还汇校过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你怎么能说人家不好好读《红楼梦》呢？问题不在于《红楼梦》读的遍数多少，而在于是否读对了、读懂了《红楼梦》。红学家们读《红楼梦》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不是从文学角度去研究，而是从史学角度去审视，即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具体说就是戴着曹雪芹有色眼镜读《红楼梦》，对《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所有人和事，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曹雪芹及其家族的人和事去进行比附。胡适先生批评别人是“附会的笨伯”，其实，胡适及其红学继承者采用“曹贾互证”的荒谬方法，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及其家族亲属关系所作的附会，比红学史上其它所有的附会都要多得多，也荒唐无稽的多！好多红学家并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传人，甚至煞有介事地批判过胡适，但是，哪个红学家不是嚼着胡适嘴里的馍，挤着曹雪芹身上的奶呢？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斛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如果说红学界二百年来没人读懂了《红楼梦》，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也是不容辩解的残酷事实。鲁迅先生曾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句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和根子，对于读者来说，“作者和续者”可以“姑且勿论”,但对小说“命意”的种种理解却不容忽视。《红楼梦》究竟是玄妙的谶纬书，还是老老实实写曹家“坐吃山空”的历史？究竟是反清复明的宣言书，还是诲淫诲盗的教化课本？这样歧异纷呈《红楼梦》的“命意”理解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如此五花八门地理解和阐释书中“命意”，谁能敢说真正读懂了《红楼梦》呢？

红学流派很多，大而化之可以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也就是所谓的索隐派和考证派。但就对《红楼梦》的“命意”理解而言，索隐派似乎比考证派要好一点。最起码索隐派还知道《红楼梦》书中写了“康熙朝政治”，影射了清朝初期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旧红学索隐出的人和事有穿凿附会之嫌，互相之间也抵牾矛盾，但对作品时代背景的感悟大体上都是对的，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大方向是正确的”——因为《红楼梦》就是清初的作品嘛。而考证派把《红楼梦》搞成了清中叶的作品，搞成了曹雪芹的“自叙传”，则是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因为从一开始“大方向”就选错了，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研究的越深入，离真相越远！正如俞平伯老先生所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仅仅从这个角度说，胡适作学问的根坻远不如蔡元培，新红学相对于旧红学而言，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严重退步！

新红学蜕化的原因，固然有方法论上的问题，但究其根本还是世界观问题，也就是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指导《红楼梦》研究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乱扣大帽子，其实这恰恰是一句老实话。就拿对《红楼梦》中所谓的异端思想研究来说吧，新红学由于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贾宝玉“男泥女水”、“意淫情种”、“盛宴必散”、“除明明德外无书”、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等思想的根源，于是便一切归结为曹雪芹的“天才”，并把曹雪芹逐步塑造为“反封建的斗士”、“主张男女平等的进步人士”、“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一手制造了曹雪芹神话并长期顶礼膜拜，这不是唯心史观作祟又是什么？与胡适一起开创新红学的俞平伯先生，总结自己一生在红学领域的作为，曾痛心疾首地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滥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作为谬种流传的反《红楼梦》学说，还用别人扣帽子打棍子去否定吗，自己还不应该从内心深处的世界观方面找找原因吗？

