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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6 1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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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谈诠释《红楼梦》应多一点文化感悟（地域篇）
土默热
对《红楼梦》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判读，是红学的一个极为重要课题。过去红学界兖兖诸公，根据曹雪芹的生活地点和民族出身，把《红楼梦》判定为“京味小说”、“旗人生活”，这实在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的伪科学结论，严重糟蹋了“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红楼文化。
《红楼梦》确实是以北京话夹杂着江南吴语写成，但大观园中那春有桃花、夏有荷花，秋有桂花，冬有梅花的景致，体现的只能是汉族江南文化。《红楼梦》创作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书中出现的大都、金陵地点都是假借，真实地点却在隐写的“三生石畔”。《红楼梦》这种以“北语”唱“南歌”现象，说明作者是“北漂一族”。
《红楼梦》前八十回书中，其故事的地域文化背景完全是江南文化，其故事的民族文化背景完全是汉民族文化，是江南世族文化的末世悲歌。倒是《红楼梦》续书的后四十回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北京文化、旗人文化描写的痕迹，这只能证明旗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续书人，书中本来就是这样记载的。
诠释《红楼梦》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采用怀疑邻居偷斧子的方法，用曹雪芹来反推是不科学的。对任何古典文学的阐释，作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如果作品与作者间出现了矛盾，作者必须服从作品，而绝不能相反。红楼文化就在《红楼梦》书中，只能以逻辑思维加形象思维，通过文化解析来加以感悟。
本编选刊土默热不同时期所写的六篇文章：《〈红楼梦〉的杭州风景线》，《〈红楼梦〉的杭州幻象》，《沁芳溪和流香溪》，《〈红楼梦〉与西溪文化》，《三雪点染大观园》，《红学为什么发祥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集中论述《红楼梦》与杭州三西（西湖、西泠、西溪）文化的关系。虽然刊发的只是土默热红学的一个侧面，也期望能对广大红友有所启发，对传统红学痼疾能有所纠偏。
附件一：
《红楼梦》——一道清晰靓丽的杭州风景线
红楼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杭州，红楼人物的生活场所在杭州，红楼作者的风月繁华和瓦灶绳床在杭州，就连红学的发祥地也在杭州。在《红楼梦》那花团锦簇的文字里，自始至终闪烁着一道清晰靓丽的杭州风景线！
《红楼梦》是一部刻意隐去作品时间地点的小说，百年红学中不乏对红楼故事发生地点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长安大都”，也就是北京；有人认为是“金陵石头城”，也就是南京，二者之间还为此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论争。其实作者在开卷第一回中早就告诉我们，书中出现的“长安大都”、“金陵南京”字样都是假借的，当不得真，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欲人们着迹于方向。按照书中出现的地名来按图索骥，岂非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但是，不论作者怎样刻意隐瞒，作为一部“追踪蹑迹”创作世情小说，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是无法隐瞒的。小说是生活的剪裁和升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三大要素，在作品中必然有充分体现，否则这部小说就无法读了。《红楼梦》无法读么——绝对不是，这是因为，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出一道清晰靓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红楼故事发生的真正地点——明末清初末世中那“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杭州！
一．
我们还是从作品主人翁的来历说起吧。《红楼梦》第一号男女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宝玉和黛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和“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绛珠草”。作者通过一则自创的神话故事，就将两个著名的杭州风景名胜写入了书中。所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就是杭州飞来峰和三生石。飞来峰又称灵鹫峰，自古以来就传说是从古印度（天竺）飞来的，“西方灵河岸上”代指的就是古印度（天竺），那块著名的三生石就位于飞来峰下的天竺寺内。作者刻意交代绛珠草出自“三生石畔”，一个“畔”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杭州的地域背景。所谓“赤霞宫神瑛侍者”，“瑛”就是指玉的光彩，“神瑛”代指成了仙的宝石。他的出处在赤霞宫，“赤霞”两个鲜红的大字，自明代孙克弘题写刻石以来，就一直镌刻在西湖岸边宝石山上，从未磨灭。杭州宝石山的得名，就缘于这里自古以来漫山遍野都镶嵌着一种类似宝石的晶莹剔透的石头，前几年还曾发生一起众人上山挖宝石，造成宝石山遍体鳞伤的悲剧。《红楼梦》作者以宝石山上“赤霞”二字旁五彩花纹缠护的红色“假宝石”为寄托，刻画书中的第一主人公，正所谓赤霞宫神瑛侍者“贾宝玉”是也！
作者让宝玉、黛玉等“一干冤孽”，托生到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享受荣华富贵，经历好事多磨。完全符合这四句话形容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大概非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莫属。虽然历史上苏杭二州并称天堂，皆堪称昌明隆盛、诗礼簪缨之邦，但传统上苏州以园林胜，杭州则以山水花柳胜，元代关汉卿就称这里为“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红楼梦》作者对故乡杭州感情很深，作品中虽然要刻意隐瞒真实地点，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大量流露出故乡杭州山水风光的痕迹。姐妹们作诗，湘云顺口就说出“双悬日月照乾坤”；众人行酒令，贾母脱口而出“六桥梅花香彻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宝玉顺路就“寻芳问腊到蓬莱”。如果作者不是个老杭州，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也无须刻意这么做的。
“双悬日月照乾坤”之特殊景色，其地点就在宝石山初阳台，这里有宋代民族志士洪皓祠，有明代民族志士于谦墓，同为民族志士的张煌言也在这里慷慨就义，绝笔诗中还在写“日月双悬于氏墓”。“六桥梅花香彻骨”指的是苏堤上之六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均为宋代大文人苏轼所建，东坡有诗“六桥横絶天汉上”歌颂这里的壮美。六桥畔的孤山，历史上就是杭州探梅胜地之一，每到梅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如织，香气彻骨。“寻芳问腊到蓬莱”指的肯定不是山东蓬莱，因为那里没有梅花可寻可问。那么指的是哪里呢？就是六桥侧畔的“孤山探梅”之地。孤山古称孤屿，自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将这里说成“蓬莱宫在水中央”后，诗人墨客的笔下，遂都将孤山叫做“蓬莱仙境”，《红楼梦》也不过是蹈袭前人用典罢了。
