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
　　                                                                      逄冠卿
　　  我的那篇《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文章，在土默热教授的新浪博客帖出去以后，点击率还不错，好多网友跟帖评论，总的看反应热烈，并且是正面反应居多。发了这篇文章之后，没想到引出一个副效应，前几天，居然有两个文化单位出面，说我极其熟悉土默热红学，要请我搞一次土默热红学讲座。本来我是不肯讲的，土默热老师就在本城市居住，请本人讲不是更好些吗，由我来越俎代庖，鲁班门前抡大斧，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但他们说，曾找过土默热老师，他太忙了，实在抽不出功夫。他也认为你对土默热红学的理解最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他也推荐由你讲。我只好勉为其难了。还好，讲座引起的社会反响很不错，好多听众反应说耳目一新，非常震撼，非常服气——当然是服气土默热教授，而不是服气我。在讲座后的互动时间里，也有一些听众提出几个疑问，特别是一位听众提出：土默热搞了一个洪昇说，与胡适搞得曹雪芹说，似乎是换汤不换药，去了孙悟空来个猴，反而把红学本来就复杂的局面搞得更混乱了，是否有这个必要？这位听众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深思：是的，当前红学界持这样看法的专家乃至普通读者似乎不在少数，很多专家学者乃至红学票友，对红学界无休止的论争感到厌倦，对其中的是非曲直已无兴趣深探，对任何新学说都有些麻木不仁了，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以正视听。因此，我在前面发表的《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文章基础上，又搞了这篇《再谈》同一题目的文章，以就教于土默热老师，也就教于红学界同仁。
　　要想谈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析一下我国大陆当今的红学局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红学形势，那就是虚假繁荣背后深深的无奈！旧红学、新红学、新旧红学的混血儿，学说林立；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流派纷呈。各学说流派之间互相抵牾，纷争不断，闹得广大《红楼梦》读者云里雾里、无所适从，看热闹之余啧有烦言。虽然说学贵有歧，但这个“歧”应该“贵”在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而红学之“歧”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促退了。退到了什么程度呢？用刘梦溪大师的话说：“最能代表红学树义的两大流派，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就是一个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又都变成了死结。”如果一门全部由“谜团”和“死结”构成的学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显学”的话，那么红学之显并非学术繁荣之显，而是丑剧闹剧之显，闹到最后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甚至三败、四败俱伤，红学各流派谁也不可能笑到最后。在这红学学术根基伤痕累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红学各流派也早已到了需要高挂免战牌，摒弃帮派成见，大家平心静气坐在一起，共同思考探讨红学命运的时候了。
　　红学家中长期流行着一句豪言壮语：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红学领域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多如牛毛，在这个层面上再争论一千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争论一万年恐怕也不能达成一致。因为各流派之间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确定不同的前提，采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材料，就像聋子与瞎子对话一样去争辩的，这样永远也不会有个结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还是要回到红学的原点去，重新审视红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红学研究的领域很宽泛，但究其根本，不外就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即《红楼梦》从哪里来？红学向何处去？当今主流红学一般认为：《红楼梦》从曹雪芹那里来，红学按照胡适指引的方向去。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作者身份是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虽然红学家们批判胡适相沿成习，但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这句话是新红学的另一创始人俞平伯先生说的，并非我的发明，不要指责我用词不当——凡是把曹雪芹当作《红楼梦》作者而涉足红学研究的专家，不论他曾经怎样声严厉色地批判过胡适，都是吃着胡适的草，挤着自己的奶，对这一基本点总不能否认吧？因此，解决红学分歧必须从新红学的始作俑者胡适入手，从根源上去考究分歧的来龙去脉。
