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故事杭州背景看曹学之伪劣荒诞

           ——兼驳主流红学对曹家与皇家关系密切的牵强附会

土默热

《红楼梦》书中记载的饮食品种五花八门，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茄鲞”（读音xiang,上声）了，其制作过程之繁复，原料价值之昂贵，都令人乍舌。故事发生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母命王熙凤用“茄鲞”喂她。姥姥吃了两口，味道甚佳，便请教道：“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早就有红学专家指出：“鲞”字乃是浙江独有的方言。浙江沿海是我国的著名渔场，古代渔民有晒鱼干的习惯，并把干鱼称作“鲞”。关于“鲞”字的来历，浙江民间还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古时越王勾践有一次带兵出海，遇风浪滞留海上，日久军中断粮，于是拜祷海神，便见大批金色鱼群游来，士兵得以捕鱼果腹，并把剩下的鱼晒干留存。回朝后，勾践让御厨烹鱼干吃，发现味道更为鲜美，于是便写下“美”“鱼”二字。过去写字右起竖书，“美”字下面加个“鱼”字，便创造了“鲞”字。因此“鱼鲞”就是“干鱼”或“腊鱼”的意思。

据《梦梁录》记载，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市场上“鲞铺不下一二百家”。今天的杭州，虽然市场上专营黄鱼鲞的鲞铺不多见了，但各大副食商店仍有包装精美的黄鱼鲞出售。宁波、舟山一带还有一种菜肴叫“瓜鲞”。“瓜鲞”是黄鱼鲞的一种，舟山酒店有陶瓷罐煨香菌、新笋、蘑菇等加黄鱼鲞块这道菜，做法和《石头记》中的“茄鲞”基本相同。于此可见，“茄鲞”、“瓜鲞”都应当是浙江人独有的菜肴。

其实《红楼梦》中不独这个茄鲞的“鲞”字为浙江独有方言，再举一例：书中描写抄检大观园后，宝钗为避嫌疑搬出园子。宝玉来到蘅芜苑，“更又添了伤感，默默出来，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将过去。”这句话中两次出现的这个“埭”，出自古越语，意思就是堤坝。“翠樾埭”就是绿荫笼罩的堤坝，“埭下之水”就是堤坝下面的河水。宋范成大《千秋岁·重到桃花坞》上阕曰：“北城南埭。玉水方流汇。青樾里，红尘外。万桃春不老，双竹寒相对。回首处，满城明月曾同载。”至今杭嘉湖以及绍兴一带以“埭”为名的地方还很多，洪昇家族的故园至今仍名为“洪家埭”。

《红楼梦》作者形容“翠樾埭”下之水所用的“溶溶脉脉”一词，出自明末冯小青之七绝九首之七：“脉脉溶溶滟滟波，芙蓉睡醒意如何？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愁思落谁多？”冯小青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著名悲剧故事。至今冯小青墓，仍在杭州西湖孤山之玛瑙坡，供游人凭吊。这个玛瑙坡还是女娲遗弃“无材补天”石头和“怀金悼玉”慕才亭（苏小墓）的所在地，《红楼梦》作者“无材补天”之恨与“怀金悼玉”之情，应发源于此。洪昇因《长生殿》召祸案而“无材补天”“奉敕填词”回到故乡，所居之“稗畦草堂”就在玛瑙坡。

《红楼梦》作者应该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书中交代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都是杭州的特指；“吴山大观楼”、“宝石山来凤亭”、“花坞藕香桥”、“蒹葭深处秋雪庵”以及“铁槛寺”、“水月庵”、水仙祠、“老东岳”等等有据可考的地名，无言地印证着《红楼梦》与杭州的关系。红学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倾向于认为《红楼梦》与杭州有密切关系，但多数研究者还是在曹雪芹与杭州的关系上查找原因，并为此而弄得破绽百出、焦头滥额。

没到过浙江杭州的人，是绝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杭州山水风俗的。曹雪芹到过杭州吗？这是维护曹雪芹“著作权”必须逾越的门槛。杭州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在谈《红楼梦》与杭州的关系时说：“我是杭州出生的，逝去的岁月有一半以上在杭州度过，因此，从我主观愿望说，是希望曹雪芹到过杭州的。”但主观愿望毕竟代表不了事实，蔡义江先生分析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证明曹雪芹与杭州关系的所有证据之后断言：“总之，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雪芹到过杭州的迹象，”换言之，曹雪芹一生根本就没有到过杭州。