《红楼梦》作者将书中那“天上人间诸景备”的精美园林称作“大观园”，将与大观园相对应的天上仙境取名“太虚幻境”，其来历都与杭州西湖那无美不备的胜境直接相关。杭州吴山历来称“吴山大观”，是俯瞰西湖美景的绝佳之处，康熙南巡的行宫就建在吴山。吴山之巅，古有大观楼和太虚楼，吴山脚下的三潭印月，古称“太虚一点”，明清两代无数骚人墨客，曾在太虚楼留下多少唏嘘感慨的墨迹，大观楼上，还曾勒石刻碑保存康熙皇帝亲笔为西湖十景所作的题词，可惜这些太虚大观遗迹都早已毁损了。当年《红楼梦》作者站在吴山大观处，登眺大观楼和太虚楼，俯瞰波光粼粼中的太虚一点，尽览“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西子湖周边群峰，构思《红楼梦》书中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不是小说创作过程中顺理成章的绝佳思路么？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看了游本昌扮演的那个疯疯癫癫的济公形象，有谁能立刻与《红楼梦》中的“疯和尚”联系起来呢？是的，《红楼梦》中的疯僧跛道，代表的是一种特定地域的宗教文化，这就是杭州的济公和葛仙——一僧一道并肩而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拨弄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两个特定而又特殊的宗教形象的原生地就在杭州，疯僧象征济颠，跛道象征葛仙；疯僧的故事就不必说了，传说葛仙也曾扮成跛脚道士济世度人，教给一对儿贫苦夫妻丝绸染色的方法。不仅如此，《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宗教场所，似乎在杭州都有迹可循：贾母打醮的清虚观，就是按照抱朴道院描写的，这里宋代称为“冲虚观”。宝玉讨疗妒羹的天齐庙，就是按照西溪的老东岳描写的，老东岳建于宋代，规模宏大且年深日久，庙中塑像极为狰狞。凤姐弄权的铁槛寺，就是按照杭州的钱王祠构思的，因钱王曾在这里筑“铁槛”镇钱塘潮而得名。宝玉祭金钏的水仙庵，就是指孤山的水仙祠，梅妻鹤子的处士林和靖，就在这里长伴水仙王。
二．
前年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参观博物馆，看到了两件很不起眼的文物：绳床和短檠灯，不由得倏然联想起《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作者自云在“瓦灶绳床、阶柳庭花”的环境下创作此书，林妹妹在“泪烛摇摇爇短檠”的心境下写《秋窗风雨夕》。“绳床”这个东西，大概只有江南人才能使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谁能用它呢？“短檠灯”这个东西未必只有江南才有，但这个称呼却是江南特有的，北方文献中未见如此说法。《红楼梦》描写的是当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而历史上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在南北方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即使是南方或北方的不同省份，也迥然有别。能够写出“绳床”和“短檠”这些特有名词的作者，应该是个江南才子。推而广之，《红楼梦》书中的那些活生生生活场面，不论是高雅的吟诗作画，还是普通的饮食男女，都明显带有江南的情调，特别是杭州的特有情趣。
先说说地名吧。《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地名很多很杂，多数看不出是在南方和北方，但书中有两个极为特殊的地名，却不是哪个北方人信口就能说得出来的，就是南方人里面，也大概只有杭州人才会如此说。这两个独特的地名，就是惜春居住的“暖香坞”和宝玉行走的“翠樾埭”。“翠樾”二字原意指绿荫覆盖，见于杭州虎跑寺的匾额，宋代即有宋祁诗《题翠樾亭》，“埭”字本意为土堤，翠樾埭合起来就是“绿荫覆盖的土堤”之意。在杭州，这个埭字又引申为土堤围起来的村庄，西溪一带的村庄至今仍多称“埭”，如陆家埭、丁家埭、洪家埭等。至于“坞”字，指三面环山围起来的一块山间平地。杭州多坞，最著名的如梅家坞、青芝坞等，坞最多的是西溪，这里的法华坞，龙归坞，东西穆坞等，总称“沿山十八坞”。《红楼梦》中坞和埭共存于一地，实乃杭州特有的山水景色。
再说说花名。《红楼梦》书中景色几乎就是一片花的海洋，作者用大量笔墨，去描写大观园中那琳琅满目的花草树木，如海棠花、桃花、芙蓉花等。这些都是江南的花卉，北方只能养在盆中，室外是不能种植的。作者笔下刻画最多的花卉，还是桂花，荷花和梅花，这些虽然不是杭州独有，但历史上却以杭州最为著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从来就是杭州的象征，曾引得金兵馋涎欲滴，挥师南下。号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桂花，乃是杭州的市花，历史上杭州人不仅喜爱桂花，还有以桂花为产业的花农花商，所以《红楼梦》中才有了那个靠桂花致富的“桂花夏家”。荷花虽然各地都有，但哪里的荷花又能同西湖的“曲院风荷”媲美呢？梅花也是如此，历朝历代孤山探梅、西溪探梅所留下的优美诗篇，何处能与杭州的花文化比肩？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说这里“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对照《红楼梦》来读，此言诚属不虚。
从吴越立国、宋室南渡至今，杭州人长期保持着四时赏花的习俗，孤山探梅、马塍看花，荷塘泛舟、湖山寻桂、重九赏菊等。全民爱花也造就了杭州的花木大产业，位于秦亭山下的东西马塍，历史上素以“马塍花窠”闻名于世，南宋时期就有了人潮如涌的马塍花市。据《梦粱录》记载：“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红楼梦》书中描写宝姐姐居住在蘅芜苑，蘅芜就是鲜花香草，苑就是园圃，合起来就是指种花的园圃。书中交代宝玉题咏大观园，说这里种植的香花异草之多，几乎囊括了《离骚》、《文选》中的所有品种，可谓一部花草大全，故将这里题额为“蘅芷清芬”，题联为“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蘪梦亦香。”
说到《红楼梦》中的民俗，不能不说说书中精美的饮食。书中饮食品种繁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刘姥姥尝过的那道菜“茄鲞”了。这个“鲞”字很是冷僻，过去在全国各地，懂得其意思的人不多，甚至连读音也不甚清楚，因为这是浙江的“专利”。所谓“鲞”，拆开来看就是“美鱼”，专指黄鱼干，乃是越王勾践（一说吴王阖闾）所造的字，后来逐渐演变成浙江人对黄鱼干特有的称呼。不论书中交代“茄鲞”的制作如何繁复精致，其实不过就是黄鱼干烧茄子罢了。过去杭州满大街“鲞铺”，现在副食店中也有包装精美的“鲞”在出售。《红楼梦》中还有一道菜叫做“鸡皮笋汤”，外地人都会感到怪怪的，谁见过专门吃鸡皮的？可是在杭州就没什么奇怪了，您到饭店点一个“鸡皮笋汤”，一定不会失望。书中描写姐妹们在桂花树下作《螃蟹咏》时，吃的笼蒸螃蟹，喝的绍兴黄酒，固然是杭州人千百年来“持螯赏桂”习俗的真实刻画，就连元春赏赐的“茶筅子”，也是杭州的特产，直到今天，也只有杭州的工厂还在生产并出口日本。
在《红楼梦》太虚幻境册子中，李纨的形象是一位“凤冠霞披的美人”，这个描写是很奇怪的。历史上凤冠霞披是王妃的专用品，李纨出身贫寒，尽管嫁入豪门，也不能身穿凤冠霞披啊？其实书中这段描写，绝对与古代“浙江女子尽封王”的独特风俗有关。浙江镇海城里有个地名叫“朝宗坊”，传说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后继续被金兵追杀，只身狼狈逃到镇海，一位名叫张布兰的村姑，就像阿庆嫂救胡传魁那样，沉着冷静地骗过追兵救了康王。康王在杭州登基称帝建立南宋后，亲率文武官员到这位村姑的家乡“朝宗坊”寻访感谢，但没有找到。为此，下旨赐所有浙江女子凤冠霞披和半副鸾驾，特许在出嫁时享受王妃礼仪，所到之处可以鸣锣开道，不论官民都要肃静回避。《红楼梦》展示的是杭州生活画卷，书中大嫂子李纨出嫁时身披半副鸾驾的凤冠霞披，就很自然了。
三．
《红楼梦》书中固然全景式地展示了古都杭州的风月繁华，但书中大观园的创作蓝图，还是专门取材于明末清初西溪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书中所说的“山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说的都是西溪特有的山水形势。所衔之山，就是横拖于西溪之南的秦亭山、老和山、小和山一线；所抱之水，就是西溪与其支流流香溪以及蒹葭深处的塘河河网。书中大观园的主脉和灵魂是沁芳溪，沁芳溪的创作原型是三生石畔的流香溪，流香溪畔的贵族园林是大观园主体建筑描写的蓝本，也是《红楼梦》作者洪昇和蕉园姐妹们青少年时代风雅生活的天堂。明白了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方能懂得小说创作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道理，方能理清《红楼梦》创作中作者之所以如此审美建构的真谛。
仔细阅读《红楼梦》不难发现，作者笔下展示的大观园全部主脉与灵魂，就是一条蜿若游龙的“沁芳溪”。溪上和溪畔的所有亭、桥、泉、闸，皆以沁芳二字为名，园中的池、台、馆、泉、石、林、塘等，皆以沁芳溪为大脉络而盘旋布置。园内主要建筑如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等，都是沿着这条沁芳溪布设的，各建筑之间从陆路往来，均要经过跨河的桥梁，如沁芳桥、藕香桥、蜂腰桥、翠烟桥、折带朱栏板桥等。如果从水路游览大观园，各处均有水路联通，且随处都有登船的码头，如怡红院、潇湘馆附近的沁芳亭前有元妃上船的码头，秋爽斋附近的荇叶渚有贾母上船的码头，蘅芜苑附近有云步石阶码头，等等。书中描写宝玉和姐妹们的生活细节时，也清楚地表现是发生在一条溪流两边。宝玉在百无聊赖之际晃出了房门，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黛玉葬花前，宝玉把花瓣兜起来，走到沁芳溪，抖在水里，看着那个桃花落红残片，“溶溶漾漾流出沁芳闸外”。宝玉从宝钗处出来没精打采回怡红院，沿着沁芳溪边的翠樾埭往回走，沿堤可见埭下之溪水“溶溶脉脉地流将过去”。
