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作者“芹溪”考证（五篇）

土默热

之一：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与《石头记》作书人芹溪

之二：“曹雪芹折扇”应为“芹溪折扇”

之三：评较《双鱼珮》的“沙麓芹溪居士”就是洪昇托名

之四：芹溪考论

之五：芹为泪尽而逝正解

 

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与《石头记》作书人芹溪

（修订稿）

文章提要：

1.芹溪是《石头记》的作者

2.山子野是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

3.芹溪处士就是丘子野。

4.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熹的表兄。

5.芹溪处士丘子野是避世桃园的儒士和隐士。

 

一．    山子野考证杳如黄鹤

《石头记》书中贾府准备接待元妃省亲，请人监造省亲别墅大观园:“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见第十六回）。园子建设的又快又好，从完工后的大观园山水楼台之精美程度看，这位“老明公山子野”造园身手的确不凡。

这个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老明公号山子野”是谁？红学界对此考证了百年开外，考证专家如过江之鲫，考证文章浩如烟海，但至今仍不得要领。当前最权威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也只能作如此介绍：山子野“姓野，‘山子’是指他的行业和专长，即擅长于垒石堆土，设计假山。大观园的筹划起造由他负责”。但查遍中国五千年建筑史，亦未见一个“姓野”的以堆砌“山子”为专长的“老明公”，不知辞典的编辑者何所据云，其山子野词条恐怕难免妄测之嫌。

红学界对山子野的考证与对大观园原型的考证是同步进行的。既然山子野考证不得要领，大观园考证也同样云苫雾罩。有人推测大观园原型是北京恭王府，有人推测是皇家的圆明园，还有人推测是天津的水西庄，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推测与《石头记》书中关于大观园的描写相去甚远，与大观园的建造者“老明公山子野”亦毫无关系，故此只能算聊备一说而已。既然大观园的创作原型杳不可寻，某些红学专家干脆就说大观园创作没有原型，也无需原型，不过是《石头记》作者头脑的产物而已。

既然大观园是《石头记》作者头脑的杜撰，那么大观园的建造者山子野也只能是作者自己在无原型基础上的托名了。其实这种观点并非今日红学家的发明，可谓由来已久。民国初年，一些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就曾推测山子野是作者自己的托名，就像桃花源是陶渊明头脑的杜撰一样，大观园也是作者的杜撰，这个作者就是托名山子野的那个隐士。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先生，早期并非什么考证派，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索隐派，曾经坚定地断言《石头记》作者“绝非曹雪芹，”而是“胡老明公”（见苗怀明《从索隐到考证》）。不知这个“胡老明公”何许人也，与“老明公山子野”又是什么关系？胡适先生语焉不详，外人无从窥伺其中玄妙。

 

二．    山子野就是丘子野，就是芹溪处士

《石头记》作者对大观园的描写是那么美丽，那么深情，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有神有情，如诗如画，如泣如歌，如见如闻，令人心旷神怡，唏嘘感喟。断言大观园创作无需原型，作者可以在虚无缥渺中凭空杜撰出来，显然是违背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之规律的。退一万步说，即便大观园创作确实没有实地原型，杜撰大观园的作者又何以要托名山子野？又为什么要为自己取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其中原由大概也需要分析清楚吧。大观园创作究竟有没有原型，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在红学界应该是个不容含混了事的大问题。

笔者认为，这些混乱不清问题产生的原因，盖源于红学界对《石头记》作者和创作年代的研究出了问题，用乾隆年间北京西山那个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去窥测大观园及其筹划建造者山子野的出处，肯定是个费力不讨好的猜笨谜行为；只有恢复了《石头记》正确的创作年代和真实的原始作者，这一切才会云开雾散、真相大白。笔者考证，《石头记》的原始作者不是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早中期的大文学家洪昇；书中十二钗的生活原型不是曹雪芹凭空杜撰或其某虚构表妹的十二个“分身”，而是依据洪昇的“蕉园诗社十二姐妹”为素材加以描写；大观园原型不是曹家南京的随园或什么织造府“西园”，而是杭州接待康熙南巡的西溪山庄及其附近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因此，“芹溪处士”和“老明公山子野”就是洪昇以自己的经历创作《石头记》，以故乡西溪风光描写大观园时的托名。

自从脂本《石头记》发现以后，根据脂砚斋批语人们都知道，《石头记》的作者是个叫做“芹溪”的人，评点者有“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脂砚斋经常在批语中透露“芹溪”创作此书时的一些情况，并且披露书未作完，“芹溪”（简称“芹”）就“泪尽而逝”了。从胡适先生到当代诸多红学大师，都把这个“芹溪”当做曹雪芹的另一个字或号，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胡乱推测。他们推测的根据，是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出现了一个“曹芹溪”，因此认为这个曹芹溪就是《石头记》作者曹雪芹。时至今日，尽管当代红学家偷着装死鸭子嘴硬，但《春柳堂诗稿》作假案早已真相大白，这条孤证早已失去了证据效力。即使诗稿中真有一个曹芹溪，那也只能是嘉道以后的人物，与乾隆朝的曹雪芹绝不是同一个人。因此，把脂批中透露的《石头记》作者“芹溪”说成是曹雪芹，根本就站不住脚。

笔者考证，这个“芹溪”，就是洪昇在文学创作中使用的一个笔名（或化名、托名）。洪昇早年为孙郁（托名苏门啸侣）所作《天宝曲史》、《双鱼珮》校对文稿时，就曾使用化名“芹溪居士”。前几年发现的所谓“曹雪芹折扇”，其实应为“芹溪折扇”，乃是洪昇在国子监时的同窗好友林之枚书赠“芹溪尊兄”的，这个“芹溪尊兄”就是洪昇的化名。在创作《石头记》时，洪昇托言“石头”，脂砚斋批语透露石头就是芹溪，这个芹溪只能是洪昇的别署。以上详见笔者文章《芹溪考论》、《再考芹溪》、《洪昇与石头》、《曹雪芹折扇探源》。“脂砚斋”和“畸笏叟”分别是洪昇之妻妾黄兰次和邓雪儿托名，详见笔者文章《还原脂砚斋的真面目》、《脂批透露的洪昇夫妻生活考》、《稗畦草堂·四婵娟室·脂砚斋》。