　　要想搞清楚土默热红学是不是胡适红学“换汤不换药”的新变种，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土默热红学与胡适红学的异同，说清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要想说清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当今主流红学的学说实质，必须要认真去读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因为这是新红学的源头，即所谓正本清源嘛。当你全面了解了胡适先生的考证过程后，你会发现，胡适先生平生最得意的，其实并非是其研究《红楼梦》做出的结论——曹雪芹“自叙传”；而是其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先生津津乐道自己的考证方法来自于中国朴学和美国杜威的实证哲学，并挥洒自如地批判了旧红学的伪科学性质，指出其索隐方法为“笨伯式的附会”。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批判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旧红学索隐派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去同《红楼梦》逐一加以附会，确实是不科学的愚蠢方法，也无助于对《红楼梦》的正确诠释。自胡适先生对旧红学加以无情批判之后，索隐派基本上就此一蹶不振，虽然近年来改头换面有死灰复燃之势，但基本不为主流红学所承认，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对此感兴趣的也不多。前一阶段主流红学对刘心武、霍国玲搞的“群殴”，矛头并非对准旧红学，而是对准新旧合流的混血儿红学——因为红学界并非感受到旧红学的威胁，而是觉得曹雪芹有受到亵渎的可能，因此才大动干戈的。
　　由此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曹雪芹身上。主流红学家们不惜大动干戈誓死保卫的曹雪芹，真的就那么值得保卫么？换句话说，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难道就不许怀疑么？胡适先生考证曹雪芹时采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难道就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么？现在有一句大家一致赞成的流行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在红学领域应该也适用吧？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是否科学，也必须要通过实践标准来检验。与胡适并肩创立新红学的俞平伯先生，临终前痛心疾首地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胡适红学解读《红楼梦》，出现了“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把《红楼梦》读成了“断滥朝报”的怪现象。新红学创立已经接近一百年了，一百年的实践证明，“红学愈昌、红楼愈隐”，一门与其研究本体背道而驰的学说，不能不说在根子上出了问题。那么胡适红学出了什么问题呢？换句话说，红学界兖兖诸公上了胡适的什么当呢？寻根究底，还是上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根本方法的当！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方法缘自中国传统的朴学和美国的杜威的实证哲学。严格说来，朴学本身就是注经学方法而不是文学研究方法，实证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固然不错，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却也并非是不二法门。所谓“大胆假设”，不论大胆也好，小胆也好，毕竟就是假设；凡是假设，都有正确不正确两种可能。沿着假设的道路走，走对了事半功倍，走错了南辕北辙，关键在于通过“小心求证”来证实假设前提的对错。胡适先生的求证是否小心呢？胡适自己当然以为是小心的。但问题并不在于胡适自己感觉如何，而在于实践检验的效果如何。如前所述，把《红楼梦》读成了“断滥朝报”，读成了使《红楼梦》越说越坏的结局，应该说这就是实践检验的无情结果吧？一个最通常的道理是，如果通过“小心求证”，证明当初的“大胆假设”不成立，那么就应该否定这个假设，也就是应该否定胡适假设的曹雪芹作者身份。问题是胡适的传人们——当今中国的主流红学家，心里明知胡适的“小心求证”不能成立，却不肯否定胡适关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大胆假设，而是在南辕北辙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就很难理解最普通最基本的形式逻辑，在红学领域是否还管用了？对当代中国红学家们这种明显违背逻辑的继承，如果说是无心之失，那是学术水平问题；如果说是有意而为之，那就是学术道德、学术良知的问题了。
　　现在红学界好多人都在诟病胡适在“小心求证”过程中使用的“以贾证曹”或“曹贾互证”方法，这是绝对应该的。“以贾证曹”、“曹贾互证”属于因果倒置的伪科学方法不言自明，既然你可以用贾宝玉反证自己假设的曹雪芹，那么用此方法证明其他什么人不可以呢？土默热老师曾经形象地说，用此方法就是证明猪八戒、孔乙己是《红楼梦》作者也可以。这话并不为过，也不见得有多刻薄。问题是我们的红学家们一边在批判胡适，一边仍旧继续沿用胡适的方法，给曹雪芹穿上皇帝的新衣。试看近日书店中红学家们论证曹雪芹诗才文采的专著，哪一部不是以《红楼梦》书中的诗来反证曹雪芹的“诗才”呢？现在红学界甚嚣尘上的曹雪芹思想“超前论”，难道不是用书中贾宝玉思想反证出来的么？现在红学家无人不谈的曹雪芹“天才论”，难道不是用《红楼梦》作品中显示的才华来反证出来的么？除了《红楼梦》本身之外，能够证明曹雪芹“超前”、“天才”的证据，红学家们还能举出一件非伪造的可信证据么？那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当今红学大家，哪个敢公开否认在自己的红学研究中，没有自捏佛像自烧香，没有使用《红楼梦》素材来反证过自己顶礼膜拜的曹雪芹呢？
