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学说“拐点”

                        逄冠卿

昨天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张世勤的文章：《红学研究有望出现新拐点》，感慨良多。 张世勤先生是专业作家，以其职业的眼光和专业的敏感，指出土默热红学的问世，可能标志百年红学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大概只有在文坛亲历亲为的作家，才最懂得《红楼梦》是小说，属于文学范畴；才最懂得红学应该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才最懂得红学学术应该转向，并看清拐点。

谈到红学的拐点，首先必须知道红学的原点，搞清红学的发展轨迹。红学是与《红楼梦》相伴而产生的，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开创了最初的红学，这是红学的原点。嗣后的清代中晚期和民国初期，红学基本上是索隐派的一统天下，陆续出现了“顺治、董小宛爱情说”，“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和绅家事说”等学说。民国初期的蔡元培先生，集索隐诸说之大成，又提出了“康熙朝政治说”。

索隐派的共同特点，就是不承认《红楼梦》是小说，而认为是一部隐写的历史；既然是隐史，就有谜可猜、有隐可索，当然要去考索其背后的历史真相。索隐诸说虽然林林总总，各学说之间并不统一，但它们共同使用的治学方法却是相同的，就是“猜笨迷”。他们将从正史或稗史中搜寻来的“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去同《红楼梦》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逐一加以附会，根本就无法融会贯通并自圆其说，被胡适先生称为“附会的红学”，其研究者也被胡适讥为“笨伯”。

红学的第一个拐点，是胡适先生创立了“考据派”，使红学拐向了曹雪芹家事说。1921年，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的出笼，标志着旧红学的终结和新红学的发端，这是红学的第一个拐点。新红学相较旧红学的最大进步，就是承认了《红楼梦》是小说，并且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红楼梦》书中的曹雪芹就是小说作者，并在乾隆时期的北京找到一个旗人家庭出身的破落子弟曹雪芹，将其锁定为江宁织造家族的后裔，于是断定《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坐吃山空”的历史。

胡适的红学考据方法和考据结论，虽然被百年红学遵奉至今，但《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很多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产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新矛盾。终胡适一生，几乎都在苦心孤诣为曹雪芹长岁数“赶繁华”，这是削足适履。研究中搞“曹贾互证”，用《红楼梦》来反证曹雪芹，这是因果倒置。其实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大成问题的，假设错了，考证越繁，离题越远。由胡适考据衍生出来的“曹学”种种弊端，其病根盖源于此。

新中国建国后，以中国红学会为主体的主流红学家们，自称摆脱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另创了“当代红学”，其实仍不过是胡适新红学换汤不换药的变种而已。他们接过了胡适的曹雪芹衣钵，也发现了曹雪芹作者说的诸多硬伤，于是否定了《红楼梦》是写曹雪芹家事的“自叙传”，转而提出“小说创作无原型论”，认为《红楼梦》故事完全是曹雪芹“天才的虚构”。这是违背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规律的歧途邪说，比胡适还要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是红学的退步。

中国红学会的在野派与主流红学分道扬镳，声称在胡适之外另创了“探佚红学”，其实也是胡适红学的另一个变种。“探佚红学”的提法，最初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的，本义是探讨《红楼梦》遗失的后半部分内容和散佚的版本。后来衍生出霍氏姐弟的曹雪芹与竺香玉皇后合谋毒杀雍正帝的“竺学”；派生出刘心武的曹家是雍正帝政敌，秦可卿是“废太子女儿”的“秦学”。“探佚红学”是新红学与旧红学的混血儿，相较新旧红学的学术性还要等而下之，也是红学的退步。

红学的第二个拐点，是土默热教授创立的“文学派”，使红学拐向了“晚明文化气脉论”。土默热教授一改既往红学先假定曹雪芹是作者，然后按作者生平附会《红楼梦》故事人物的研究方法，而是以《红楼梦》作品为原点，研判其为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是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的展现，是六朝金粉、南宋偏安、晚明艳情文学的传承，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是《长生殿》的孪生姊妹花。并据此判断《红楼梦》前八十回“作书人”即《石头记》的作者，是康熙朝大文人洪昇。

在此基础上，土默热教授对洪昇家难、蕉园诗社、西溪园林、《长生殿》案，四位一体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研究，证明了这些就是《红楼梦》书中家族内斗、姐妹诗社、大观园及元妃省亲故事的创作素材。土默热教授还对《红楼梦》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四婵娟》、《织锦记》、《相思砚》等戏曲作品的关系，以及与《金批水浒》、《金批西厢》“腰斩”、“梦结”文学手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判定《红楼梦》是以戏剧手法创作的小说。

土默热的全部研究，立足文学作品，遵循文学规律，使用文学方法，得出文学结论。土默热红学找到了《红楼梦》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证实了《红楼梦》创作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明晰了《红楼梦》的审美建构和创作方法。土默热红学中，没有“猜笨谜”，没有“天才论”，没有“超前思想”，没有“神秘主义”，其科学性和严谨性超越了百年红学任何学说。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红学领域，只有土默热教授是真正在文学沃土上耕耘，是真正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

由于土默热另创红学新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红坛上一大批草根红学家纷纷效尤，“二十多个《红楼梦》作者”新说陆续出笼，李笠翁、吴梅村、冒辟疆、查继佐、顾景星、严绳孙、曹寅父子等等，几乎清初的所有文化名人都榜上有名，闹得红学界一片哗然。虽然这些新说的研究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从清初背景解读《红楼梦》，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脱文入史，并没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诠释，显然走的是“索隐派”的旧路，也往往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红学不能陈陈相因，需要开辟新天地，发展需要突围，突围要有拐点。真正的“拐点”，应是通向红学光辉彼岸的关节点。如上所述，在百年红学史上，这样的关节点只有两个，就是胡适新红学和土默热红学。胡适新红学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研究的“拐点”，引导了红学从历史索隐之路突围，形成了百年“显学”之基；土默热红学是用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拐点”，是引导红学摆脱曹雪芹家事说的荆棘，在文学沃土上开辟新境界的起点。

虽然现在胡适新红学已经落伍，但其历史拐点作用至今仍可圈可点；在红学发展轨迹延长线上，新的历史拐点只能是土默热红学。原因不仅在于其结论之可靠，也在于其思路之正确，方法之科学。作家张世勤先生关于土默热红学将成为红学新拐点的说法，是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科学论断。记得当年写《红学那些人》的张义春先生，答记者问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红学史上称得起英雄的人物只有两个：胡适和土默热——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