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的生花妙笔完全是据实记载，只不过把“流香”二字换为“沁芳”罢了，说到底还是一个意思。流香溪是杭州西溪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法华山花坞深处，在紫金港汇入西溪。明末清初，在这衔山抱水、美丽幽静的流香溪畔，分布着洪钟别业、蕉园、钱氏竹树产业、沈氏九间楼酒家等贵族园林建筑，这组贵族园林分别构成了《红楼梦》大观园中四大建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的创作原型。《红楼梦》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这在学界早有共识。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到杭州，权臣高士奇在这里修建西溪山庄接驾，康熙亲笔为其题名为“竹窗”。此后，流香溪上、竹窗门前的小桥被称作御临桥，皇帝登船的小池被称作御临池，加上桥旁当时设立的关税河闸，总称御临三址，这应当就是《红楼梦》大观园中沁芳桥、沁芳池、沁芳闸等“沁芳三址”的创作原型吧？这种高度契合舍此无法做出其它解释。
康熙皇帝巡幸的这座“竹窗”，其前身乃是“蕉园”，明末清初著名的女子诗社“蕉园五子社”和“七子社”，整整十二个年青女诗人，两次结社的地点都在这里。蕉园乃是蕉园诗社“祭酒”柴静仪父亲柴云倩的庄园，柴静仪居住的地方叫做“凝香室”，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诗人雅号。流香溪畔的蕉园后来卖给了高士奇，被改建为“竹窗”，又称西溪山庄。《红楼梦》把这里写成窗前竹影摇曳的潇湘馆，另题匾额为“有凤来仪”，并特别交待这是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康熙南巡与蕉园诗社的历史在这里交汇，雄辩地证明了这里就是大观园潇湘馆的创作原型。一条流香溪及其溪边园林，见证了明末清初生活在这里的那些江南才子才女的风流韵事；也验证了《红楼梦》中沁芳溪畔宝玉和十二钗的怡红快绿风雅之梦。
流香溪发源于花坞，如前所述，《红楼梦》书中宝姐姐居住的蘅芜苑，就是以流香溪畔花坞中钱氏家族的“竹树产业”为原型创作的，晚明大文人冯梦祯日记中就有亲眼目睹“钱万二氏竹树产业花息甚繁”的记载，宝姐姐的生活原型钱凤纶诗中也有“万花深处是侬家”的描述，足资证明这里就是蘅芜苑原型。流香溪流出花坞的山口处，古时确曽有一座竹桥，称梵香桥，也叫藕香桥，历史上名气很大，在很多著名文人的文章中皆有记载。藕香桥畔原有一座法华亭，也就是书中“隔水听音乐”的藕香亭的原型，历史上这里本来就是隔水听梵音的绝妙地方，历代文人多有记载，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书中大观园内出现频率很高的“蓼汀花溆”，其实就是西溪的“芦汀沙溆”，这在洪昇曾祖父洪瞻祖的《西溪志》中有清楚的记载。
在流香溪畔，有一著名的梅花泉，泉形呈梅花瓣状，泉水清醇甘洌，过去以此泉酿造的梅花泉酒，号称“第二惠泉酒”，远近闻名，《红楼梦》中贾母所好之惠泉酒，指此也说得通。从南宋起，梅花泉边便有一沈氏九间楼酒家，别称杏花村，有释大善《西溪百咏》中“杏花村里酒帘摇”诗句为证。宋高宗赵构曽在西溪九间楼饮梅花泉酒，龙心大悦，亲笔为沈氏御书“不为酒税处”。明末清初，这里依旧是沈氏的庄园，沈家的寡妇大嫂子柴静仪和独生子沈用济就住在这里。柴静仪母子，就是《红楼梦》中李纨贾兰母子的原型。李纨和柴静仪，同为寡妇大嫂子，同为女子诗社“祭酒”，又同住杏花村，决非偶合吧？宝玉题咏李纨居住的稻香村时，说题名“杏花村”“犯了正名”，该题为稻香村，但又为这里题匾额“杏帘在望”，并主张再挂个酒幌子，还是杏花村的意思。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写法，其实就是按照真实原型柴静仪的居处描写的。
大观园中最豪华的建筑怡红院，其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流香溪畔最豪华的洪钟别业，曽被明代大文人冯梦祯称为整个西溪最漂亮的“宜居佳处”。“怡红”者，“宜洪”也，宝玉还有个“爱红的毛病”，其隐喻盖源于此。宝玉题咏怡红院时，之所以坚持为这里题额“红香绿玉”，“红香”代表的是十里红梅，绿玉代表的是万竿绿竹。流香溪畔的竹子很特殊，呈金黄色，古时被文人称为“黄金绿玉”。“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暖吹梅信早，水落草痕深。俗藉渔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这首康熙皇帝当年临幸“竹窗”所咏的五律，形象地描绘了流香溪畔当日十里清溪、修篁梅信的美景。也就是在康熙皇帝临幸“竹窗”前后，洪昇因《长生殿》案件从京师狼狈逃回故乡杭州，由于家难未释，姐妹飘零，在愤懑、忧郁、怀恋、惆怅的复杂心境下，以故园西溪之美景为原型，创作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并以流香溪畔蕉园姐妹两结诗社和洪氏家族“天伦之变”的事迹为素材，描写了长歌当哭的大观园故事。
本文所述《红楼梦》中体现的杭州风景线，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基本上都集中在宝石山、孤山、吴山、西溪四个地方。这是因为，葛岭和宝石山，乃是洪昇家族在宋代的祖居“国公府”所在，洪昇字昉思，姓名和表字均与宝石山初阳台有关，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取名用意也来自宝石山“赤霞”石，难道这仅仅是巧合么？吴山大观景区及其附近僧舍，乃是洪昇与二弟洪昌的少年读书处，他们经常在这里俯瞰西湖，曾写下“秋水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的诗句，是否与《红楼梦》创作有关，请读者诸君自去体味。西溪及其支流流香溪畔的园林建筑，乃是洪昇与黄蕙夫妇与蕉园姐妹青少年时期风雅生活的天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诗社的发生地，也是《红楼梦》书中十二钗的正出之处。孤山乃是洪昇从北京逃回杭州后，筑稗畦草堂以为吟啸之处，也是在“阶柳庭花”、“瓦灶绳床”的困苦生活中，呕心沥血出版《长生殿》、创作《红楼梦》的地方。《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的这四个节点，清晰地连接着作者的人生轨迹，在“追踪蹑迹”记录自己生活的《红楼梦》中，集中体现出杭州风景线四大节点，就势所必然了。
本文所述《红楼梦》中的杭州风景线，并非笔者有什么特异功能的新发现，也不是因为笔者是杭州人而故意穿凿附会，笔者是塞外的蒙古老汉，虽长期仰慕杭州文化，但与西湖西溪却从无缘分。这种石破天惊的考证结论之所以得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红楼梦》中的客观描写，书中的杭州风景线本就如此，不过读者诸君过去囿于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成说，不曾向这方面联想，也不敢向这里考证研究而已。笔者在《土默热红学》三卷本以及《三生石畔勘红楼》等专著中，对《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早有详尽描述，本文只是将这些描述拢在一起集中阐释而已，限于篇幅也比较简略，要了解其中详情，还需去阅读土默热红学专著的原文。为了有助于朋友们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内容，本文结束处，将文中所述杭州风景线的相关图片，作为附录集中展示在文后，供读者朋友对照文字描述一并欣赏，相信会有助于对文本加深理解的。
附录：《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相关图片
飞来峰（传说是西方灵河岸上飞来的）
三生石
（位于中天竺寺内）
宝石流霞（保俶塔和来凤亭）
秋雪庵（芦雪庵）
抱朴道院（冲虚观）
凤冠霞披（浙江女子尽称王）
附件二：
红楼梦的杭州幻象
——在杭州研讨会上的演讲提纲
土默热
杭州的红迷朋友们，红学界的专家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祝贺西湖申遗成功。
由于主持人只给了十五分钟的演讲时间，来不及客套了，只好开宗明义直奔主题。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言情大潮的一朵璀璨浪花，是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的末世挽歌，是杭州花柳繁华、温柔富贵文化的梦中追忆。在前两次杭州西溪研讨会上，关于《红楼梦》的创作时代、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创作缘起、评点传抄、版本源流等内容，我都给朋友们系统讲过，朋友们都有了初步了解：《红楼梦》创作于康熙中期，她的作者是洪昇，故事取材于洪氏家难、蕉园诗社、康熙南巡和《长生殿》案。这次换一个角度，讲一讲红楼故事的梦幻载体。
一．《红楼梦》支撑人间故事的三个梦幻载体
《红楼梦》是一部写实风格的世情小说，写的是人间故事，但作品却披着一层虚无缥缈的梦幻外衣。作者在进行文学审美建构过程中，以独特的视角，奇妙的构思，新颖的手法，漂亮的文笔，为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创造了一系列近似神话的梦幻载体。研究这些梦幻载体的出处，对于正确理解《红楼梦》的文学艺术，从中汲取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从《红楼梦》书中描写的这些梦幻情节看，作者为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及其“一干冤孽”，大体设计了三个支撑人间故事的梦幻载体：其一是“神瑛侍者”和“绛珠草”。作者把女主人公林黛玉设计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把男主人公贾宝玉设计为“赤霞宫神瑛侍者”，让他们偕同“一干冤孽”一起“造历凡劫”，绛珠仙子用一生眼泪去酬谢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