　　我们不妨粗略归纳一下主流红学界过去对《红楼梦》的解读，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解读均是从胡适的“大胆假设”出发，以曹雪芹为圆心点，以江宁织造曹氏家族为半径画圆圈定的。因此，红学界把《红楼梦》作品的时代背景研究圈定在清中叶乾隆年间，把创作素材研究的目光盯紧江宁织造家族和江南三大织造小圈子，把书中思想文化研究的兴奋点放在北京旗人风俗和遗址遗迹上。也正是由于在乾隆时代和曹雪芹身上，找不到《红楼梦》表达的那些思想文化现象，我们的红学家们才不得不向“天才论”乞灵，把曹雪芹装扮成“超前”之神的。这一切一切，都是从胡适的一个“大胆假设”反推到《红楼梦》上的，是从曹雪芹出发强加给《红楼梦》的；而这种反推的强加方法，恰恰是怀疑邻居“偷斧子”式的猜想而已，是杯弓蛇影式心理作怪产生的幻象而已，没有一件事经得起实证的检验，只能靠造神来自圆其说。如此研究下去，也就难怪严格要把《红楼梦》越描越黑、越说越坏，最终读成“断滥朝报”了。
　　我这里严厉抨击胡适红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为旧红学张目。如果说新红学“以贾证曹”、“曹贾互证”方法是伪科学，那么旧红学索隐附会方法也是反科学的。时下红学两大派别互相攻讦，你嘲笑我的考证派守株待兔，我讥讽你是索隐派缘木求鱼，似乎索隐和考证两个治学方法都臭不可闻，这是不对的。其实，索隐和考证两个方法都是史学界、经学界常用的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也经常使用；红学界所说的索隐考证方法，并非史学经学界通常使用的索隐考证方法，而是红学界特有的索隐考证方法，有其特定的内涵：红学索隐就是特指把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同《红楼梦》小说加以胡乱附会的方法，红学考证就是特指“以贾证曹”或“曹贾互证”的方法。以索隐方法治学的红学流派就是所谓旧红学，以考证方法治学的红学流派就是所谓新红学。应当说，不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出发点都不是研究文学而是研究历史，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史学或经学方法在文学领域的误用。所谓旧红学和新红学，在治学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的关系而已，谁也不用说谁对谁错，还是《红楼梦》说得好：“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
　　 索隐红学和考证红学之所以采用史学或经学的治学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应该与其治学视角或者治学内容有直接关系。索隐红学的治学视角立足于《红楼梦》“有谜可猜，有隐可索”，因此其治学内容是通过猜笨谜去研究作品背后隐藏的故事，这显然是把《红楼梦》当作了《易经》或《推背图》加以研究，与文学研究根本不搭界。考证红学的治学视角，据胡适的说法是“作者与版本问题”，因此其治学必然是其假设作者的身世经历的求证。从表面上看，考证红学的研究内容作者版本问题似乎与文学有些搭界，实则不然。因为文学研究最根本的是作品研究，是文本研究，作者和版本都不过是文学的外围问题而已。在红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中，作品研究应当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作者和版本研究要服从并服务于作品研究。抛开《红楼梦》作品去研究作者与版本固然不妥，把作者与版本研究搞得与作品研究背道而驰，就更是荒唐无稽的事情了。前面谈到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问题，恰恰证明了胡适红学与《红楼梦》文本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断定其是错误的乃至荒唐的学说应不为过。
　　红学的治学之本、立学之基在于作品研究，而作品研究之根本就是首先要真的读懂《红楼梦》。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胡适可能并未认真阅读《红楼梦》，或者没有读懂《红楼梦》，招致与会者一片反对声。他们斥责我过于狂妄，居然敢说国学大师不读书，污蔑新红学创始人读不懂《红楼梦》。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此大动肝火，胡适先生确实是国学大家，但他也是人而不是神，胡适在史学领域建树颇多，但在文学领域却未必是权威人物，所谓的全才天底下是没有的。胡适一生的确著作等身，但他写过小说吗？他是把《红楼梦》是当作小说研究的吗？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显然就是不懂小说创作的表现。通读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你就会发现，胡适研究的重点确实是他自己所说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而不是《红楼梦》小说本身。而红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胡适所说的“作者与版本”问题，而是对作品的领悟和解读。搞不清作者不要紧，《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至今也搞不清，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金瓶梅》的正确解读，因为我们对《金瓶梅》思想文化的解读是从文本研究做出来的。而红学界对《红楼梦》的解读，却是从曹雪芹和脂砚斋反推出来的，是从外部强加给《红楼梦》的，这恰恰是当今红学与《红楼梦》背道而驰的病根所在。