洪昇作为《石头记》的真实作者，他为什么要为自己取号“芹溪”，并托名“老明公山子野”来筹划建造大观园，其中有什么隐秘呢？“芹溪”和“山子野”有什么来历，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所谓“芹溪”和“山子野”，乃是同一个人，“山子野”是他的名字，“芹溪”是他的雅号。这个人不是《石头记》创作时期的当代人，而是一个著名的古人，即南宋时期的著名隐士“芹溪处士丘子野”！洪昇创作《石头记》时隐去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刻意以古人“芹溪处士丘子野”为自己取号托名。所谓“山子野”，应该就是“丘子野”，山丘二字同义，《石头记》作者不过是故弄玄虚改“丘”为“山”罢了。丘子野，名義（某些典籍又作邱義，乃后人讳丘为邱的产物。古代丘姓一直为“丘”，直至雍正年间，为避孔子讳，方改“丘”为“邱”。洪昇在世时尚未避讳），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乃其号。因隐居在福建芹溪六曲，人称芹溪处士。生于建炎二年（1128），卒年不详。丘子野是南宋著名儒士兼隐士。

据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记载：丘義，字通济，一字仁卿,号子野。建阳人。隐居不仕。颍敏嗜学，该贯子史，尤邃于易。与朱熹友善，常相往来问答。有《易说》传于世，及诸诗赋序铭，墨迹皆存。熹为书“芹溪小隐”匾其堂楣，作诗序赠之，又著《復斋铭》，并《芹溪九曲》等诗以贻之。其隐居地便在福建的“九曲芹溪”之第六曲。有朱熹之《芹溪九曲棹歌》为证，其第六首为：

六曲溪环处士家，鼓楼岩下树槎枒。

潭空龙去名常在，时见平汀涌白沙。

这个“溪环处士家”什么样呢？朱熹另有《丘子野表兄郊園五詠》描绘其地的清幽怡人，以及丘子野避世耕读期间的情景：

欲識淵明家，離離踈柳下。中有白雲人，良非遯世者。【柳】 

結楥遂芳植，覆墻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下醉。【荼蘼】 

移自溪上園，種此墻陰路。墻陰少人行，來歲障幽戸。【竹】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芭蕉】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耡。【蔬圃】

南宋诗人叶善夫题咏的《芹溪八咏》，也证明了朱熹的记载，其一为：

芹溪处士古人风，宝剑尘埋未化龙。

旧隐至今名不朽，扁题元出紫阳翁。

《石头记》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处士”，又刻意将书中大观园的建造者命名为“老明公山子野”，与芹溪处士丘子野恐怕很难说是无意的偶合，必然是有意而托名。大观园的建造者也就是《石头记》的作者，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义的。《石头记》肯定不是南宋时期的作品，那么，《红楼梦》和大观园为什么一定要托名“芹溪处士丘子野”，来充当作者和筹划建造者呢？

 

三．    丘子野乃是朱子（朱熹）的表兄

芹溪处士丘子野这个人，历史上并不是名气很大。丘子野之所以出名，主要是托赖当时一位著名的历史大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明道学的创始人，也是南宋以来阐释儒家学说的最高权威。在封建社会的仕途经济时代，朱熹学说乃是科举考试最权威的答案，是任何仕子入仕必须尊奉的金科玉律。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因故乡有紫阳山而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后世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叶善夫《芹溪八咏》说“芹溪处士”的“扁题”出自“紫阳翁”，这个“紫阳翁”就是指朱熹。那么，朱熹又为什么要为丘子野题写匾额“芹溪处士”呢？原来，他们之间是嫡亲的表兄弟关系，“芹溪处士丘子野”乃是“紫阳翁”朱熹的亲表兄。当年两家过从甚密。

朱熹曾为表兄丘子野作《芹溪丘氏宗族谱序》，可见丘朱两氏不仅为亲眷且相知甚深。朱熹还曾为丘子野《论语纂训》作序，可知丘氏曾钻研儒学，为有成之儒士。《朱文公文集》（全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亦称《朱子大全》）载有朱熹与其表兄丘子野唱和诗多首及书信多封。卷一有《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诸诗，《朱熹集•遗集》卷一有《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诗中说：“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窗几列琴书，庭皐富花木”。“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这就是“扁题元出紫阳翁”的出处。

 

四．《石头记》作者也是“朱子”的表兄

“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熹的表兄，与《石头记》作者托名“芹溪处士”、“山子野”有什么关系呢？《石头记》作者创作此书，本意是为“闺阁昭传”，就是为“蕉园十二钗”作传，使其事迹不致“淹没无闻”。《石头记》一书以“红楼”譬喻富室闺阁，以“爱红的毛病”象征作者与姐妹们的青梅竹马关系。把“蕉园十二钗”等红楼知识女性譬喻为“红子”，亦即“朱子”，是情理中事。既然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子”的表兄，洪昇也是“蕉园十二钗”的表兄，自称“芹溪处士”，托名“山子野”，可谓事出有因。

《石头记》中曾经将众姐妹比喻为“朱子”么？确实有此迹象。书中写探春、宝钗代凤姐理家，宝钗向探春提起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探春笑道: “虽也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哪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然后就是二人关于“姬子”的一番有趣争论。这里的“朱子”和“姬子”，显然都是作者对红楼女子的有意比附。

读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异议：你这样分析不纯粹是穿凿附会么？能拿出过硬一点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么？且不要着忙，虽然历史废墟下掩埋的史实很多，但只要仔细搜寻，证据还是有的。《石头记》中十二钗之首为林黛玉，林黛玉的生活原型乃是蕉园诗社之台柱子林以宁。林以宁工诗文，善画梅竹，一生多愁善病，“诗怀偏与药囊亲”，著有《墨庄诗钞》、《墨庄词余》、《墨庄文钞》和《凤潇楼集》。从其著作之命名看，多以“墨庄”名之，这就与丘子野的表弟朱熹之文章发生了意义上的关联，或者说林以宁干脆就是按照朱熹的义理命名自己著作的。

