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民俗考辩

　　　　　　　　　              土默热

《红楼梦》展示的民风民俗，闪烁其词，扑朔迷离，满乎，汉乎？南乎，北乎？红学界历来为此聚讼不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仅凭字面上分析，过去那种“大脚、小脚”式的争论，再争一百年也没有用；只有把《红楼梦》展示的民风民俗，放在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透过作品的纸面，剖析背后显示出的社会制度，方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１.家族制度。《红楼梦》反映的荣宁二府，在当地可谓一个大家族。除荣府的赦、政二支，宁府的贾珍一支外，聚居于此的远支家族甚多，如西廊下善于曲意巴结奉承的贾芸一支，与贾蓉父子过从甚密有“聚麀”之诮的贾蔷一支，结交匪类聚赌包娼无恶不作的贾芹一支，巴结讨好秦可卿低三下四的贾璜一支，正照“风月宝鉴”惨死的贾瑞一支，还有一带而过没有明表的贾荇、贾芷、贾菖、贾菱等等。从辈分上看，年高位尊的贾母，还有“两三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健在，可以推想，其孙子、曾孙、玄孙辈，会分出多少小门小户来。据“护官符”中交代，“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可见贾家在当地确实是个大家族。

这样的大家族的形成，没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个家族不会是江宁织造曹氏家族。曹家从曹玺被派往江南任职起，历经曹寅、曹顒、曹頫三代四个织造，前后不过五十年左右，无论如何在金陵也形不成《红楼梦》书中那样的大家族。按辈分算，红学界通常把贾母视为曹寅之妻，但曹寅之妻在金陵何来“三四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从曹玺到曹雪芹，曹家在金陵不满四代（严格说仅三代），当地也不会有“出五服”的“本家”。从家族生活情况看，曹玺到金陵上任，不会带一帮穷亲戚同往，曹家在金陵不会有那么多穷困的“本家”和亲属。

２.宗祠制度。《红楼梦》中详细地描写了“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场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书中那“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两边丹樨”的宗祠，是否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宗祠，却大可怀疑。首先，建宗祠是“民人”（清代指旗人之外的汉人）的传统制度，世居白山黑水间的满人以及后来由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组成的“旗人”，并无此种制度。当时的满人及其“包衣”奴隶，信仰喇嘛教和巫教（端公），年节期间怀念祖先，不过是简单的“烧包袱”仪式而已。曹家不是满人，但确是“旗人”，是满人的“包衣”奴才，其祭祀“规矩”必须按“旗人”风俗办。曹家祖上是战争中被俘为奴的，当时东北此类被俘的汉人很多，查东北历史，未见被俘为奴后有建宗祠的“包衣”；入关前旗人的“包衣奴才”，每逢年节，必须拜主子，拜佛爷，未闻有祭宗祠的，也无宗祠可拜。事实上，在东北，不论哪个民族，不论身份贵贱，很少见到有修建宗祠之举。古往今来，东北的黑土地上，根本就不曾有过宗祠建筑。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入关之后，受汉族文化熏染，旗人开始建宗祠、修家谱了呢？确有这种情况，曹家的“五庆堂”家谱就是入关后修的。但《红楼梦》中的宗祠还不可能是曹家的。一个大家族的祠堂，不是谁想建就建，想建在哪里就建在哪里的。曹家“从龙入关”后，随其主子定居北京，归宗人府管理；曹家的房屋、田产、当铺也都在北京。到南京、苏州任织造，是“外放”，根还在北京。事实上抄家之后就是举家返京的。织造职务是经常变动的，并不固定一地；织造衙门和府邸是隶属内务府的官产，不是私产。曹氏家族倘若公议建宗祠，只能建在北京，而不能建在“外放”任职地金陵，更不可能在织造衙门官署里建宗祠。那么，是否曹雪芹写的是北京宗祠呢？也不可能。一则曹家风月繁华生活在南京，不在北京，《红楼梦》写的是鼎盛时期，不是衰败后；二则曹家抄家的清单中，详细开列了北京的房产，没有关于宗祠的记载。