　　我敢断言：当今红学虽然流派林立，各种学说林林总总，但严格说都是《红楼梦》门外的 “红外学”，只有土默热红学可以称为登堂入室的“红内学”。红学专家们都站在大厦之外对《红楼梦》评头品足，只有土默热教授进入了大厦内部去探讨品评《红楼梦》。为什么要说的如此绝对呢？是因为在所有的红学家中，只有土默热教授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真正是立足文学研究《红楼梦》！可能有人说我的这个判断过于武断、过于狂妄，实际上这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无须大惊小怪、枉加雌黄。前几天的讲座上，有个听众问我：土默热红学在当今红学界的地位如何？这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用量来衡量的，把鹰和鸡关在同一个笼子中观赏，并评定他们在鸟类世界中的地位，是毫无意义的。记得土默热老师说过，他自己从未参加任何红学组织，更不想与当今红学家们一较高低，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术不同无从比较。倘若把武术家和魔术家组建起一个学会，并举办擂台比武大奖赛，肯定是荒谬之举。土默热教授曾称自己的学说与红学各流派都迥然不同，把自己定义为非驴非马的“析书派”；我在上篇文章中为其正名为名正言顺的“文学派”。《红楼梦》是小说，小说属于文学范畴，只有“文学派”才是红学的正宗，才是红学的希望和未来！
　　我几乎通读过当今红学各流派的代表性作品，总的感觉是，在当今所有红学学说中，只有土默热红学是从认真阅读《红楼梦》文本开始，是从对《红楼梦》作品的解析出发，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来源、文化传承、创作缘起、创作素材、人物原型、地理背景、作者身世、评点传抄的，并形成了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土默热红学的十论：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遗民思想论，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假语村言论，浙西发源论。在当今红学各流派中，也只有土默热红学十论，才称得起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索隐派的各学说支离破碎，根本就构不成一个学术体系；考证派的曹学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又不能自圆其说。土默热教授以个人之力，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并且是业余研究，居然奇迹般地搞出了一个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的学术体系，并非本人有什么过人之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走对了道路，始终坚持在文学园圃中辛勤耕耘并收获了丰硕果实。
　　记得去年我亲自听过土默热老师的一次红学讲座，印象颇深，对我的影响也颇大。土老师说自己的研究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研究破题，从《红楼梦》与同时代作品比较文学研究切入，从《红楼梦》作品的特殊三要素研究拓展，从而形成土默热红学十论新体系的。土默热教授的这个概括是相当精辟并极为准确的。从土默热老师自己对研究过程的概括看，这里面既没有索隐红学的“猜笨谜”，也没有考证红学的“大胆假设”，纯粹是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自始至终是在文学的园圃耕耘。土默热红学中当然也涉及到了对“作者和版本”问题研究，也涉及到了对作品中的一些隐写、影射问题研究，但这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量的素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水到渠成后得出的结论，其结论产生在研究之后；并非像旧红学的“猜笨谜”和新红学的“大胆假设”那样，结论在先，先入为主，研究在后，本末倒置，因果倒置，就像文革期间学《毛主席语录》那样，带着问题到《红楼梦》中找答案，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了，恐怕还是阶级斗争红学那一套旧思路作祟。
　　土默热红学的出发点是《红楼梦》的时代性，是研究《红楼梦》作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按照唯物史观解释文学现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然打着时代的印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在文学领域同样适用。胡适红学根据曹雪芹生存的时间，把《红楼梦》圈定为十八世纪世纪的作品；而红学家们在十八世纪的乾隆盛世中绝对找不到《红楼梦》中的“末世观念”、“异端思想”和“情本文化”，因此只能用曹雪芹是思想“超前”的“天才”来加以解释，而这种解释明显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作品中所谓的异端思想并非乾隆时代的“异端”，而是清初顺康年间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通常观念；《红楼梦》中的“情本文化”并非出自十八世纪文字狱高压下的文学氛围，而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言情文学狂潮中的一朵浪花；《红楼梦》中的“末世观念”并非乾隆盛世所能产生，而是改朝换代后的清初时期具有遗民思想文人的普遍观念。从这一点出发，土默热先生判断《红楼梦》并非乾隆中叶的作品，而应是康熙中期以前的作品。“末世背景”、“遗民思想”与“情本文化”叠加在一起，三位一体雄辩地证实了《红楼梦》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文化传承。这个结论并非什么先入为主的“大胆假设”，而是出自科学的历史分析和文化分析。