朱熹与“墨庄”有什么关系么？原来，“墨庄”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南唐进士、宋初任刑部员外郎、江西人刘式，一生为官清廉，酷好读书，藏书甚富。刘式死后，夫人陈氏训诫诸子：“你们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田产，只遗书数千卷，我们这个家可称之为‘墨庄’。希望你们好好继承墨庄这份珍贵的祖业。”刘式诸子遵从母训，刻苦攻读，最后都学有所成。以此“墨庄”一词在士大夫间传为美谈，陈夫人亦被人们尊称为教子有方的“墨庄夫人”。朱熹应墨庄刘氏后人之请，曾专写了一篇《墨庄记》以纪其美，还曾作《墨莊五詠》歌颂之：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墨莊）

窗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遽心惻。（冽軒）

幽人本何心，偶此翳環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遍寰宇。（静春堂）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玩易齋）

倚杖臨寒水，披衣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君子亭）

因朱熹的诗和《记》，墨庄得以名扬千古。林以宁将自己的诗集、词集、文集均命名为“墨庄”，显然是受了朱熹的影响。洪昇是林以宁的表兄，丘子野也是朱熹的表兄，在“墨庄”一典上，必然产生意义上的关联。洪昇撰《石头记》为姐妹们“闺阁昭传”，见到表妹林以宁的“墨庄三卷”，联想到朱熹的墨庄《记》和《诗》，遂以朱子之表兄“芹溪处士”作为作者署名，以“山（丘）子野”作为大观园之建造者，不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么？

 

四．    丘子野与洪昇都是避世桃园的隐士

洪昇将自己取号“芹溪处士”，托名“山子野”，当然不会只有“朱子的表兄”这么简单，其中还必然有更为深刻的内涵。洪昇以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十二钗结社时的活动场所蕉园，作为《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创作原型，并让“老明公山子野”作为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那么，洪昇的故乡西溪与丘子野隐居地芹溪，就必然要要产生意义上的必然关联。

大家知道，洪昇一生“耽搁花笺彩纸”，热衷于言情文学创作，对仕途功名不感兴趣。但在“百年望族”败落时期，曾经被家庭逼迫到北京国子监求取功名。在此期间，由于“国丧”期间聚众演出《长生殿》，受到朝廷“斥革下狱”的严厉处分，终生“无材补天”失去了仕途前程，导致百年望族落得一片茫茫白地。狼狈逃回故乡杭州之后，一直隐居在西溪的名山胜水之中，并始终以隐士自居。

洪昇与蕉园姐妹们的故乡，在杭州“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西溪，“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历史上一直被视为高人隐士的隐居之地。当时著名才女徐德音在林以宁《墨庄集后序》中有句“溯伊人于苍葭白露之间，兹焉觌面倾心”。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西湖梦寻》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西溪：“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园,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余友江道阗有精舍在西溪,招余同隐,余以鹿鹿风尘,未能赴之,至今犹有余恨。”张岱所说的在这里隐居的江道阗，当为洪昇表兄兼连襟江喻封的本家长辈。由此可见，西溪在文人雅士心目中，乃是“避世如桃园”的最佳场所。

在《红楼梦》描写大观园景致时，脂砚斋批曰:“门前一片横塘水乎？”红学界对此均感觉大惑不解。因为“门前一片横塘水”乃是吴梅村《圆圆曲》中的诗句，所描绘的乃是陈圆圆故乡苏州的景色。于是，某些学者便据此推测《红楼梦》作者为吴梅村。其实，江南水乡，“门前一片横塘水”景色比比皆是，不独苏州为然。洪昇的故乡西溪，所在地河网纵横，门前河水名称便为余杭“塘河”，也有一处小地名曰“横塘”，正所谓“门前一片横塘水”也。吴梅村《圆圆曲》当时传颂天下，《红楼梦》创作时，借此句形容西溪风光，亦可表达洪昇创作时与吴梅村相同的心情，可谓恰当。

洪昇之所以将自己的隐居地西溪与丘子野的隐居地芹溪加以类比，除了山水形势上的类似之处外，更重要的在于都是隐士高人隐居的处所。朱熹在《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就描述道：

欲识渊明家，离离疏柳下。中有白云人，良非遁世者。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耡。

南宋诗人叶善夫的《芹溪八咏》中也交代：

高人栖隐向山林，林壑幽清绝俗尘。

当日武陵人已老，谁知犹有种桃人。

由此可见，他们都是把芹溪作为高人遁世栖隐的桃源武陵看待的。洪昇一生都把自己同唐伯虎、柳耆卿类比，视为隐居遁世的陶渊明一类高人，因此，将自己的隐居地西溪比喻为丘子野隐居的芹溪，将自己托名“芹溪处士丘子野（山子野）”创作《石头记》，就势所必然了。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类比之处，就是洪昇与丘子野不仅同为隐士兼处士，而且在善饮方面有相同的嗜好。洪昇的善饮在当时是小有名气的，而丘子野善饮，也因朱熹之《奉酬丘子野表兄飲酒之句》而名扬后世: 

微褐不充體，寒夜懷重衾。

古來窮廬士，歲暮多苦心。

苦心亦何爲，世路多崎嶔。

不藉盃中物，離憂坐自侵。

舉杯當勿辭，何爲復沉吟。

醺酣遺所拘，神慮契遐襟。

荒湎思前戒，歡謡發清音。

雅唱一何高，仰酬非所任。

申章聊叙報，洪量亦余欽。

两个饮中八仙一类的“高士”人物，同处于“窮廬士”之境地，同感于“世路多崎嶔”，同藉“盃中物”以抵御“離憂坐自侵”，这么多相同的感受，洪昇以“芹溪处士”和“老明公山子野”自居，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五．     托名山子野的洪昇就是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

《石头记》中的大观园是为了接待元妃省亲而修建的，同时也是十二个姐妹先后结成“海棠社”、“桃花社”（女子诗社）的场所。这绝不是作者灵机一动的任意虚构，而是有真实生活素材的文学创作。洪昇故乡西溪的蕉园，本来就是蕉园姐妹们先后结成“五子社”、“七子社”的场所，后来又被高士奇改建为西溪山庄，用来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大家都知道《石头记》是“借省亲写南巡”，但很少有人知道，《石头记》中写姐妹们在这里结“海棠社”和“桃花社”，有真实的“五子社”和“七子社”作为创作素材。