如果把《红楼梦》中的这些所谓“异端思想”，还原到明末清初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这些思想根本就没有什么异端可言，也谈不上有多么“先进”或“超前”，而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非常普通的思想：“男泥女水”的思想在南宋时代的谢希孟就讲过，明末清初时期的文人讲的最多，因为这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对女儿的尊崇和赞颂是文人们的一致行为，并非只有《红楼梦》如此。“意淫情种”的观念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可谓大行其道，当时的著名文人哪个不是以情种自居？始作俑者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提出来的情本思想，就比《红楼梦》的情痴情种观念早多了也彻底多了。尤西堂的游戏之作八股文《临去那秋波一转》，一时风行天下，甚至受到了顺治皇帝的青睐，集大成者冯梦龙干脆把自己信奉的文学观念称之为“情教”。“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情绪，在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过程中便不绝于耳，到了清初“疑经辩伪”时期达到了极致，连《春秋》、《尚书》都被斥为伪书，比起贾宝玉还承认“明明德”（《大学》），保留四书五经没烧的行为，要激烈多了。至于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言论，乃是清初士大夫阶层总结大明三百年基业何以一旦灰飞烟灭原因时，针对东林党人“文死谏”和平流寇、防建州将领们“武死战”的意气用事、不负责任行为，所得出的几乎一致的结论，参阅清朝初期“布衣万斯年”以及诸多“博学鸿词”修《明史》时留下的那些资料，这些思想情绪的来源便一目了然。至于这些思想中是否有民主主义萌芽，是否有反封建情绪，是否“进步”或“超前”，大可把《红楼梦》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史一道研究，一起评价，也没必要人为拔高。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这才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以上辩解这些思想的来源，并不是对新红学心存偏见，而是对《红楼梦》产生当时思想界、文化界的客观陈述。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中这些所谓“异端思想”的来源后，便不会再盲目信奉曹雪芹“超前”的神话了。当然，这些辩解也不是为旧红学招魂，我并不赞赏旧红学的那些琐屑索隐和盲目附会，这不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应取的方法。新红学诞生之后，旧红学的“终结”也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惜的事情。问题是在当今红学界，旧红学并未终结，新红学确逐渐式微，在二者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遇下，出现了一个新旧红学合流的危险趋势，这就是所谓“探佚红学”的窜红。比如某大作家的“秦学”，某三姐弟的“解梦学”等等，虽然都曾遭到主流红学界的“群殴”、“打压”、“批判”、“消毒”，但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子中的影响还很大。主流红学并不承认“探佚红学”是新旧红学的合流，而把它归结到索隐派的阵营，这是不准确的。“秦学”的“废太子女儿说”和“解梦学”的“竺香玉皇后说”，的确是采用的索隐附会方法炮制出来的，但他们索隐附会的起点，却是嫁接在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身上，认为是曹氏家族隐藏了流落民间的“废太子女儿”，“竺香玉皇后”是曹雪芹旧情未断的老情人，因此他们的所谓研究，并没有超出新红学中曹雪芹和江宁织造府的范畴。所以，说“探佚红学”是新旧红学合流的产物名实相符，一点也不冤枉；说“探佚红学”是新旧红学另类基因结合成的怪胎，一点也不夸张；说“探佚红学”是新旧红学在穷途末路时期苟延残喘的回光返照，大概也不算对谁的不恭。

不论是索隐派的旧红学，还是考证派的新红学，抑或二者基因缺陷结合而成的“探佚红学”，究其实都是非关《红楼梦》的学问，都是在非文学的道路上淘金。索隐红学本身就不承认《红楼梦》是小说，而把它当作信史或者稗史野史来研究；考证红学考证的起点也不是小说，而是当作曹雪芹和江宁织造家族的“自叙传”；至于“探佚红学”，从一开始就是戏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倒像是胡编乱造的小说，却把他的研究对象《红楼梦》从未当作小说对待。二百年来红学界屡屡出现这些非关文学的荒谬“成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不读《红楼梦》，不好好读《红楼梦》，或者没读懂《红楼梦》。研究者也不是按照小说的特点、立足文学的创作规律来对待《红楼梦》。他们都不是按照小说的创作动机、作品素材、思想源流、文化传承去分析《红楼梦》的发生发展，都不是按照社会、文化、小说发展演化的必然规律去理解《红楼梦》这一文学现象，而是希图走捷径按照“秘史研究”来解谜——索隐派是猜笨谜，考证派何尝不是猜笨谜，至于“探佚红学”则更是地地道道的猜笨谜！

红学要想回归到正确道路上去，有三项原则必须坚持：一是必须用唯物史观指导《红楼梦》研究，承认《红楼梦》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从UFO中冒出来的不明之物。二是必须立足文学范畴，把《红楼梦》真正当作小说来对待，从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生活、风俗、宗教来解释《红楼梦》，而不能把《红楼梦》当作《推背图》来猜谜。三是必须从文化传承、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把《红楼梦》当作中华优秀文化的产物，当作中国古典文学链条的一环来研究，而不能陷入天才论的泥潭。要做到这三条，前提是要认真读《红楼梦》，要读懂《红楼梦》。决不能采用文革期间“学语录”那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去读《红楼梦》，不能心中先装着一个曹雪芹，每个章节都到老曹家去找答案，找不到就用天才论来自圆其说。这样读《红楼梦》，再过二百年也读不懂《红楼梦》！除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读《红楼梦》之外，还可以读一些与《红楼梦》相关的文化典籍（千万不要读那些与文学毫无关系的“曹学”资料）。《红楼梦》中涉及的文化现象很多，如江南世族文化，晚明情本文化，《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与昆曲文化，女性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等等，多读点这方面典籍，有助于对《红楼梦》的正确理解。简单化一点说，如果能多读几部明末清初的小说、戏剧，《红楼梦》在其中的位置，便会一目了然了。如此而已，没什么神秘的，谁都可以参与其中，并非红学家的专利和禁脔！

2009-3-13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