３.丧葬制度。《红楼梦》写送葬的场面很多，如秦可卿大出殡，贾敬死“独艳理亲丧”等。从书中描写我们知道，贾家的祖上坟地在“南省”，都中贾家死了人，都暂厝铁槛寺，日后再归葬祖茔。《红楼梦》所表现的丧葬习俗，应该不是金陵曹家的事情。首先，清军入关前和定鼎北京后的前八十年，旗人实行的是火葬制度，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火葬，就连皇帝也不例外。顺治皇帝虽然修了孝陵，但陵墓中葬的只是一个骨灰罐。到了康熙晚期，才由皇帝下旨，改行土葬制度。从《红楼梦》中晴雯死时，京郊还有“化人场”可见一斑。曹家是旗人“包衣奴才”，丧葬习俗必须从旗人规矩，不会从民人规矩。曹家抄家是在雍正二年，曹雪芹所经历的祖父、父亲之丧，均在康熙年间，应是火葬，此前曹家应无祖茔。

其次，即使雍正朝以后曹家建了祖茔，祖茔也不可能建在“南省”，只能在北京。假如曹玺、曹寅、曹顒死后归葬，也只能归葬于北京，不能葬在南京。红学界一般推断曹雪芹葬在通州张家湾，但这里过去只是一片乱坟圈子，并非是谁家的祖茔。直到现在，红学界对曹家遗迹几乎进行了织地毯一般的考证挖掘，也没有发现曹雪芹家祖茔何在。

再次，清初旗人，笃信喇嘛教。喇嘛教寺庙，没有“家庙”性质，可以在庙里火化死人，但不能寄放棺椁。旗人也没有在寺庙长期寄存尸体的陋习。《红楼梦》中的铁槛寺，不会是喇嘛庙。秦可卿大出殡时满大街白漫漫一片的景象，也不应是旗人出殡时的景象。喇嘛教各民族，都崇尚白色，曹家隶属的正白旗，属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以白色作标志，怎么可能是丧葬颜色。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四代皇帝，他们的母亲和皇后都是蒙古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孝庄，蒙古族更视白色为吉祥颜色，毡包、银碗、哈达都是白色，因此当时旗人服丧的颜色决不可能是白色的。《红楼梦》中“压地银山一般”的出殡场面，只能是民人风俗，不是当时旗人习惯。

４.婚姻制度。《红楼梦》中的婚姻，多数是姑舅、两姨等近亲结婚，如贾琏和凤姐，宝玉和黛玉、宝钗、湘云等。清初，满汉不通婚。历史上满汉民族都有近亲结婚的坏习惯。但满族曾加以控制，康熙皇帝就曾颁旨禁止姑舅、两姨结亲，虽然执行的不太好，但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民人的近亲结婚，似乎除同姓不婚外没什么限制，但旗人有“姑血不倒流”的严格规矩，舅舅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姑的儿子，俗称“姑做婆”；但姑姑的女儿，却不能嫁给舅舅的儿子。按旗人规矩，《红楼梦》中的贾琏凤姐可以结亲，但宝玉黛玉结婚却不可。对满族贵族青年男女，由皇帝、皇后、王爷指婚的现象很多，不仅自己，连父母说了也不算；旗人家的女孩子，还有选“秀女”的义务，被选之前，没有谈婚论嫁的权利。因此，大观园中那种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似乎不象旗人家庭的事情。