西溪山庄的前身为柴庄，明季柴云倩隐居于此。柴庄碧涧绕门、白云入室，周围种梅竹数亩，有竹楼花榭、月影泉声之美。柴云倩著有《梅花绝句》，其女柴静仪与同里闺秀冯娴、钱凤纶、林亚清、顾启姬等在这里结“蕉园诗社”，互相唱和，在清初传为美谈。后柴家因家道中落，遂就将柴庄变卖给暴发户高士奇。高士奇购到手之后，加以扩建修茸，将柴庄改名为“西溪山庄”，并用于接驾。康熙皇帝驾幸后赐‘竹窗’二字，高士奇制匾高悬，并令宫廷画家禹之鼎绘成《西溪山庄图》，今存。

清雍正朝李卫、傅玉露所著《西湖志》，详细记载了高士奇西溪山庄的地理位置、园林景色和建筑格局：（西溪山庄）在东岳庙之西。由思过桥入径，古梅翠竹夹岸排立，外环河水澄澈可鉴。稍北有亭，曰花宇。度石桥，有六角亭，曰放鹇。过西则松梅藤竹益复奇古，有屋，曰竺西草堂。堂之南有亭，曰古香。又进，曰一枝巢。旁小石兀立，合形构宇，曰曳霞轩。又东，曰抱孙居。又北，曰临流草堂。门环曲水，贞木间之。旁有屋，曰独醒斋。又西南，曰捻花书屋。过一枝巢，曰自在窝。面清池，三四亩，两岸梅益蒙密，有屋，曰保丹斋。又东，木香十数架，与梅竹互植。进此曰筏喻，有小楼，曰云心。阁楼西下，梧竹环列，曰来凤轩。其上曰皆春阁，小屋曰啸月。啸月之西曰桐荫山房。山房西小墙内栽怪松数百本，有门曰北峙。度小石桥有亭，曰嘉植。亭极宏敞，远可四望，复饶桃杏之胜。沿地叠石，被以牡丹，有亭，曰鼻功德，外顔曰自得泉。又北，梅石池岛，更益前观。有木桥，曰西园。有门，曰柳暗花明又一村。墙内屋曰听松，曰和鸣书屋，计地广七十亩，池半之梅约五六百本。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石头记》中对大观园的记叙：根据第十七回贾政携宝玉游园的叙述，潇湘馆是“第一游幸处”，从潇湘馆开始，计有稻香村、暖香坞、藕香榭、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芭蕉坞、蓼汀花溆、蘅芜苑、大观楼、水闸桥梁、清堂茅舍、石垣、花牖、山下幽尼佛寺、林中女道丹房、长廊曲洞、方厦圆亭，最后才达怡红院。与《西湖志》所载何其相似乃尔。

从西溪山庄中一些园林建筑的名称看，蕉园姐妹们当年结女子诗社时，很可能也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每个姐妹各居住一处建筑，并以建筑名称为自己取雅号，出诗集。洪昇早期出版的诗集名为《啸月楼集》，所对应的应该就是西溪山庄中的“啸月楼”。大观园潇湘馆的原型，应该是西溪山庄中的“来凤轩”，当然也与林黛玉原型林以宁诗集《凤潇楼集》有关，所以《红楼梦》中要为这里题名“有凤来仪”。大观园蘅芜苑的原型，应该是西溪山庄中的花宇（古香楼），不仅蘅芜苑与花宇同义，而且薛宝钗原型钱凤纶的诗集，就取名为《古香楼集》。大观园稻香村的原型，自然就是这个蕉园中的抱孙居了，李纨的原型柴静仪出阁前住在这里，并为自己的闺房取名“凝香室”，这里本来就是其父柴云倩的别墅蕉园，是姐妹们结社吟诗的处所，应无疑问。

洪昇在《红楼梦》中对这里景物的描写如数家珍，除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故乡，是当年他与蕉园姐妹一起吟诗作画的天堂，必然谙熟于心而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洪昇似乎亲自为高士奇筹划建造过西溪山庄。洪昇与高士奇是终生的老朋友，康熙三十年之后，二人又在西溪和孤山比邻而居，洪昇故居在西溪洪园，晚年所居稗畦草堂在孤山，高士奇居住在西溪山庄，互相来往十分密切。康熙二十八年高士奇接驾前，在蕉园的基础上改建西溪山庄，很可能请洪昇代为筹画制度。洪昇家族的洪园在明末清初是西溪最豪阔漂亮的园林，洪家有修建园林的丰富经验和文化素养，洪昇此时“闲且惫矣”，应老朋友高士奇之请，代为筹画起造，建成后又一起题咏吟诗，应是合乎情理的推测。这似乎也是洪昇在《石头记》中托名“山子野”筹划建造大观园的重要原因。

 2007年11月18日初稿

 2011年3月27日修订

 

“曹雪芹折扇”应为“芹溪折扇”

（修订稿）

土默热

1979年，文物界曾发现一柄“曹雪芹（芹溪）折扇”，在红学界引起一场轰动。后又因红学家们对这柄折扇真伪的认识不一，互相辩难抵牾，难以取得共识，遂将此折扇束之高阁，淡化处理，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三十六年过去了，随着《红楼梦》研究的创新发展，红学新说不断出现，现在看，对这柄被红学界冷遇的“曹雪芹（芹溪）折扇”，确有重新考证认识的必要。

《人民画报》1979年第8期发表了红学大师吴恩裕的文章《曹雪芹佚著、遗物的发现》，附有这把折扇扇骨的彩色照片，将这把折扇当作曹雪芹的遗物向读者加以介绍。当年8月11日和12月14日，香港《文汇报·笔汇》副刊发表了两篇署名寒操的文章：《真乎？假乎？曹雪芹的又一件遗物——折扇》、《“曹雪芹折扇”续志》，介绍并辨析这柄折扇的真伪。