　　土默热红学的切入点是比较文学研究，是把《红楼梦》与它的同时代作品加以比较分析，从中导出文学作品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土默热先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对《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全面考证，得出书中决无一部康熙中晚期以后作品和文人出现的结论，并通过对《红楼梦》与金批《水浒传》《西厢记》、三妇评《牡丹亭》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红楼梦》应是清初作品。二是通过对《红楼梦》中独特的场面描写、布景道具、人物语言研究，对比清初昆曲界“非情不传、写梦写幻、明白如话”的三大特点，得出《红楼梦》是以戏剧手法创作的小说，是故事化的梅村体和小说化的水磨腔的结论。三是通过对《红楼梦》与《长生殿》在作品结构、基本概念、人物性格、语言风格诸方面的特殊关系对比研究，得出《红楼梦》与《长生殿》应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同一作家创作的结论。土默热教授关于《红楼梦》与清初昆曲关系的三位一体比较研究，传统红学也曾有人进行过零散研究，但囿于曹雪芹成说，一般都蜷着舌头加以曲解。土默热教授的拨乱反正，并非是凭借“大胆假设”想当然耳，而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作出的合理结论。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领域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土默热教授这方面的研究，在红学领域可谓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土默热红学的拓展点是《红楼梦》作品三要素研究，这既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普遍性，又体现了《红楼梦》研究的特殊性。土默热教授这方面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三位一体：一是土默热教授从书中表现的末世背景、三生石畔、女子诗社研究入手，三位一体地证实了《红楼梦》被作者隐去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隐情。二是从对洪昇家难、蕉园诗社、《长生殿》案研究入手，三位一体地还原了《红楼梦》故事的创作素材；三是从接驾山庄、结社蕉园、作者故园入手，三位一体地证实了书中大观园的创作原型。这三个三位一体不仅全面揭示了《红楼梦》小说的社会背景、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地理特征，也纵横交织地证实了这些考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红楼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优秀小说特质。土默热教授的这些研究，决无“以贾证曹”或“曹贾互证”的弊端，也不是传统红学那种支离破碎、顾此失彼、互相抵牾、漏洞百出的《红楼梦》诠释可以比拟的。
　　除了以上三大方面的主要内容之外，土默热教授还对《红楼梦》评点流传方法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这方面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推论：一是对关于“石兄”与大荒山和空空道人的描写作出判断，通过对青沟寺、补天石、僧道二重身份的考订，判定为洪昇在盘山“逃禅”期间与拙道人（拙和尚）之间关系的描写；二是对评点者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作出判断，通过对脂批中透漏的生活场景均为洪昇夫妻的共同生活经历，脂批中提及的文人学者均为洪昇夫妇共同朋友的考订，推断脂砚斋就是洪昇的妻子、著名女诗人黄兰次。三是对曹雪芹《红楼梦》与传世本《石头记》的关系作出判断，通过对曹寅诗和明义诗的缜密分析，推定洪昇书稿临终前落入曹家，曹雪芹确实据以披阅增删了一部首尾完整的简本《红楼梦》，但失传了。此红楼非彼红楼，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红学界混淆了两部《红楼梦》；把曹氏红楼的作者误为《石头记》作者，成了一门张冠李戴的学问。土默热教授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也是三位一体，互相支撑的。这同传统红学这方面支离破碎、顾此失彼的研究或者语焉不详的猜谜适成鲜明对照。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我上面对土默热红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简介，一共是六个“三位一体”。这六个“三位一体”不仅各自内部紧密交织，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支撑的，这就是土默热红学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最好证明。