但是，蔡义江先生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曹雪芹虽然没有到过杭州，但他的爷爷曹寅却到过杭州。“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五岁的曹寅从苏州兼江宁织造任上，南来‘游越五日’，在短暂的游览期间，他曾‘倚舟脱稿’，写了一本《北红拂记》曲，回家后交给伶人演唱（事见尤侗《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那还是雪芹出生前三十年左右的事。除此以外，再也不见曹家人到杭州的记载了。”另一以“治学严谨”而自豪的某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也表达过与蔡义江先生类似的观点。

且不说曹寅“游越五日”能对杭州留下多深的印象，只说“雪芹出生前三十年左右的事”，是否能给曹雪芹留下对杭州的深刻印象，并写入《红楼梦》中，便大成疑问。更何况曹雪芹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曾经游览杭州五天的爷爷的面，很不幸，早在曹雪芹出生之前，曹寅就病逝了，孙子根本就无缘面聆爷爷的只言片语，根本无法知道曹寅“游越五日”都留下了什么印象。除非遗传基因能将曹寅的杭州印象隔代遗传给曹雪芹，否则曹雪芹与杭州肯定无缘。没到过杭州的人，写不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故事；没见过吃过“茄鲞”的人，也笃定写不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具体生活场景。

现在红学界广泛流传并几乎视为定论的好些关于曹雪芹以及江宁织造曹家的说法，都是凭空猜测出来的，并不可靠。在“茄鲞”问题上，有人辩解说，杭州织造孙文成是曹寅的亲属，“茄鲞”也可能是由杭州织造府流传到江宁织造府的，因此曹雪芹有可能亲自品尝到“茄鲞”的滋味。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毫不怀疑曹雪芹著作权的蔡义江先生就认为：“现在大家都说，曾任杭州织造的孙文成是曹家的亲戚”。但是到目前为止除曹寅奏折中称“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还没有发现曹家祖孙三代与孙文成家有过什么私人间的交往”。周汝昌先生也曾说过：“疑此孙文成或亦曹之亲戚也，”但仅只是因为曹寅之母姓孙而“疑似亲戚”而已，赵钱孙李百家姓，天底下姓孙的可谓多矣，并无可信证据对孙曹亲戚关系加以证明。且孙文成任杭州织造的时间很晚，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时，孙文成尚在粤海关任上，康熙四十五年（1706）方出任杭州织造，两家织造并没有多少交集。

不止曹家和孙家的亲属关系成问题，其实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否曾做过康熙的乳母也大成问题。现在红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孙氏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少年时又是康熙的伴读，这种特殊关系使曹玺、曹寅父子二人对康熙忠心耿耿，成为康熙的得力心腹；而康熙对曹氏父子，也确有不同一般的特殊照顾。从清朝的宫廷制度以及曹家的实际状况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康熙帝玄烨出生于顺治十年癸巳（1654年），曹寅则出生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8年），玄烨长曹寅四岁。一个不能违背的常理是，女人生过孩子后方能有奶水，才有充当乳母的最起码资格；玄烨出生时，孙氏不仅没曾生育过孩子，就连是否与曹玺成亲都是疑问；曹寅是曹玺的长子，并非孙氏所生；孙氏是曹玺的续弦，曹寅出生时，其母当然尚在人世，孙氏肯定尚未成为续弦，怎么会有奶水哺乳？况其时康熙已经五岁，早过了吃奶的年龄。所以孙氏给康熙帝玄烨当过乳母一说，根本就不足为信。

曹寅少年时曾是康熙帝玄烨的“伴读”一说，也可以肯定不是真实的。皇家对皇子的启蒙教育可不像今天的小学，不论出身贵贱都可以同班读书；也不像当时民间的私塾，一个冬烘先生摇头晃脑教几个鼻涕虫一般的孩子。玄烨八岁即登大宝，受启蒙教育时已经贵为皇帝，读书时或许会有个把伴读，但那也只能是其他皇子或近枝王公之子，一个“包衣下贱”出身的曹寅，无论如何也没有给当朝皇帝充当伴读的资格。另外，从年龄和住址上看也无此可能。玄烨大曹寅四岁，玄烨启蒙时，曹寅尚是穿开裆裤的孩提，两个人读书根本读不到一起。曹寅到了启蒙的年龄，又随父迁往南京，与玄烨天各一方，也不可能在北京充当“伴读”。曹玺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被委任为江宁织造，举家迁往南京，当然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曹寅。这时曹寅虚岁才7岁，刚刚够启蒙读书的年龄，并且身在南京，绝无可能陪伴已经11岁并已嗣位多年的康熙皇帝在北京一起读书玩耍。