据寒操先生的文章介绍：这柄折扇的扇面上，有画的那一面已被什么人涂去，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有字的这面上款为“紫宸二兄大人雅属”，题字者署名“王良驹”。扇骨上刻有两篇题识。题识之一为三行，全文如下：

粵东有贝多树，余尝于刘将军署见之。从者误折一枝，余惋惜携归使院，植诸阶墀。值雨一昔而活，菁葱可爱。余题诗壁间云：“贝叶无根插短篱，一宵春雨发华滋。他年谁续羊城志，记取渔洋手种时。”今二十余年，计已成围矣。

其下，另有八字说：芹溪尊兄大人正之。

扇骨题识之二亦为三行，全文如下：

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日：“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

其下注云：次句山谷许皆成句也，再下另有七字云：松亭作于拾石竹。

寒操先生在介绍文章中考证了扇骨上所刻两篇题识的出处：题识之一出自王士禛《渔洋诗话》中的一条记载，文字完全相同。题识之二亦见于王士禛《渔洋诗话》，除“就地筑起”的“地”字作“平地”外，其余全同。这两篇题识文字在《渔洋诗话》书中，－前一后，紧相邻接，仿佛“姊妹篇”一般。它们共同出现在一柄折扇的扇骨上，事非偶然。

寒操先生在考证之后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扇骨上所刻这两篇题识的作者不是曹雪芹的友人，而是比他约早半个世纪的王渔洋；因此，“松亭”刻此扇骨赠与的“芹溪尊兄大人”，也不可能是曹雪芹，这把折扇与曹雪芹无关。至少，从扇骨上的题识来判断，是如此。在扇骨上作字赠“芹溪尊兄大人”的“松亭”又是谁呢？寒操指出，在已知的曹雪芹友人之中，尚无以“松亭”为名、字或号者，这也就间接地否定了扇骨题识上款“芹溪”之为曹雪芹的可能。

寒操先生对这柄折扇真伪的判断是谨慎的，他只是说“这把折扇与曹雪芹无关”，因而“否定了扇骨题识上款‘芹溪’之为曹雪芹的可能，”并没有把折扇本身判定为“伪文物”。但大陆红学界对这柄与曹雪芹挂不上钩的所谓“曹雪芹（芹溪）折扇”，则众口一声斥之为关于曹雪芹的“伪证据”，把它同所谓“曹雪芹墓石”、“曹雪芹画像”、“曹雪芹佚诗”放在一起，当做伪文物判了“死刑”。

说到这里，就必然涉及到红学界的一个“思维定势”问题。当今大陆红学界流行一个判断有关《红楼梦》证据是非真伪的定势，即把曹雪芹作为判定是非真伪的标准，符合曹雪芹生平经历的就是“真证据”，不符合曹雪芹生平经历的就是“伪证据”。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因果倒置的错误研究方法。在“证据”和“结论”二者之间，不是前者要服从后者，而是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一切结论都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先入为主下结论然后再拼凑证据。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早已有定论，无须再辩。

在这柄“曹雪芹（芹溪）折扇”问题上，大陆红学界又重复犯了这个“真理标准”的错误。先是在扇骨上发现了“芹溪尊兄大人正之”八个字，因此而欣喜若狂，认为“芹溪”就是曹雪芹，因此判断这把折扇是曹雪芹的扇子，并将其命名为“曹雪芹折扇”。随后发现两篇题识的作者是清初的王士禛，与曹雪芹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时间，曹雪芹的亲友圈子里又没有名、字、号为“松亭”者，因此又判定这把折扇是“伪证”。这种一切都围绕曹雪芹来决定是非取舍的态度，绝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扇骨上所题的“芹溪尊兄大人”是不是曹雪芹？大陆红学界现在一般都认为：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一号芹溪。其实这并非定论。认为曹雪芹有“梦阮”之字与“芹溪”之号的证据，只有署名“宜泉先生”的《春柳堂诗稿》一个孤证。且不说孤证不立的治学原则，《春柳堂诗稿》本身的真伪就大成问题，大陆学者欧阳建先生和台湾学者刘广定先生都曾著文否定《春柳堂诗稿》及“张宜泉”本人。《春柳堂诗稿》中关于“芹溪”、“梦阮”的注释文字，也有诸多伪造的疑点。另有不少学者从古人取字的规矩否定曹雪芹“字梦阮”的可能。近来署名“孤鸿道人”者，著文《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柳堂》，揭露阶级斗争红学盛行期间，红学界那些无产阶级斗士，为同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争夺“曹雪芹”的阐释权，伪造贴改钤盖《春柳堂诗稿》的经过，曹雪芹的“梦阮”之字和“芹溪”之号，就是这些作伪者钤盖出来的。“孤鸿道人”文章言之凿凿，迄今未见哪位主流红学家（曹学家）敢于公开站出来驳斥其说之不经。

脂本《石头记》批语中确实有该书作者为“芹溪”的表述，但脂砚斋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芹溪”姓曹，也从来没有将“芹溪”、“作者”与曹雪芹混为一谈。笔者考证：脂批中所说的《石头记》作者“芹溪”，不是什么曹雪芹，而是比曹雪芹早一个甲子的洪昇托名，托名出自南宋时期的“芹溪处士丘子野”。《石头记》作者“芹溪”与大观园建造者“老明公山子野”均托名于“芹溪处士丘子野”。洪昇还曾托名“芹溪居士”校订过《天宝曲史》，有康熙年间出版的《天宝曲史》封面署名校订者“芹溪居士”可证。这个校阅《天宝曲史》的“芹溪居士”，与脂批透露的《石头记》作者“芹溪”，都是指清初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戏剧家洪昇。

洪昇，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芹溪处士，钱塘（今杭州）人。出生于明清改朝换代后的一个没落世族家庭，经历过“天伦之变”、“抄家发配”和“斥革下狱”三次家难，参与过“蕉园姐妹”前后两期女子诗社活动，创作过《长生殿》、《四婵娟》等四十余部传奇杂剧，结集出版过《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等诗词专集，阅历丰富且著作等身。洪昇创作《石头记》，就是从自己家族经历的国殇家难、蕉园姐妹们红颜薄命以及本人因皇家“大出殡”期间“聚演《长生殿》”获罪而“无材补天”等事迹为素材“追踪蹑迹”创作而成的。