其二是“太虚幻境”和“大观园”。作者在天上设计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太虚幻境”，作为十二金钗的来历和归宿。在人间设计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作为十二钗结社作诗、风雅生活的载体，成为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人生舞台。太虚幻境与大观园不仅天上地下遥相对应，并且由警幻仙子操控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来往两界之间，拨弄着宝玉和“一干冤孽”姐妹们的命运。
其三是“一块顽石”和“两株枯木”。把男主人公贾宝玉设计为“一块顽石”，即那块“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让石头再幻化成“通灵宝玉”，随同主人公一起降临凡尘，并自己记录亲历的“离合悲欢”故事。把女主人公在太虚幻境册子中的画面，设计为“两株枯木，上面挂着一围玉带”。 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关系设计为“木石前盟”或“木石姻缘”。一般认为二木为林，这是林黛玉名字的谐音，但林字何以必须是由“两株枯木”构成，尚需做出合理的解释。
《红楼梦》作者设计的这三个梦幻载体，虽然都带有一些神话的色彩，但在古往今来的传统神话中，却找不到它们的出处，连可资模仿借鉴的传统说法也找不到，可见这是作者原创的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载体。过去我们往往根据书中提供的“长安大都”、“金陵石头城”，到北京或南京去寻觅这些梦幻影像的踪迹，但似乎从未见有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红楼梦》是一部刻意隐去作品时间地点的小说，作者在开卷第一回早就告诉我们，书中出现的“长安大都”、“金陵石头城”字样都是假借的，当不得真。作者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不欲人们着迹于书中故事人物的方向。按照书中出现的地名来按图索骥，岂非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既然作品的时间地点都被作者隐去了，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找到红楼一梦的正确方位呢？办法是有的。小说是生活的剪裁和升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不论作者创作中怎样刻意隐瞒真相，书中故事的文学三要素是无法隐瞒的。在《红楼梦》那花团锦簇的文字里，看不到什么“长安”或“金陵”，却始终闪烁着一道“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杭州风景线！这是因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石头记》）的原始作者是杭州才子洪昇，故事素材取自于洪氏家族的“天伦之变”，前后两期蕉园诗社，康熙巡幸西溪山庄以及国丧大出殡期间发生的《长生殿》案件。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洪昇的人生足迹，去寻找书中三个梦幻载体的出处。
二．
书中交代，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前身是一株“绛珠草”，来自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这个地点就是代指杭州的飞来峰和三生石。三生石的故事唐宋以来流传甚广，有苏轼文章《僧圆泽传》作证，大家都耳熟能详；古今中外三生石只有一块，就位于杭州灵鹫峰下的中天竺法镜寺内。灵鹫峰又称飞来峰，东晋时期从印度东来的慧理和尚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因此被称为“飞来峰”。《红楼梦》所云“西方灵河岸上”，表面上是说古印度（天竺）的三生石，但印度并没有什么三生石，因此暗指的却是杭州灵鹫峰和天竺寺，三生石就在其中。
那么作者洪昇根据什么杜撰一个“绛珠草还泪故事”，又为什么要将她放在灵鹫峰下的“三生石畔”呢？原来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出身于明末清初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的黄家，与洪昇乃嫡亲之表兄妹关系，且同年同月晚一日出生。黄氏家族在清初出了个太平良相黄机，就是黄兰次的祖父，洪昇的外祖父。黄机及其家族的墓地就在灵鹫峰下白乐桥南侧，白乐桥为白居易所建，位于灵隐寺后门，正所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黄兰次的名和字的意思都是香草，也确实为丈夫表哥洪昇还了一辈子眼泪，正所谓“三生石畔”出身的一颗“绛珠草”！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就位于白乐桥一号，全国好多作家朋友平时就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从事创作，当年洪昇创作《红楼梦》，第一个想到这里，也是异数。
洪昇与黄蕙早年青梅竹马，及长如愿缔结婚姻。洪昇曾有诗描写自己与黄蕙结婚时的喜悦心情：“忆昔同卺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今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惯别离”的“双星”是牛郎织女，“长携手”的夫妻自然就是“白首双星”了。由此可见《红楼梦》中“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提法来源。其实在洪昇一生的文学创作中，都乐于使用这个“双星”的概念，《长生殿》中拨弄主人公命运的神仙，也是这个“双星”。可发浩叹的是，洪昇黄蕙这一对儿“白首双星”，前半生富贵优雅，后半生贫穷潦倒，用“绛珠草”来代表黄蕙那满腔满眼的血泪，很是确切。
《红楼梦》书中作者自况的贾宝玉，前身是“神瑛侍者”，来自“赤霞宫”。“瑛”是指玉的光彩，“神瑛”代指成仙的宝石，“侍者”是指佛门中侍候长老的随从僧徒。“神瑛侍者”的神话，乃是洪昇根据自己的家族渊源杜撰的。杭州葛岭和宝石山，自古以来漫山遍野都镶嵌着一种类似宝石的晶莹剔透的石头，亦称玛瑙石。宝石山代表性景色“宝石流霞”的来源，与夕照下的宝石山美景有关，与山上这些流光溢彩的石头也有关。宝石山上“赤霞”两个大字刻石，乃明代孙克弘题写镌刻的。所以，“赤霞宫”的“神瑛”，代指的就是宝石山上“赤霞”刻石下的一块“假宝玉”（贾宝玉），“侍者”代表着作者晚年的虚无主义宗教倾向。
那么洪昇又为什么刻意将“神瑛侍者”放在宝石山“赤霞石”下呢？原来，洪氏家族的祖先、与苏武齐名的民族英雄洪皓的“洪忠宣公祠堂”就在这里。这座祠堂是明代修建的，祠堂原址就是南宋时期的“魏国忠宣公府”。洪皓和他的儿子洪适封爵都是魏国公，这就是《红楼梦》中“国公府”的来源。洪皓的魏国公府在南宋晚期又曾被改建为权臣贾似道的“魏国公府”和“后乐园”。《红楼梦》书中之所以让宝玉姓贾，称为“孽根祸胎”，姐姐是贾贵妃，伯父名贾赦，与贾似道的身世都有所借鉴。“假贾伪魏至于斯”，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也。
《红楼梦》中贾府宗祠联中所云“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洪皓祠联：“身窜冷山，万死竟回苏武节；
其实不仅“贾宝玉”其名来自于宝石山“假宝玉”，杜撰这个“假宝玉”的洪昇，自己的名字也和这里有莫大关系。宝石山的象征是初阳台，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杭州市民观赏旭日初升美景的胜地，以“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闻名于世。洪昇字昉思，名和字的意思就是初升太阳。洪昇名字取自宝石山祖宗庐墓，一方面与“神瑛”、“假宝玉”发生了意义上的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也寄托着长辈对他像祖宗那样振兴家族的殷切期望。作者以“绛珠草”和“神瑛侍者”作为故事载体，不仅“追踪蹑迹”交代了故事男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也按照作者夫妻祖宗庐墓之地，慎宗追远隐隐交代了家族源流。
三．太虚幻境与大观园取意于洪昇故园的亲历亲闻
《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名字是元妃省亲时所赐：“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红学界公认，《红楼梦》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不过书中所写省亲场面并非发生在南京织造府，而是在杭州的西溪山庄，接驾者是清初权臣高士奇。他在流香溪畔西溪山庄和蕉园的基础上，合两座明代旧园林改建成新西溪山庄，俗称高庄。流香溪就是《红楼梦》书中的沁芳溪，沁芳三址的桥、池、闸就在高庄门前。康熙皇帝巡幸时为西溪山庄赐名“竹窗”，并钦题匾额，赋五律一首歌颂这里的美景。“竹窗”就是潇湘馆取义的来源，《红楼梦》书中也说这里是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并非空穴来风。
