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赶繁华”及其曹学变种

  逄冠卿

一、胡适先生通过“赶繁华”手段创立新红学的由来及其结果

胡适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他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及其衍生品曹学的基石。他考证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中，靠“赶繁华”手段赶出来的。请看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的三段论：

第一阶段：假设江宁织造曹氏家族在南京、扬州等地的生活，是《红楼梦》风月繁华故事的创作素材；

第二阶段：假设乾隆时期北京西山茅棚里那个贫困潦倒的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家族，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

第三阶段：假设曹雪芹人生经历了巨大反差，前半生有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体验，后半生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具备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

胡适先生以上“大胆假设”后，进行的所谓“小心求证”，其实并不“小心”，主要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想方设法让曹雪芹能够亲身经历曹氏家族在江南的风月繁华。由于曹雪芹“其生也晚”，只好让曹雪芹出生时间往前“赶”。胡适的“赶繁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敦诚说的曹雪芹“四十年华”肯定不行，这样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1724），其时曹家荣景已逝，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家族的风月繁华；于是胡适便将敦诚挽诗的“四十年华”，解释为不一定是四十整，也可以理解为四十出头，不超过四十五岁。

第二阶段：由于四十五岁也很牵强，曹家被抄家前曹雪芹尚不记事，还需要继续往前赶方赶得上。于是再利用《春柳堂诗稿》的“年未五旬”，解释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1715）年左右，逝世时可能已有四十八、九岁，这样，抄家时的曹雪芹就成了十二三岁翩翩少年公子。

胡适先生就是这样，通过苦心孤诣“赶繁华”，赶出了一个人造的锦衣公子曹雪芹。胡适为曹雪芹“赶繁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他获得《红楼梦》的“著作权”；也就是说，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是胡适“赶”出来的。一个“赶”字，足证这种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是在著作权问题上先入为主“假设”之后，再人为打补丁“考证”的产物，是结论先于证据、证据还要靠“赶”来制造的伪劣学说。

这样人为“赶繁华”赶出来的少年曹雪芹，必然存在着与真实不合榫的诸多矛盾。最起码他的爹是谁就成了问题：说是曹顒吧，曹顒的儿子曹天佑是遗腹子，且“官州同”，与北京西山那个贫困潦倒的曹雪芹不对号。说是曹頫吧，可1715年时的曹頫年方九岁，无论如何早熟似乎也生不出大儿子曹雪芹。曹家的《五庆堂家谱》根本就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因此只好让曹雪芹的爹长期存疑。

二、红学界对胡适“赶繁华”三次修正产生的三个变种

胡适之后，主流红学家们知道，这样“赶繁华”构建起来的曹学大厦不牢固，研究手法也有点苟且，不够高明。

就说对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的理解吧，周汝昌先生就认为：谁为朋友作挽诗也不会为死者减寿，胡适关于曹雪芹活了四十五岁的理解，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蔡义江先生也认为，曹雪芹就出生于雍正二年（1724），根本没经历过曹家在江南的风月繁华。

再说《春柳堂》诗稿证出来的“四十八九”岁吧，“春柳堂作假案”早已真相大白，诗稿作者宜泉先生是嘉道年间人，根本与乾隆年间曹雪芹没有交集，诗稿中的“年未五旬”字样，是红学家们为了某种目的指使书店学徒“钤盖”出来的。此后凡严肃红学家自此绝口不提“春柳堂”。

为了维护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同时维护曹氏家族的生活原型权，于是主流红学界在不给曹雪芹长岁数、增阅历的前提下，在坚持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年华”的基础上，开始了三次对胡适“赶繁华”的异化，又先后创造出三个“赶繁华”的变种：

变种之一：周汝昌先生的曹家“二次复兴说”。认为曹家抄家回到北京后，在乾隆年间曾有过二次崛起，又经历了一段繁华的日子，曹雪芹“四十年华”赶不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但“赶”上了北京的“二次复兴”，所以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的是曹家“二次复兴”时在北京的风月繁华生活。

变种之二：蔡义江先生的“奶奶唠叨素材论”。蔡义江认为，小说创作不需要生活体验，“有了生活反而写不出”。曹雪芹对红楼生活的感悟并非亲身体验，而是听奶奶等老一辈人在他耳边不时唠叨感受到的，是通过“痛说革命家史”间接“赶”上的风月繁华。听奶奶说家史什么年龄都能听，因此“四十年华”就能写出《红楼梦》。

变种之三：赵建忠先生的“家族累积素材论”。认为《红楼梦》素材是曹家三代以内人的“集体创作”，由先人述说家史甚至写出部分初稿，然后由天才的曹雪芹创造性地综合完成。赵建忠认为，提出“家族累积”说意在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对曹雪芹直接、间接的影响。