当您明白了这些，回过头来再看这柄“曹雪芹（芹溪）折扇”，就会恍然大悟了。这柄折扇的赠扇人是“松亭”，赠与的“尊兄大人”是“芹溪”。扇骨刻词上本来就没有关于曹雪芹的任何字样，“曹雪芹折扇”的说法乃是红学家们根据错误的思维定势附会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曹雪芹折扇”，也不能据此判定为伪文物。这是一柄不折不扣的“芹溪折扇”，就是友人“松亭”在扇骨上题刻了王士禛的两篇文章作为“题识”，赠送给《石头记》作者“芹溪”，请“芹溪尊兄大人正之”的一柄折扇。

这个署名“松亭”的赠扇者是谁呢？乾隆年间曹雪芹的亲戚朋友中肯定没有一个自称“松亭”的人，但在康熙年间洪昇的朋友圈子中，这个“松亭”则是清楚实在的。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撰的《泷水诗汇》（教古字[2001]027号）中，曾收录了林之枚《泷江集》。这个《泷江集》的作者林之枚，其号就是“松亭”。

另据萧鸿鸣著《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修订本）记载：林木文(1648——？)名枚，亦名之枚。字木文，号松亭，又号锦石山樵。浙江嘉兴人。国子生，著有《泷江集》。道光庚戌刊行《梅里诗辑》卷十八选林之枚诗十五首，内有关于林之枚生平的简要记载：“松亭父逸，里中老塾师也。能为古文。所著有《钝斋集》。松亭少有才名。周筜谷（周筼，字青士，浙江嘉兴人，清初著名文人——笔者注）遗以书，戒其持才自足，词甚切真。所刻《合组集》卷八,皆骈偶之文；《泷江集》七卷，古今体悉备。”

萧鸿鸣先生文章介绍，这个“松亭”曾于康熙九年（1670）前后，与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有过密切交往。其时“松亭”只有22岁，能得到“八大山人”赏识，可见其书画造诣甚佳。“松亭”虽然曾在国子监受业，但似乎未曾谋得一官半职，只能以“里中老塾师”身份困顿终身。

林松亭与洪昉思均为浙江人，又同在北京国子监学习，同样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又同样没有谋得功名而布衣终身，互相之间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由这个书法绘画俱佳的林松亭，赠给老乡兼同学洪昉思一把扇子，用来表达二人之间感情，应是至为合理的判断。林松亭生于顺治五年（1648），洪昇生于顺治二年（1645），长林松亭三岁，称洪昇为“芹溪尊兄大人”甚恰。“大人”不一定都是古人对官员的专有称呼，对尊长亦可以大人相称，洪昇之女洪之则在在《三妇评牡丹亭》跋文中就将其父返乡称为“大人归里”。

至于扇骨上为什么要题写王士禛的文章作为“题识”，就更加易于理解了。王士禛（1634－1711年），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他是清初山东新城（今桓台县新城镇）人，清初文坛领袖，著述等身，主盟诗坛数十年，被奉为一代诗宗。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王士禛任国子监祭酒，主管太学十年。林松亭与洪昉思其时均在国子监受业，洪昉思还是王士禛的及门弟子，二人都崇拜恩师王士禛，乃是情理中的事情。王士禛对洪昇的感情也很深，洪昇因“国丧聚演《长生殿》召祸案”被斥革，无奈离开京师国子监回归故里后，恩师王士禛有诗曰：“稗畦乐府紫珊诗，更有吴山绝妙词，此是西泠三子者，老夫无日不相思”。

林松亭的扇骨题识之一，抄写的是《渔洋诗话》中，记录王士禛自己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经历的一段文字。扇骨题识之二，抄写的是《渔洋诗话》中，记录门生洪昉思向另一位大诗人施愚山“问诗”经历的一段文字。王渔洋记录洪昉思所说的“禅宗顿、渐二义”，显然含有对自己弟子见解的深深赞许，昉思自己也终身以此为荣。林松亭在扇骨题识中写下这段文字，显然体现的是对老朋友“芹溪尊兄大人”的赞扬之意，也体现出二人之间的知交关系。这两篇文字在《渔洋诗话》中－前一后，紧相邻接，形同姊妹篇，林松亭信笔写来，顺理成章。

至于扇面正面被涂掉的画，以及背面署名“王良驹”书赠“紫宸”的书法，似乎与扇骨并非同时期的东西。古人在旧扇骨上贴新扇面，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怪。这个“紫宸”，似乎是清代画家沈金台的字。沈金台，生卒年不详，浙江嘉善人。善属文，精绘事。事见清光绪年间所修的《枫泾小志》。王良驹无考，仅在河北万宝拍卖公司广告上发现清代王良驹的一幅书法扇面，惜未见实物。至于“王良驹”与“紫宸”二人是清代什么时期人，与林松亭、洪昉思、王渔洋之间是否有关系，只好留待方家教正了。考虑到扇面乃后人所贴，其内容与扇骨题识无大关系，是否能考证清楚都意义不大，并不妨碍以上对扇骨题识文字的解析。

文物界1979年发现的这把“芹溪折扇”，最起码证实脂本《石头记》作者“芹溪”生活于康熙年间，就是林松亭赠扇的那个“芹溪尊兄大人”，也就是王渔洋的及门弟子洪昇之托名。主流红学总是攻击土默热红学缺乏“外证”，这把“芹溪折扇”不是“外证”是什么？洪昇创作《长生殿》初期，曾于康熙九年至十年年亲赴河北大名，为孙郁的《天宝曲史》较订文字，署名就是“芹溪居士”，也是一条重要的“外证”。将这些“外证”与《石头记》是《长生殿》旧瓶装新酒，“老学士闲征姽婳词”故事出自王渔洋《林四娘序》等“内证”放在一起，足证《石头记》作者就是康熙年间的洪昇。“芹溪折扇”不是什么伪证而是铁证，“曹雪芹折扇”的说法可以休矣！

附图：芹溪折扇

2007年9月26日初稿

2015年11月22日修订

 