蕉园是清初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出身的十二个女诗人结诗社的地方，西溪山庄又是接待康熙南巡的地方。这样，《红楼梦》中元妃省亲的故事与十二钗结诗社的故事，就交汇在同一座园林里，这是大观园原型出处独一无二的证据，绝无巧合之可能。《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与现实生活中的蕉园诗社，都是由十二钗组成，又都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诗社的重建者又都是“林妹妹”，诗社“祭酒”都是“寡妇大嫂子”，这些生活素材与书中描写高度一致性，用偶合也难以否定。
那么《红楼梦》中为什么要写元妃赐名大观园呢？难道这也同康熙南巡杭州有直接关系么？答案是肯定的。康熙巡幸杭州时驻跸的外行宫在孤山“蓬莱仙境”，内行宫在吴山红门局，即杭州织造府。红门局位于“吴山大观”景区内，“吴山大观”的美称由来已久，康熙前后六次游览吴山，将“吴山大观”列入西湖十八景，并御笔钦题其名，还有御制《登吴山》诗，有司勒石刻碑并建楼保护。根据《湖山便览》记载，康熙御碑楼建在吴山最高峰紫阳山巅，民间俗称此楼为“大观台”。名为台，实为楼，有古“吴山大观图”为证。雍正年间又将此楼改为龙王庙，移大观台于七宝山，这是后话。今天，康熙题写的御碑连同大观楼早已荡然无存，吴山城隍庙中“吴山大观”四字，乃是后人集康熙手书文字而成，并非历史原件。
在吴山大观楼之侧，明清时尚有“太虚楼”一座，吴山脚下的西湖三潭印月，古称“太虚一点”，二者一上一下，遥相对应，深得古往今来文人雅士的青睐。吴山太虚楼是俯瞰西湖全景的绝佳处，明代文人王士性记载：“登太虚楼，下瞰全湖，跃金沉碧，一目俱尽。斯吴山之伟观也。”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认为，太虚楼不仅风光秀美，而且有相对于“下界”的上天云霄、尘外蓬莱之感。这就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发生了仙凡意义上的紧密关联。
洪昇以吴山大观的大观楼与太虚楼取义，为书中太虚幻境和大观园取名，但大观园中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四处主要园林建筑，却是按照流香溪畔故园洪园，以及周边的竹窗、花坞、杏花村刻画的。大观园的原型并非一个园子，而是流香溪畔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流香溪就是书中的沁芳溪，翠樾埭就是流香溪边绿荫覆盖的土堤。书中沁芳三址桥、池、闸，原型就在竹窗门前。其它园内外景观如芦雪庵、藕香桥、天齐庙、凸碧堂、凹晶馆、水仙祠、水月庵等，也都可以在流香溪畔一一得到认证。
这里仅以稻香村为例，讲一讲与其原型的吻合之处。稻香村的原型为梅花泉酒家，又称“不为酒税处”，为宋高宗所赐。明释大善《西溪百咏》说这里“杏花村里酒帘摇”。《红楼梦》中描写宝玉题咏大观园，说这里题名杏花村“犯了正名”，因为这里本来就有杏花村之名。宝玉虽然主张另题名稻香村，但又要为这里题额“杏帘在望”，并主张挂个酒幌，说到底还是指酒家。这些都是据实描写。杏花村的主人是蕉园诗社“祭酒”柴静仪，她也是诗社的寡妇大嫂子，与《红楼梦》描写完全一致。流香溪畔的这组园林，是洪昇故园、蕉园诗社和康熙南巡的结合点，三位一体印证了《红楼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作者、十二金钗姐妹和大观园的出处，可谓铁证。
至于《红楼梦》对太虚幻境具体场景的刻画，则取自西溪南宋辇道的尽头、余杭、临安交界处天柱山下的洞霄宫。洞霄宫九峰（天关、藏云、飞鸾、凌虚、通真、龙吟、洞微、云嗷、朝元）拱秀、气势非凡，宋代陆游的《洞霄宫记》说这里：“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见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运鬼输也，可谓盛矣。”正所谓“太虚幻境”。洞霄宫供奉的是玄学鼻祖老子的母亲，乃是一群女仙簇拥下的一尊女神，正所谓警幻仙姑。洞霄宫栖真洞又名藏书洞，相传石室洞内有诸多石櫃，内盛古代仙人所藏书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在太虚幻境一排大柜前看所藏“册子”，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李唐王朝尊崇老子为“玄元皇帝”，以老子庙为皇族李氏宗祠。唐玄宗一生笃信道教，“洞霄宫”之名便是这位风流皇帝所赐。洪昇一生醉心李隆基杨玉环爱情故事，以洞霄宫作为《红楼梦》太虚幻境的创作底片，实属必然选择。从两宋到明末清初，洞霄宫一直是天下道教的“祖庭”，江南九省道教的总管，号称“半个朝廷”，地位尊崇得很。洪昇的两个祖宗南宋时期的洪适洪遵，都以退休宰相身份当过洞霄宫“提举”，所以《红楼梦》书中才有宁荣二公嘱托警幻仙姑规劝宝玉的描写。今天杭州洞霄宫虽然楼阁已毁，但残址尚存，仍可见昔日之恢宏气势。您如果亲自去考察，沿南宋辇道走到头，转过一道“石牌坊”就到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这样进入太虚幻境的。
四．一块顽石与两株枯木取意于洪氏家族的残破故园
《红楼梦》中的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幻化为宝玉出生时口中衔来的“通灵宝玉”，不仅作为作品主人公贾宝玉的象征，也作为书中“离合悲欢”故事的记录者。作者与空空道人对话时，自己也以“石兄”自居，石头即作者化身无疑。所谓“无材补天”，娲皇弃用，在封建社会一般是指科举功名不遂者。这正是洪昇因《长生殿》案件被革去国子监生、候补知县功名后，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际”，所必然发出的感慨。
与男主人公贾宝玉的象征“一块石头”相对应，书中女主人公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关系，被写成“木石前盟”、“木石姻缘”，显然林黛玉的表象是“木”。红学家把这个“木”解释为绛珠草，显然是说不通的。“木”的来源是在太虚幻境册子中的图画上，被作者莫名其妙画成“两株枯木，上面挂着一围玉带”。如前所述，这是很奇怪的。有人认为二木为林，加上玉带，这是林黛玉名字的谐音。但林字用两棵树或两根木头代表即可，何以必须是“两株枯木”呢？一个聪明灵秀的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用“枯木”来象征呢？只要我们知道了洪昇夫妇的悲怆人生，了解了洪氏故园的沧桑变化，这里的古怪之处就一目了然了。
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在北京遭遇《长生殿》文字狱，康熙二十九年出狱后，去盘山清沟寺逃禅（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取义处），康熙三十年携家小狼狈逃回故乡杭州。回到家乡时，昔日百年望族洪家的豪华园林，早已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映入洪昇夫妻眼帘的故园景色什么样呢？据《康熙钱塘县志》载：“洪园，明刑部尚书洪钟别业，今余地已属他姓，惟小邱犹存，山石小巧，花树森阴，尚可登眺。”同时代人厉鹗也有诗说洪园“苔梯不扫狐狸迹，崩云上压三十尺”。“二百年来如抹电，苍石无言泪如霰”。让我们来看看洪昇自己的诗：“不到栖闲地，惊心四十秋。园经三主易,壁少一诗留。危石仍青嶂,荒祠改画楼。槎桠两枯树,还映小池幽。”四十年前美轮美奂的洪园，如今只剩下一块残存的“危石”和两株枯树，遗弃在小山下池塘边了。
这种凄凉残破的故园景象，当然令洪昇夫妇不胜今昔之感慨。昔日姐妹兄弟在这里生活时，这个园子又是什么样呢？洪昇深情地回忆道：“池畔两株桂,年年开暮秋。天香清鹤梦,花影乱鱼游。剪伐归何处？婆娑忆未休。惟余一拳石,似写小山幽。”原来，这一拳顽石，就是昔日园中小山前的“青嶂”；这两株枯木，就是昔日池畔年年喷吐清香的两株桂花树。（这两首诗，就保存在洪昇的《稗畦续集》中，朋友们不妨将《稗畦集》、《稗畦续集》以及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找来一阅，不难发现《红楼梦》中出现的洪昇夫妇生活痕迹。）
对洪昇诗中成为“两株枯木”的桂花树，朋友们可以联想一下《红楼梦》中写中秋摆酒席，王熙凤说，就摆在山坡下藕香榭水池边那两颗桂花树下，闻着花香，看着池水，眼睛也清亮。大家对此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那一块顽石仍保留着原来的“青嶂”形象，朋友们应该也不陌生吧，您能联想到宝玉题咏大观园“曲径通幽处”时，众清客主张题名“锦嶂”、“叠翠”么？“锦嶂”、“叠翠”与“青嶂”是一个意思嘛。
当故园的“青嶂”变成了“危石”，桂花树变成了“枯木”，假设您就是《红楼梦》作者，是否会以“木石姻缘”为譬喻将夫妻二人写入书中呢？在“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际，看到故园残存的“一块顽石”、“两株枯木”，联想到昔日四大家族的风月繁华和蕉园姐妹的风雅生活，下决心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告天下人，并不欲姐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立意为“闺阁昭传”，还有比此时的洪昇更恰当的《红楼梦》创作冲动么？以洪昇夫妇的“木石姻缘”为素材创作的宝玉、黛玉故事，用故园的“一块顽石”、“两株枯木”为象征，还有比这更恰当、更准确的文学创意么？