曹寅“游越五日”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当时的杭州织造是金毓芝而不是孙文成，金毓芝卸任后又经历一任织造才轮到孙文成。孙文成当时尚在粤海关任上，转任杭州织造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的事情，距离曹寅“游越五日”已经过了14个年头了。所以曹寅仅有的一次杭州之行，也不可能与孙文成发生什么联系。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曹寅就病逝了，从1706年到1712年的短短六年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曹家与杭州织造孙家有过往来。

杭州织造孙家，苏州织造李家，江宁织造曹家，虽然都是上三旗包衣，但曹家和李家是正白旗包衣，孙文成家则是正黄旗包衣，出身并不同旗。当时担任这三大织造的也不止孙李曹这三家。从曹玺出任江宁织造的康熙二年癸卯（1663），到孙文成卸任杭州织造的雍正五年丁未（1727），其间另外还有5名上三旗包衣担任过江宁织造，4名上三旗包衣担任过苏州织造，5名上三旗包衣担任过杭州织造，并非只有红学家感兴趣的这三家包衣“专差久任”。把包衣出身的内务府人员放在织造的位置上，也不是康熙皇帝对某一家某一人的私人感情所致，而是一种长期执行的既定政策，并且是多家包衣轮流担任，并非谁家的专差。

内务府是清代特有的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始设于顺治初年。内务府的组织渊源于满族社会的包衣（奴仆）制度，其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承办。内部主要机构有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七司，分别主管皇室财务、库贮、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另有上驷院管理御用马匹，武备院负责制造与收储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奉宸苑掌各处苑囿的管理、修缮等事，敬事房负责管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统称七司三院。内务府还设有三织造处等30多个附属机构。

江南三大织造并不是清朝才开始设置的，而是在明朝初期就已经设置的。明朝时织造一职均由宫内十三衙门派遣太监担任，入清后鉴于明朝宦官之祸，裁撤十三衙门，改隶内务府派员管理。不要把内务府及其所属的织造处想象的有多么神秘，其实清代内务府承担的主要是明代太监的职能，不过是为皇家生活起居服务的一个办事机构而已。清代的上三旗包衣虽然是皇家的包衣，也不过是下贱的奴才而已，与明代的十三衙门太监没有实质的不同。曹寅所任的内务府郎中一职仅只五品，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个中层事业单位司长级干部而已。曹寅管理的江宁织造府，根本就当不起《红楼梦》中“赫赫扬扬”的“国公府”原型。

红学界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府分为东西两府，江南三织造府中只有杭州织造府也是东西两府，因此《红楼梦》贾府很可能以杭州织造府为原型。杭州织造府旧称“红门局”，因大门红漆夺目而得名，位置在今天杭州市延安路南端。“红门局”始建于明永乐中期，建址当时的位置是在布政司东、旗纛庙西，织造府左为东府，右为西府，蔚为壮观。其中东府为管理和驻礼用，西府为织染机房，其规模居江南三织造局（江宁、苏州）之首。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杭州織造孫文成曾捐修東府，預備康熙皇帝南巡时駐蹕，但史料记载康熙南巡至杭州，駐蹕地在西湖边孤山之外行宫寺，并未駐蹕织造府（内行宫）。

《红楼梦》中的贾府原型不论是否与杭州织造府有关，都可以肯定与曹雪芹无关。《红楼梦》所描写的那个“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百年望族，原型应是明朝形成的江南世族，衰败于明清改朝换代以后，而非改朝换代以后方兴起之旗人包衣奴才家族。《红楼梦》创作即使借鉴了杭州织造府的格局，其作者也不可能是旗人包衣下贱的后裔。杭州织造府在明代时就是东西两府格局，就有“红门局”之称，清初任何杭州文人都必然熟悉这个由来已久的俗称“红门局”的织造府，借鉴其格局写入《红楼梦》中，没什么奇怪。只是把乾隆中叶下贱包衣出身的曹雪芹——一个从没到过杭州，不知“茄鲞”、“翠樾埭”为何物的人——视为《红楼梦》作者，则是奇怪的，根本不能成立。只有将《红楼梦》作者研究目光回归到康熙年间大戏剧家洪昇身上，《红楼梦》作品与杭州文化的密切关系，《红楼梦》同洪昇及其蕉园女子诗社姐妹们其它文学作品的特殊关系，才说得通。

2007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