评较《双鱼珮》的“沙麓芹溪居士”就是洪昇托名

——兼驳《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4期李志珍文章

土默热

笔者在《芹溪考论》、《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和〈石头记〉作者芹溪》等文章中，曾考订脂砚斋批语中的《石头记》作者“芹溪”，乃是大戏剧家洪昇的托名。“芹溪”二字，本出自南宋时期隐居于福建“芹溪六曲”的隐士丘義，字子野，号芹溪处士。《石头记》作者托名丘義的“芹溪”之号，把“子野”之字戴在了大观园建造者“老明公山子野”头上，“山子野”和“芹溪”实质是一个人的托名，这个人便是洪昇。此乃是来自《石头记》作品的内在明证。

作此考证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两件关于“芹溪”的外在物证：一件是所谓的“曹雪芹折扇”，笔者又考订其为“芹溪折扇”，是康熙年间号“松亭”的林之枚，赠给同学兼老乡洪昇的一把折扇，扇骨题词乃是洪昇与林之枚共同的业师王士禛论诗的一段文字。另一件物证是康熙十年成书的孙郁创作之《天宝曲史》，封面署名“苏门啸侣填词，芹溪居士较订”，笔者考证“芹溪居士”乃是康熙十年洪昇“北游天雄”时，为《长生殿》创作准备素材，校阅孙郁此书时题署的托名。

笔者还对主流红学关于乾隆年间的曹雪芹有“梦阮”之字和“芹溪”之号进行了有力批驳，指出这是靠《春柳堂诗稿》孤证附会上去的字与号。目今“春柳堂作假案”已真相大白，凡严肃学者已无人再提张宜泉和《春柳堂诗稿》。可是红学界对曹雪芹的“芹溪”之号还照用不误，这已经是超出学术范畴的思维定势了。至此，洪昇有“芹溪”之托名或别号，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证据链，用以证明《石头记》作者“芹溪”就是洪昇，应是比较坚实的说法。

可是，主流红学对此并不甘心，总是试图为曹雪芹夺回“芹溪”别号，就在今年出版的《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4期上，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志珍的文章：《〈双鱼珮〉和〈天宝曲史〉评校者芹溪居士考》。文章从批驳土默热红学的角度出发，利用对孙郁《天宝曲史》较订者“芹溪居士”的研究，把他推测为孙郁的一个“张姓朋友”，并进一步把这个“张姓朋友”推测为《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的“本家”，然后再同北京西山那个曹雪芹去挂钩。

这篇文章的作者思维极其混乱，且不说其对“苏门啸侣”孙郁某个“张姓朋友”的推测，仅是靠对古文的错误断句妄测出来的，就算孙郁真的有个“张姓朋友”有“芹溪居士”之号，又怎能同张宜泉和曹雪芹挂上钩？一个是河北大名府人，一个是北京西山人，两地远隔千山万水；一个是康熙年间人，一个是乾隆年间人，时间相差一个多甲子。更何况“张宜泉”早已是曹学伪学术的梦魇。硬让二者挂钩为曹雪芹夺回“芹溪“之号，不啻关公战秦琼，又何异痴人说梦？

但这篇文章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为“芹溪居士”的出处又提供了一个证据。据文章介绍，不仅孙郁的《天宝曲史》署名“苏门啸侣填词，芹溪居士较订”，孙郁的另一篇传奇作品《双鱼珮》，也署名“魏博雪崖啸侣手著，沙麓芹溪居士评较”。该文作者认为，“沙麓”为位于大名府元城县的沙麓山，在文人笔下“沙麓”有时又是元城的代称，由此可推“芹溪居士”应为元城人，和孙郁同乡。而洪昇是江南人，似乎与“沙麓”无关，不可能署名“沙麓芹溪居士”。

      附图：天宝曲史

 

洪昇果然与“沙麓”无关吗？这位朋友似乎太孤陋寡闻，又过于无明自信了，笔者在这里就给这位朋友提供几件证据吧。康熙九年（1670），洪氏家族发生了“天伦之变”，洪昇在“大杖愁鸡肋”（被父亲痛打）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出走，北游天雄。《啸月楼集》中便有作于康熙九年的《北游天雄》诗：“短剑轻裘别故乡，黄河北去是黎阳。马头但饮三杯酒，踏尽秋原万里霜”。“天雄”即大名府的别称, 因唐德宗大历七年在此设天雄军而得名。

康熙九年秋至康熙十年（1671）春，洪昇曾长期在天雄一带盘桓，有《魏州杂诗八首》可证，亦见《啸月楼集》。所谓“魏州”，也是大名府的代指，因隋末李密政权改武阳郡为魏州而得名。魏州又称“魏博”，因唐德宗大历七年，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辖境在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亦曰天雄军。您注意到没有？孙郁作《双鱼珮》传奇，署名便是“‘魏博’雪崖啸侣手著”。“魏博”是他的籍贯，雪崖是他的号，“啸侣”是他著书的署名。

洪昇《魏州杂诗八首》有两首又写到了“沙麓”：“剩有思亲泪，征衣洒未干。题书复南寄，耿耿劝加餐。沙麓井泉少，滑河冰雪寒，高堂莫相忆，游子幸平安。”“浮丘山上树，不断入城来。晓雾屯沙麓，寒云抱鹿台。风尘漂泊泪，鼓角老雄才。莫忆兴亡事，狂歌酒一杯。”沙麓，天雄，魏州，魏博，都是大名府的代指，这里正是孙郁的故乡，也是洪昇遭遇家难徘徊寄身的地方。孙郁署名“‘魏博’雪崖啸侣”创作、洪昇署名“‘沙麓’芹溪居士”评较《双鱼珮》，应该就在这里。

有人说古人署名前加地名，一般都用自己的故乡名，洪昇署名“芹溪居士”，前面何以不加“钱塘”，却加“沙麓”呢？请不要忘了这正是洪氏家族发生“家难”之时，洪昇有家归不得，又背负着“不肖子”的骂名，如何能明白加上自己的籍贯呢？以寄居地“沙麓”冠以署名之前，表现自己是在这里“评较”的孙郁《双鱼珮》，就是无奈又必然之举了。洪昇此时因家难心境忧郁，以“居士”自居事出有因。