一门学说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是这门学说生命力顽强的最有力证明，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任何红学学说都不具备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土默热教授从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特征来判断《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从江南才子洪升与蕉园诗社才女的生活来阐释《红楼梦》人物的创作素材，从洪升在三次家难中的思想情绪来解释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爱憎情绪，从比较文学入手去判断其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并且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土默热老师的专著和文章，逻辑思维严密，形象思维发散，文字优美，表述生动，不仅是很好的论文，也是很漂亮的散文，读起来的确赏心悦目。这些都是土默热教师立足文学领域、依据文学规律、使用文学方法、运用文学素材、驾驭文学语言，来研究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结果，所以我才把土默热红学称为“文学派”。
　　红学“文学派”和“考证派”、“索隐派”的根本区别，我认为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派”确实是按照文学研究的思路研究文学作品与生活的关系，认为是《红楼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小说；而“考证派”和“索隐派”则是按照史学思路来探讨书中内容同秘史的关系，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神秘主义的作品。二是“文学派”是从思想文化发生发展规律入手来解读《红楼梦》，认为作品是时代催生的社会产物；而“考证派”和“索隐派”则是按照“超前”、“天才”来解读《红楼梦》，认为作品完全是个人灵机一动的虚构和杜撰。三是“文学派”的各方面研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从创作冲动、创作过程到到评点传抄，从作品背景、作品素材到思想文化传承，都是互相支持并相互印证的；而“考证派”和“索隐派”最大的败笔就是各项研究支离破碎、互相抵牾，形同“断滥朝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文学派”和“考证派”、“索隐派”之间孰伪孰真、孰优孰劣。这三个方面的区别，绝不是治学水平、治学能力方面的差别，当今那些红学大家的能力水平、资格威望不见得就逊于土默热教授；而土默热红学的优势所在，根本的还在于立足文学领域、遵循文学规律、采样文学方法、追求文学成果——《红楼梦》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嘛，除此都是舍本逐末！
　　俞平伯老先生所说的按照传统的红学理论和红学成果解读《红楼梦》，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是一个谁也无发否定的残酷现实。必须指出，传统红学对《红楼梦》解读与作品逆向而行现象的成因，除了上述不科学或伪科学方法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阶级斗争红学”的影响，无端把曹雪芹打扮成“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反封建反理学的斗士”，乃是当年阶级斗争哲学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红学”在今天的延续；《红楼梦》对曹雪芹的造神运动，也不能否定有当年个人崇拜盛行的影子。而按照土默热红学的思路和内容去重新解读《红楼梦》，红学家说的越多，《红楼梦》就越见其好，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那么清新可喜，那么趣味盎然！这种强烈的效果对比，不能不说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必然裁判，也是红学抛弃阶级斗争学说、回归文学之路的现实体现！
　　不论从时代进步的要求还是从文学繁荣的需要看，今天都已经到了毅然放弃传统红学，直面土默热红学的时刻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再试图用辱骂和恐吓打垮土默热红学，只能暴露自己的顽固不化和抱残守缺，再继续用鸵鸟政策漠视土默热红学，也只能暴露自己的内心空虚和学术自私。抱残守缺没有出路，沿着旧路继续滑行只会离光辉顶点越来越远。回到《红楼梦》作品原点上另辟蹊径，沿着文学之路重铸红学辉煌，是每一个有学术良知的人所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这是需要有一点学术良心和学术勇气的，那么多专家学者皓首穷经，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曹雪芹，难以割舍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和真理毕竟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明知上了胡适的当，还沿着南辕北辙道路继续前行，那就不是学术感情问题而是学术良知问题了。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有一点学术气量，有服从真理的勇气，何必为了那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违心负隅。何去何从，请红学家们三思。
　　

200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