五．《红楼梦》作者对故园花柳繁华、温柔富贵文化的一片深情
《红楼梦》作者对故乡杭州感情很深，作品中虽然要刻意隐瞒真实地点，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大量流露出故乡杭州山水风光的痕迹。姐妹们作诗，湘云顺口就说出“双悬日月照乾坤”（初阳台）；众人行酒令，贾母脱口而出“六桥梅花香彻骨”（苏堤）；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宝玉顺路就“寻芳问蜡到蓬莱”（孤山）。洪昇晚年在孤山结庐稗畦草堂，正是作者的“茆椽蓬牖，瓦灶绳床，风晨月夕，阶柳庭花”居处。如果作者不是个老杭州，绝对写不出这些杭州名胜，也无须刻意这么写。
《红楼梦》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大观园中那琳琅满目的花草树木，如海棠花、桃花、芙蓉花等。这些都是江南的花卉，北方只能养在盆中，室外是不能种植的。作者笔下刻画最多的花卉，还是桂花，荷花和梅花，这些虽然不是杭州独有，但历史上却以杭州最为著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从来就是杭州的象征。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历史上杭州人不仅喜爱桂花，还有以桂花为产业的花农花商，“桂花糖”、“桂花糕”行销千年不衰，所以《红楼梦》中才有了那个靠桂花致富的“桂花夏家”。
书中描写宝姐姐居住在蘅芜苑，原型就是蕉园女诗人钱凤纶娘家的花圃，蘅芜就是鲜花香草，苑就是园圃，合起来就是指种花的园圃。明代大文人冯梦祯说钱家花木产业“花息甚繁”，钱凤纶诗中也说“万花深处是侬家”。书中交代宝玉题咏大观园，说这里种植的香花异草名称之多，几乎囊括了《离骚》、《文选》中的所以品种，可谓一部花草大全，故将这里题额为“蘅芷清芬”，题联为“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蘪梦亦香。”正因为薛家生活原型钱家也是经营花木产业的官僚商人，所以薛蟠才与夏金桂门当户对结为夫妻。
《红楼梦》中精美的饮食，也带着杭州的明显特征。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刘姥姥尝过的那道菜“茄鲞”了。“鲞”字拆开来看就是“美鱼”，专指黄鱼干，乃是越王勾践（一说吴王阖闾）所造的字，后来逐渐演变成浙江人对黄鱼干特有的称呼。不论书中交代“茄鲞”的制作如何繁复精致，其实不过就是黄鱼干烧茄子罢了。过去杭州满大街“鲞铺”，现在副食店中也有包装精美的“黄鱼鲞”在出售，建议外地朋友有兴趣都买几包“鲞”回去品尝。
《红楼梦》中还有一道菜叫做“鸡皮笋汤”，外地人都会感到怪怪的，谁见过专剥鸡皮做汤的？可是您在杭州任何一个饭店，点一个“鸡皮笋汤”，像贾宝玉那样痛喝两碗，一定不会失望的。书中描写姐妹们在桂花树下作《螃蟹咏》时，吃的笼蒸螃蟹，喝的绍兴黄酒，实乃杭州人千百年来“持螯赏桂”习俗的真实刻画。元春赏赐的“茶筅子”，也是杭州的特产，直到今天，也只有杭州的工厂还在生产并出口日本。杭州西溪的梅花泉酒和安乐山茶明清时很有名，明清之际西溪“茶利之厚，十倍龙井”。《红楼梦》中对茶和酒的描写很多，连小厮的名字都叫茗烟（焙茗），完全符合西溪特点，就不多说了。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看了游本昌扮演的那个疯疯癫癫的济公形象，谁都能立刻与《红楼梦》中的“疯和尚”联系起来。《红楼梦》中并肩而行，拨弄众儿女命运的疯僧跛道，这两个特定而又特殊宗教形象的原生地就在杭州。疯僧象征济颠，跛道象征葛仙；济公的邋遢形象与疯癫故事就不必说了，传说葛仙也曾扮成跛脚道士济世度人。济公葛仙的故事在杭州一带流传已久，但评书《济公传》至晚清方才成书。《红楼梦》中的疯僧跛道形象，应是根据早期民间传说创作的。
六．《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清朝初期的产物
综合以上所讲的《红楼梦》故事梦幻载体，你会发现存在着一条杭州文化轴线：以吴山大观楼、太虚楼为起点，以临安余杭洞霄宫为终点，以十八里南宋辇道为纽带，串起洪氏家族生活的古今场所葛岭、宝石山、灵鹫山、孤山、秦亭山和古荡、西溪一线。这条轴线，正是南宋以来杭州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红楼文化的寓意所在，《红楼梦》中的所有真真假假故事，都是按照这一条线描绘的。《红楼梦》诞生于杭州，红学发端于杭州，绝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乃是杭州“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历史文化孕育催生的必然。
在《红楼梦》书中，我们可以汇聚这样一组表达梦幻的概念：“开辟鸿蒙”，“大荒山”，“太虚幻境”，“大观园”，“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通灵宝玉”。古人认为：天地未开曰“鸿蒙”；天地初开曰“大荒”；天地广阔曰“太虚”；人间万象曰“大观”。鸿蒙混沌之境“渺渺茫茫”。天地万物皆在方寸之中，此方寸之物曰心，心可“通灵”。《红楼梦》故事梦幻载体中使用的这一连串概念，只有在杭州这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中，才能找到与其山水人文紧密联系的文化表象。也只有宝石山赤霞宫下的洪昉思，其方寸之物才会被塑造成一块“通灵宝玉”。
土默热不揣冒昧，斗胆请朋友们抽时间看一看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和张岱的《西湖梦寻》，再多读几本西湖梦境小说，大概就什么都明白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石头记》）创作于康熙中叶，书中提及的文人和作品均截止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前。《红楼梦》完全具备十七世纪言情文学的三大特征：非情不传，写梦写幻，小说化水磨腔和故事化梅村体。受西湖梦境小说和言情经典《西厢记》、《牡丹亭》影响甚深，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为“时代姐妹”。与乾隆年间的《野叟曝言》、《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并非同一文风。
土默热红学并不否定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对《红楼梦》创作流传的贡献。《红楼梦》后四十回出现乾隆科场五言八韵诗，出现“克食”、“火肉白菜汤”、“鲫瓜儿”、“杨叶窜”等旗人用语，出现了薛宝钗给凤姐“装一袋烟”等旗人生活场景，这些生活场景在前八十回中绝对没有。这些带有旗人特点的生活场景，与书中结尾处关于空空道人交给曹雪芹重抄一遍“收缘结果话头”的记载，以及开卷第一回关于曹雪芹披阅增删的记载均完全一致。足证曹雪芹之前有“石兄”著书，曹雪芹是在原书基础上“披阅增删”续写后四十回的。曹雪芹所续之后四十回，是否仍有晚明文化和江南世族之气脉延续的痕迹，读者诸君自有明眼。
土默热红学与正统红学的分歧，关键并不在于作者之争，而在于对《红楼梦》的文化解读。（“曹爷爷体验论”与“刘姥姥创作法”式的牵强解读，只会把《红楼梦》说的更糟）《红楼梦》前八十回（《石头记》）作者“石兄”为康熙年间的洪昇，后四十回续作者为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这一切本来都是清清楚楚、顺理成章的事情，却被胡适先生根据一句无可考究的“故弄狡狯”所作的“大胆假设”，全弄拧了。土默热红学重在《红楼梦》创作素材研究，其目的只是试图对《红楼梦》加以文化还原，使红学从考证和索隐的“猜笨谜”泥潭中解脱出来，从“天才论”与“超前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回归《红楼梦》的诞生地和红学的发祥地杭州正确定位，回归明末清初的情本文化大潮正确定向。红学多岐，从学术角度谈，多岐为贵，不取苟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土默热愿与红学界朋友们共勉。
谢谢久居太虚楼和大观楼遗址上的杭州听众，你们是“宝哥哥”、“林妹妹”的老邻旧居，是“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痛苦与欢乐的见证人，是杭州西湖、西泠、西溪“三西”文化的传承者，是今天杭州文化大产业的创造者。你们对《红楼梦》的文化阐释最有发言权，最有资格和条件让红楼梦重回流香溪畔和三生石畔。《红楼梦》与红学均发祥于这片“花柳繁华地”，《红楼梦》与红学的未来，也必然在这片“温柔富贵乡”！
附件三：
沁芳溪与流香溪
土默热
红楼女儿风雅生活的天堂是大观园，大观园的主脉和灵魂是沁芳溪，沁芳溪的创作原型是三生石畔的流香溪，流香溪畔的贵族园林是大观园主体建筑描写的蓝本，也是洪昇和蕉园姐妹青少年时代风雅生活的天堂。明白了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方能懂得小说创作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道理，方能理清《红楼梦》创作中作者之所以如此审美建构的真谛。