孙郁平生所作《绣帏灯》《双鱼佩》《天宝曲史》三种曲，合集为《漱玉堂三种传奇》。其中《绣闱灯》创作时间较早，未见“芹溪居士”评较。《双鱼珮》创作于康熙九年，《天宝曲史》创作于康熙十年，都出现了“芹溪居士”为之“评较”或“较订”，实非偶然。洪昇北游天雄，徘徊魏州，寄居沙麓，就是在康熙九年和康熙十年这二年。洪昇北游天雄的时间与地点，与《双鱼珮》《天宝曲史》创作较订的时间地点高度吻合，谁能说是偶合？

洪昇于康熙十年南归后，又经历了游越、游大梁等一段动荡漂泊生活，返回杭州后被迫与父母析居，迁居庆春门外皋园附近居住。他在《长生殿·例言》中说:“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后又历时十余年，将该剧改为《舞霓裳》和《长生殿》，于康熙二十七年定稿。洪昇初创《沉香亭》的时间，是在与“严十定隅坐皋园”的康熙十二年，他说的“偶感李白之遇”，说的就是受了孙郁《天宝曲史》的影响，“太白醉写”乃是剧中一幕。

后来洪昇在改《沉香亭》为《舞霓裳》的过程中，虽然因朋友建议“排场近熟”，删去了剧中李白故事的内容，但《天宝曲史》对此后《长生殿》创作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孙郁在《天宝曲史·凡例》中称自己写作中“俱尊正史,稍参外传……并不敢窃附臆见,期成曲史本意云尔”。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也说：“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于此不难窥见当年“较订”《天宝曲史》所受的影响。

2015.12

 

芹溪考论

土默热

《红楼梦》脂砚斋批语中出现了一个“芹溪”，有时也简称“芹”，据脂砚斋说，他就是《石头记》作者。后来的新红学鼻祖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又经过“小心求证”，在敦诚、敦敏诗中发现乾隆中叶在北京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这个曹雪芹与《红楼梦》书中说的那个“披阅增删”者曹雪芹是否是一个人，学界有争议。曹雪芹与脂批中说的《红楼梦》作者“芹溪”是否是一个人，学界争议更大。因为证据只有一条，那就是张宜泉的诗《题芹溪居士》和《伤芹溪居士》，但张宜泉并未说这个“芹溪居士”就是曹雪芹。在《题芹溪居士》诗题下面有一小注：“姓曹名沽（有雨头）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且不说这个小注是后世红学家“钤盖”上去的，根本就是不可靠的伪证，仅就小注内容来看，这个“芹溪居士”也与曹雪芹不搭边，因为二敦诗中说的曹雪芹，名“霑”，而不是“沽（有雨头）”，也没有“梦阮”之字与“芹溪”之号。红学家们硬说二敦的“曹雪芹”就是张宜泉的“曹芹溪”，更进一步把他和脂批中交代的“芹溪”混为一人，证据实在靠不住。

关于曹雪芹，网络上“冷眼”先生发表有《三个曹雪芹》的文章，分析的很细致透彻，朋友们不妨找来一读。今天我们不想翻这些红学的陈谷子烂芝麻，只准备就“芹溪”这个字或号进行一点系统的考证分析。在中国古代，凡文人，除了姓、名和字以外，大多还有一个乃至几个号。姓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名和字一般都是父亲（或祖父乃至其他尊长）取的，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号就不同了，一般都是本人自己取的，也有亲戚朋友奉送的，甚至还有社会上开玩笑取的诨号约定俗成叫开的。

古人取号，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信手拈来的，号中一般都寄寓着本人的遭遇、志向、怀恋或者感慨。取号有用地名的，一般是自己的故园、名山胜水或者名人圣地，如“柳泉居士”、“香山居士”、“西堂老人”、“梅溪”等；也有用个人遭际或寄怀取号的，如“六如居士”、“五柳先生”、“二知道人”、“巢民”等。这些都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不罗嗦了。这个“芹溪居士”，如此取号，也必有其特定原由，“居士”乃是不出家的佛家信徒的称谓，在古代用“居士”入号者多多，不足为奇，关键是这个“芹溪”二字，肯定是个地名，并肯定与其人生平遭际有关，或者是其故园，或者是其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其景仰向往的一个地方。

从字面上看，“芹溪”似乎是一条小河流名称。对于小河流，江南一般称为“溪”，江北一般称为“河”或“水”，所以，倘若真的有芹溪这么一条小河，一般说来，在江南的可能性要大些。笔者查了一下，中国叫“芹溪”的小河还真不少，其中福建最多，一共四条：周宁县李墩镇有个芹溪，古田县吉巷乡有个芹溪，清流县余朋乡有个芹溪，建阳县崇雒乡有个芹溪。其他省份如浙江、安徽、江西、四川也有芹溪，但不多。一般说来，这些“芹溪”都是地处偏僻、人口稀少的地方，历史不算悠久丰富，也没有出过什么文化名人，因此名气都不大，似乎很少有文人要以此地取号的充分理由。

但是，其中有一个芹溪则不同了，这就是福建省建阳县的芹溪！这个芹溪在古代道教四十名山中列三十七位，据说是韓越真人得道處。但它的名气来由，主要还是因为这里同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大人物有关，这两个大人物还都是宋朝人，一个是儒家理学的开山鼻祖朱熹，一个是世界法医学的开山鼻祖宋慈。古代称这个芹溪为“芹溪九曲”，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芹溪九曲主景在建阳县将口和崇雒境内，在古代其名声远胜于武夷九曲。芹溪是朱熹回故乡五夫的必经之路（当时主要为水路），他还有个近亲居住在这里，所以常来这里游玩。崇雒乡孔山的砚山上据说是仙人常聚集的地方，如是庵供奉的神象以前据说极为灵验。宋慈便是崇雒人，死后也葬在这里。宋慈在南宋先后任过福建、浙江、广东提刑，他在长期断案实践中，总结出的《洗冤集录》，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检验专著。

古人吟咏芹溪的诗歌不算很多，笔者尝试搜集了一下，发现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是题咏福建建阳芹溪的。现在已经搜集到的有：

一是宋代赵癯齐买陂塘（寿监丞吴芹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