５.宗教制度。旗人信仰喇嘛教和原始巫教，入关前和入关后的前百年，都是如此。雍正当皇帝前居住的“雍王府”，后来改为供奉喇嘛教神佛的雍和宫，就是明证。至于旗人后期受汉族影响，佛道儒、关帝庙、土地龙王，逢神便拜，是嘉道以后特别是晚清的事情，《红楼梦》的时代，并非如此。《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似乎和喇嘛教不沾边。“铁槛寺”、“水月庵”和“馒头庵”，都是中土的佛教场所，“清虚观”是道教场所。那个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张真人，是个地道的老道。旗人贵族也有选替身出家的习俗，但这个替身只能当喇嘛，决无可能做道士。《红楼梦》中的巫婆神汉，是地道的民人民间信仰。东北的巫教“跳端公”，有“大神”、“二神”，仪式上有“搬秆子”，“上刀山”、“下油锅”等，边歌边舞，十分热闹，与《红楼梦》中马道婆那种铰纸人扎针魇魔，“撞客送祟”查祟书本子等习俗，迥然不同。今天的东北也有马道婆之流，那是后来闯关东的民人传入的，清初没有。

６.蓄奴制度。红学界推定《红楼梦》写曹家事，最重要的一条根据就是书中表现的奴隶制。认为中原的封建社会已延续两千年，不应有这些奴隶，这种大批蓄奴的制度应是关外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制度。实际看这种看法是最靠不住的。满族入关前，确实实行的是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相对于皇帝来说，所有旗人都自称“奴才”；二是八旗实行军政合一制度，相对于旗主的下属要自称奴才；三是大量的“包衣下贱”，他们是真正的最底层的奴才。他们多数是战争中的俘虏，也有一些是贫困旗人投靠为奴的。曹家是“包衣”出身，虽然因受到“老主子”康熙的关照，长期在内务府当差，生活相对宽裕一些，但并未改变奴才的身份，社会地位还是低下的。清代晚期，有些旗人主子破落了，奴才发迹了，但不经主子批准，也不能脱奴才籍。逢年过节，还要去给主子叩头，伏在地上让主子踩着自己的脊背上马。《红楼梦》中表现的贾家乃是煌煌国公府，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奴才的地位身份。在“元妃省亲”时，贾政伏地称“臣”，而不称“奴才”；秦可卿出殡路遇北静王时，称贾政为“老世翁”。这在那个时代的娘娘、王爷和“包衣”奴才之间对话，是绝对不可以的。今天曹家三代织造给皇帝的奏折都已发现，比较一下奏折的语气，便可清楚。

清朝初年，蓄奴不仅盛行于旗人中间，江南世族此风更盛。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从来就没有绝迹。特别是明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原因和战乱的影响，贫苦农民卖身投靠和主动依附地主豪绅充当奴隶的行为，在江南十分盛行，动辄几百口人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大家都知道的“唐伯虎点秋香”卖身为奴的故事，此事虽属子虚，但反映的是明代江南蓄奴制度的实情。清兵下江南时，这些大批蓄奴的江南“望族”，多数投靠南明小朝廷，对清兵抵御十分激烈。清初通过“奏销案”、“通海案”、“明史案”等三大案，对江南世族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造成这些大家族纷纷解体。《红楼梦》描写的四大家族，正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困难境地，应是清初的实情。

《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风俗，展示的绝不是旗人贵族的习俗，而是江南世族的生活。上述家族制度、宗祠制度、婚姻制度、宗教制度、丧葬制度，都不是北俗是南俗，不是旗俗是民俗。曹家虽在江南生活五十年，但受织造差事和包衣身份的双重限制，不可能尽染江南贵族风气，特别在宗教、祭祀、丧葬、婚姻等敏感问题上，曹家既不能、也不敢改宗南俗。否则，被当地督抚奏上一本，还要脑袋不？曹家被抄时曹雪芹年纪尚少，成年后的交游圈子也多为宗室旗人，所以对江南民人的习俗不会有多少印象；写《红楼梦》那种刻画细致入微的生活习俗，难以得心应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红楼梦》的真实作者，最有可能是一位出身江南望族的失意文人，此人最大可能是康熙朝的大文人洪昇，《红楼梦》实际就是“洪家梦”。笔者在系列文章中对此已有详尽考证，此不赘述。

　　　　　２００３年７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