《红楼梦》作者笔下展示的大观园山水楼台，其核心是水，水的骨架是沁芳溪。周汝昌先生曾以生花妙笔，深刻地剖析了沁芳溪与大观园的关系，他认为，研究大观园必须紧紧抓住“沁芳溪这一水的骨架”，“大观园全部的主脉与‘灵魂’是一条蜿若游龙的‘沁芳溪’。亭、桥、泉、闸，皆以此二字为名，可为明证。一切景观，依溪为境。”“大观园的一切池、台、馆、泉、石、林、塘，皆以沁芳溪为大脉络而盘旋布置。”周先生不愧为红学一代宗师，其沁芳溪为大观园“灵魂说”，可谓真知灼见。
过去一些红学专家绘制大观园全图，往往按中心大湖式园林去布置画面，结果怎么安排都不合榫。如果您仔细阅读《红楼梦》书中关于大观园园林及建筑群的描写，便会发现，园中并未有中心大湖式的水系，作者笔下只有“清溪”、“河”、“池”等语，可知大观园中并没有一个中心式的宽广水面，只有一条小小的沁芳溪蜿蜒流过。溪流入口处称作沁芳闸，所谓闸也只能建在河道上。溪流引入园中后，分作两个支汊，河面时宽时窄，形成不同的水道和水池，最后又收束在一处，从怡红院附近的大观园院墙下面流了出去。
园内主要建筑如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等，都是沿着这条沁芳溪布设的。各建筑之间从陆路往来，均要经过跨河的桥梁，如沁芳桥、藕香桥、蜂腰桥、翠烟桥、折带朱栏板桥等。如果从水路游览大观园，随处都有登船的码头，书中称作“坞”或“渚”，如怡红院、潇湘馆附近的沁芳亭前有元妃上船的码头，秋爽斋附近的荇叶渚有贾母上船的码头，蘅芜苑附近有云步码头，等等。
书中描写宝玉和姐妹们的生活细节时，也清楚地表现是发生在一条溪流两边。宝玉在百无聊赖之际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黛玉葬花前，宝玉把花瓣兜起来，走到沁芳溪，抖在水里，看着那个桃花落红残片，“溶溶漾漾流出沁芳闸外”。宝玉从宝钗处出来没精打采回怡红院，沿着沁芳溪边的翠樾埭（绿荫覆盖的河堤）往回走，沿堤可见埭下之溪水“溶溶脉脉地流将过去”。
当你真的读懂了大观园“依溪为境”、沿河布置的园林建筑格局，你就会明白，《红楼梦》作者创作大观园所借鉴的生活原型，并非某一座古典园林，而是沿着一条溪流分布的一组园林建筑群体。这条沁芳溪的原型就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杭州“三生石畔”的流香溪；沿溪这组园林建筑的原型，就是位于法华山下、流香溪畔的明末清初杭州洪顾王钱四大家族的山庄别业。《红楼梦》的作者，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学大家洪昇，书中十二金钗姐妹的生活原型，也就是当年在流香溪畔吟诗作画的蕉园十二钗。
流香溪是杭州西溪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法华山花坞深处，在紫金港汇入西溪。明末清初，流香溪畔分布着洪钟别业（洪府和洪园）、蕉园（西溪山庄）、钱氏竹树产业、沈氏九间楼酒家（杏花村）等贵族园林建筑，这些园林分别构成了《红楼梦》大观园中四大建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的创作原型。一条流香溪，见证了明末清初生活在这里的那些江南才子才女的风流韵事；也验证了《红楼梦》中沁芳溪畔宝玉和十二钗的怡红快绿之梦。
《红楼梦》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这在学界早有共识。书中描写宝玉题咏大观园，把园中溪流命名为沁芳溪，溪畔的亭、桥、泉、闸，也皆以沁芳二字为名。顾名思义，“沁芳”的意思就是“流香”，沁芳溪就是流香溪。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到杭州，权臣高士奇在这里修建西溪山庄接驾，康熙亲笔为其题名为“竹窗”。此后，流香溪上、竹窗门前的小桥被称作御临桥，皇帝登船的小池被称作御临池，加上桥旁当时设立的关税河闸，总称御临三址，这应当就是《红楼梦》大观园中沁芳桥、沁芳池、沁芳闸等沁芳三址的创作原型。除了如此解释外，天底下大概不会再有这么凑巧的偶合。
问题还不止于此，康熙皇帝巡幸的这座西溪山庄，其前身乃是“蕉园”，著名的女子诗社“蕉园五子社”和“七子社”，整整十二个年青女诗人，两次结社的地点都在这里。蕉园乃是蕉园诗社“祭酒”柴静仪父亲柴云倩的庄园，柴静仪居住的地方叫做“凝香室”，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雅号。蕉园后来卖给了高士奇，被改建为“竹窗”（西溪山庄）。《红楼梦》把这里写成窗前竹影摇曳的潇湘馆，另题匾额为“有凤来仪”，并特别交待这是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康熙南巡与蕉园诗社的历史在这里交汇，雄辩地证明了这里就是大观园潇湘馆的创作原型。
流香溪发源于花坞，顾名思义，花坞多花，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杭州鲜花香草的主要供应地。《红楼梦》书中宝姐姐居住的蘅芜苑，就是以花坞中流香溪畔钱氏家族的“竹树产业”为原型创作的。“蘅芜”就是鲜花香草，“苑”就是园圃，合起来就是花圃的意思。晚明大文人冯梦祯日记中就有“钱万二氏竹树产业花息甚繁”的记载，宝姐姐的生活原型钱凤纶诗中也有“万花深处是侬家”的描述，足资证明。《红楼梦》中薛蟠结亲“桂花夏家”，也是花商出身，正所谓门当户对。流香溪流出花坞的山口处，古时确曽有一座竹桥，称梵香桥，也叫藕香桥，历史上名气很大，在很多著名文人的文章中皆有记载，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
在流香溪畔，有一著名的梅花泉，泉形呈梅花瓣状，泉水清醇甘洌，过去以此泉酿造的梅花泉酒，号称“第二惠泉酒”，远近闻名。从南宋起，梅花泉边便有一沈氏九间楼酒家，别称杏花村，有释大善《西溪百咏》中“杏花村里酒帘摇”诗句为证。宋高宗赵构曽在西溪九间楼饮梅花泉酒，龙心大悦，亲笔为沈氏御书“不为酒税处”。明末清初，这里依旧是沈氏的庄园，沈家的寡妇大嫂子柴静仪和独生子沈用济就住在这里。柴静仪母子，就是《红楼梦》中李纨母子的原型。李纨和柴静仪，同为寡妇大嫂子，同为女子诗社“祭酒”，决不是牵强附会。宝玉题咏李纨居住的稻香村时，说题名“杏花村”“犯了正名”，但又为这里题匾额“杏帘在望”，并主张挂个酒幌子。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写法，其实就是按照真实原型柴静仪的居处描写的。
大观园中最豪华的建筑怡红院，其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流香溪畔最豪华的洪钟别业，曽被明代大文人冯梦祯称为整个西溪最漂亮的“宜居佳处”。“怡红”者，“宜洪”也，宝玉还有个“爱红的毛病”，其隐喻盖源于此。洪钟别业位于流香溪末端紫金港附近的深潭口，流香溪正是在这里汇入西溪的，与《红楼梦》中描写完全吻合。宝玉题咏怡红院时，之所以坚持为这里题额“红香绿玉”，并在奉命做诗时顽固地使用“绿玉春犹卷”，其根源就在于“红香绿玉”确实是流香溪畔最有代表性的景色：“红香”代表的是十里红梅，绿玉代表的是万竿绿竹。流香溪畔的竹子很特殊，呈金黄色，古时被文人称为“黄金绿玉”，这个“绿玉”并非《红楼梦》作者的发明。书中大观园内出现频率很高的“蓼汀花溆”，其实就是西溪的“芦汀沙溆”，这在洪昇曾祖父洪瞻祖的《西溪志》中有清楚的记载。
不仅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四大建筑的原型在流香溪畔，《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很多小地名，也可以在流香溪畔找到原型的痕迹。书中的“大主山”，就是“山水横拖千里外”的秦亭山、小和山与老和山，古时统称法华山。书中的石板“大直道”，就是法华山下、西溪河畔的南宋辇道。书中姐妹们烤鹿肉“锦心绣口”赛诗的芦雪庵，就是“蒹葭深处”的秋雪庵。这里每到秋季，芦花如雪，故有此名。书中宝玉讨“疗妒羹”的天齐庙，就是西溪的老东岳，这里确实是一处年深日久的庙宇，庙中泥塑木胎极其狰狞，与《红楼梦》描写完全吻合。这些地名和景色集中在流香溪一隅，并与康熙南巡、蕉园结社、洪氏家难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绝不是用偶合可以解释的。
“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暖吹梅信早，水落草痕深。俗藉渔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这首康熙皇帝当年临幸“竹窗”所咏的五律，形象地描绘了流香溪畔当日十里清溪、修篁梅信的美景。也就是在康熙皇帝临幸“竹窗”前后，洪昇因《长生殿》案件从京师狼狈逃回故乡杭州，在愤懑、忧郁、怀恋、惆怅的复杂心境下，以故园西溪之美景为原型，以康熙南巡为背景，创作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并以流香溪畔蕉园姐妹两结诗社和洪氏家族“天伦之变”的事迹为素材，描写了长歌当哭的大观园故事。当然，《红楼梦》笔触所至不止西溪，书中的大观楼和玉石牌坊，乃是以孤山“外行宫”为原型的，因为洪昇的“稗畦草堂”就在这里，也就是《红楼梦》的创作地“悼红轩”之所在。书中的太虚幻境，乃是以洞霄宫为原型创作的，因为洪昇的两位祖先，都曾任过洞霄宫提举，所以书中的“宁荣二公”方能嘱托警幻仙姑规劝其子孙宝玉。
在流香溪畔谈《红楼梦》，就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两部古典名著《水浒传》和《长生殿》。当年钱塘施耐庵，在西溪写毕120回《忠义水浒传》后，曽慷慨涕零赋诗一首：“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啸暮云稠。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蓼儿洼的原型便是西溪湿地，也就是浩淼无际的南漳湖。施耐庵把这里称作“埋玉地”，有深意存焉。何谓“埋玉”？“埋玉”就是埋葬有才华的人，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美好东西打碎了给你看，就是悲剧。《水浒传》是始于“石碣”、终于“埋玉”的悲剧，《红楼梦》也是始于“石头历劫”、终于“埋玉葬花”的悲剧，《长生殿》的第25出干脆就叫做《埋玉》。