这三个“赶繁华”的变种学说实际是三个非学术怪胎，都是在凭空想象中猜测出来的，无任何可靠证据支持，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研究《红楼梦》同“奶奶唠叨”或“遗传基因”的关系，与胡适的“赶繁华”比较起来，似乎还要等而下之一些，是学术退步，也足证曹学的绝望和无奈。对于《红楼梦》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阐释，这些歪门邪道只有歪曲亵渎，没有正面作用。

三、主流红学无力为曹雪芹“赶繁华”，转而齐聚“天才论”旗帜下

曹家在江南的风月繁华，胡适的“赶繁华”赶不上，周汝昌的“二次复兴”是空中楼阁，蔡义江、赵建中的“奶奶唠叨”和“遗传基因”是无据空谈、徒留笑柄，主流红学在陷于曹家店泥沼雾瘴无路可走之际，所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便是“天才论”。

于是，主流红学阵营中的曹学遗老遗少们，便齐聚“天才论”的旗帜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给曹雪芹戴上“超前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天才的艺术家”等十九顶大得吓人的桂冠。并发誓要“理直气壮”地为维护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坚守门槛”，“扫除阴霾”。

他们所宣扬的曹雪芹“天才论”有什么根据呢？用红学界某权威人士的话说，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之际，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便是：“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红楼梦》！”这倒是一句大实话，他们就是要用《红楼梦》的“不朽”，来证明曹雪芹的“伟大”——曹雪芹的十九个“伟大”，就是这样反证出来的。

这种做法其实是大成问题的，最起码在逻辑上把两个关系都搞拧了、搞反了、搞倒了。首先是“本末倒置”。从根本上说，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研究作者是为阐释作品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把红学家们设定的作者曹雪芹，作为红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红楼梦》是为了证明曹雪芹的“伟大”，这不是典型的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么？

其次是“因果倒置”。除了《红楼梦》外，红学家们拿不出曹雪芹的任何其它文学作品，凭什么断定他是个“伟大作家”？用《红楼梦》的“不朽”，来证明曹雪芹的“伟大”，恰恰是要不得的“因果倒置”错误逻辑。在乾隆年间就“不知作者谁何”的情况下，用《红楼梦》反证曹雪芹的著作权，同反证阿Q、孔乙己乃至猪八戒的著作权有什么不同？

说到底，主流红学宣扬的曹雪芹“天才论”，也是胡适“赶繁华”的变种，并且是一种反科学的畸胎瘤。曹雪芹没有生活，又要维护其著作权，以这种说法最省事，既不需要生活体验，也不需要证据支持，让《红楼梦》可以凭“天才大脑”生造出来。这种“造神运动”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领域也明显违背科学常理和文学常识，属于用玄学虚幻解释文学实在，再用文学实在来反证玄学虚幻的“造神”闹剧。

四、放弃曹学“赶繁华”的努力，红学发展创新必须向文学回归

胡适先生当初的“赶繁华”本身就不是文学命题，红学家们为“赶繁华”所搞的三个变种是将错就错，主流红学把“赶繁华”再推向“天才论”轨道更是错上加错，最起码已经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轨道，并不是《红楼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红楼梦》研究必须立足文学领域，使用文学方法，探索文学规律，探寻文学真相。

其一，《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不是铁马金戈的旗人文化，而是诗礼簪缨的江南世族文化。这种文化体验通过胡适的“赶繁华”赶不上，曹雪芹的“遗传基因”解决不了，听奶奶说家史也唠叨不清，“二次复兴”更复兴不出，再“天才”的脑袋也想象不出来。

其二，《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不是乾隆盛世的正统文化，而是康熙“末世”的情本文化，属于晚明文化气脉。乾隆年间那个曹雪芹，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赶”来赶上那个百年前的文化背景，曹雪芹的人生与《红楼梦》书中背景不搭界，绝无可能是《红楼梦》作者。

其三，《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不是巍峨壮丽的北京文化，而是“花柳繁华”的江南文化。别说这个曹雪芹与江宁织造曹氏家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赶繁华”赶出点某种联系，也写不出《红楼梦》，因为作为世代包衣奴才的旗人家庭，其文化根坻归根结底还是北方文化。

通过“赶繁华”硬让这个曹雪芹充当《红楼梦》作者，无异于让破落八旗子弟“涕泣谈开元天宝”。胡适的“赶繁华”及其变种都属于违背文化规律的非文学伪学说，都可以休矣。红学只有回归文学领域才有“学”的资格，才能创新发展成真正的“专学”、“显学”；《红楼梦》研究只有立足江南文化、世族文化、情本文化、昆曲文化、才女文化的百花园，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