三部作品的共性除了都是“埋玉”悲剧外，作品架构上的相似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都是使用的写梦写幻手法，都是在天上设个“太虚境”，在地下设个“大观园”，都有个女神在其中拨弄命运。这种相似性似乎也很难用偶合解释，笔者曾经在《〈水浒传〉与〈红楼梦〉》一文中，专门论述了《红楼梦》的“女水浒”、“反水浒”特点。从洞霄宫到秦亭山，沿山十里清溪十八坞，发育于其间的流香溪文化，说到底便是由“太虚幻境”和“大观园”构成的独特地域文化。这也就难怪两个相隔三百多年的文人施耐庵和洪昇，异世同地不约而同地写出“埋玉”三部曲了。一曲溪流一曲烟，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西溪一直是失意文人的隐居之所、寻梦之乡，十里清溪的历史烟云凝聚在这三部“埋玉”名著中，既是千古异事，亦是地域文化融汇繁衍的应有之事！
2010年1月
附件四：
《红楼梦》与西溪文化
一．《红楼梦》是西溪文化的产物
芦汀沙溆（蓼汀花溆）
要想研究清楚《红楼梦》作品中体现的西溪文化，首先必须搞清究竟什么是西溪文化，西溪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或者说，她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树义和人文精神？她在积淀深厚的杭州文化中处于什么位置，与优美悠久的西湖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尝试着归纳了一下，因为从南宋以来，西溪一直是文人的归隐之所，寻梦之地，是否可以把西溪文化的内核，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隐士文化”。
具体地说，这种“隐士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崇尚天然的园林文化；崇尚闲适的隐逸文化；崇尚梦幻的诗书文化；崇尚女性的情本文化；崇尚庄禅的宗教文化。其中，“天然”是隐士向往的隐居处所，“闲适”是隐士追求的生活方式，“梦幻”是隐士依赖的精神支柱，“情本”是隐士主动的感情寄托，“庄禅”是隐士自觉的精神解脱。
过去，我们往往把西湖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代表来研究，这是不错的，但并不全面。其实，杭州文化是由西湖文化和西溪文化两大系统组成的，是这两大文化系统矛盾统一的整体。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在杭州地理历史大背景中天然联系的前提下，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味：从文化表象上看，西湖文化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靓丽少妇，标志着对人工斧凿的花柳繁华的追求；而西溪文化则是“出水芙蓉少雕饰”的村姑，标致着对淡雅天然的山水情趣的追求。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湖文化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积极入世文化，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是也；而西溪文化则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消极遁世文化，所谓“东篱采菊对南山”是也。
《红楼梦》是由杭州人洪昇、在故乡“三生石畔”、以故园“石头”为主人公、以“蕉园十二钗”姐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杭州人写杭州事，作品体现的当然是杭州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杭州的两大文化系统中，《红楼梦》体现的是哪种文化呢？洪昇生于西溪，长于西溪，是西溪山水养育、西溪文化熏陶出来的伟大文学家，他的作品，当然主要体现的是西溪文化。过去，一些朋友也研究过洪昇，往往笼而统之地按照洪昇“祖籍钱塘”，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湖文化与洪昇加以比对，因而看不出来洪昇与《红楼梦》之关系。当你把目光聚焦在“西溪文化”上时，就会看出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从而清楚地判断出《红楼梦》乃是“西溪文化”的产物。
二．
秋雪庵（芦雪庵）
《红楼梦》中，宝玉与姐妹们风雅生活的场所是大观园。这个美仑美奂的大观园，便是以作者洪昇与“蕉园姐妹”共同的故乡西溪园林为原型创作的，书中对大观园的描写，体现的是醇厚的西溪文化品味。
作者交代，“石头”与“一干冤孽”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西方灵河”代指的是传说从古天竺飞来的灵隐寺飞来峰，“三生石”就位于杭州的三天竺。在“三生石”后面，作者特意使用了一个“畔”字，这个“畔”字代指的就是西溪。西溪与三天竺一岭之隔，过去有南宋辇道相通，是两地来往的捷径。洪昇的曾祖洪瞻祖所撰《西溪志》中，就把自己的故园和庐墓，写成位于“三生石畔”。
“三生石畔”的范围很大，具体又是哪里呢？作者也多次交代了具体位置。书中姐妹们歌咏大观园，诗中说“芳园筑向帝城西”。杭州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可以称“帝城”，洪昇诗中曾写道：“钱塘元是古长安”，可见《红楼梦》中的“帝城”、“长安”确有隐指杭州之意。“帝城西”就是杭州西部，与西溪方位吻合。
杭州西部面积也很大，具体又是指哪里呢？请注意书中交代“甄士隐”居住的那个“十里街仁清巷”，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按字面谐音理解为“势力街人情巷”，这是很不全面的，其实，这个街巷名称有特定的出处来源。康熙皇帝游历西溪，曾为这里题下“十里清溪曲”诗句，可见“十里街”名乃皇封。洪昇的祖父洪吉臣，为官清正，用自己薪俸赈济灾民十七次，全活无数，时人曾作《仁清歌》颂之，他的故园，不正是“仁清巷”么？
《红楼梦》书中描写宝玉随父亲题咏新建成的大观园，曾与父亲发生一次争执：父亲说喜欢稻香村，希望晚年居住在这里，宝玉却说这里“不及‘有凤来仪’多矣”，理由是这里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缺少“天然图画”的美感。西溪山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天然”二字，水随山转，沿山十八坞，红墙碧树，掩映成趣，与《红楼梦》中的“山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等描写毫无二致。
西溪的植物群落主要有三大特点，就是老梅、修竹、芦雪。西溪自古以来便是文人早春赏雪探梅胜地，西溪乡间有许多梅农，多为傍溪筑屋，种梅为业，人入其中，但见十里香雪，人家掩映；而西溪的梅花，因为小气候、环境等原因，要比杭州城里的花时迟，可与孤山等地的梅花形成“错时开放”之妙，从而满足游人惜春赏梅、挽春留春之愿。西溪自古以来也是文人夏季观竹的绝佳去处，康熙游历这里最欣赏的就是“修篁入望森”。《红楼梦》中出现对“白雪红梅”，“潇湘馆竹窗”等场面浓墨重彩描写，应属来源有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溪湿地的芦苇，每到秋季，芦花如雪，莽莽苍苍，蔚为大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这里观赏芦雪美景的胜地是“秋雪庵”，名称为明末著名隐士陈眉公所取，匾额为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红楼梦》中把这里写作“芦雪庵”，“芦雪”就是“秋雪”。书中探春居住“芦雪庵”，邀请二哥宝玉前来参加诗社，请柬中说请他“棹雪而来”，意思就是乘小船穿过芦花荡而来。读者对书中大观园“蓼汀花溆”当不陌生，原型就是《西溪志》记载的“芦汀沙溆”，芦就是蓼，南方水乡的沙溆，并不像北国荒凉的沙滩，而是长满五颜六色植物，称“花溆”似乎更美些。
《红楼梦》大观园之所以有“三里半大”，是因为她的原型不是一座园林，而是西溪的一组园林建筑群体。怡红院的原型是洪家的“洪园”，乃洪昇的故园，怡红者“怡洪”也；潇湘馆原型是高士接待康熙游历的西溪山庄，所以题名“有凤来仪”；蘅芜苑原型是“花坞”，因为这里古来就是种植蘼芜的地方，蘼芜即蘅芜，花圃又称苑，合起来就是蘅芜苑。花坞附近流香溪上有一座梵香桥，又称藕香桥，原名就出现在《红楼梦》中。
稻香村的原型是当时这里沈家的庄园，“蕉园姐妹”沈家寡妻柴静仪领着独生子住在这里，所以书中说“柴门临水稻花香”。这里的景色是“连村打稻声，寒菜畦一一”，与《红楼梦》书中景色吻合。更有意思的是，宝玉曾为这里题名“杏帘在望”，难道沈家开过酒馆么？是的。据《西溪志》记载，这里原来最有名气的古迹是“陶处士酒厢”，宋高宗过此，见这里酒好服务也好，龙心大悦，御书“不为税酒处”，从此这里卖酒不用纳税，兴盛一时。这里古称“杏花村”，有“杏花村里酒旗摇”古诗为证，所以《红楼梦》书中众清客主张题名“杏花村”，贾政说“犯了正名”。
三．
西溪水阁（凹晶馆）
西溪的历史是古老的，最古老的传说，当始自秦始皇，始自秦亭山。《钱塘县志》载：秦亭山在北山栖霞岭后，高百丈，周回三里。 相传祖龙东巡，曾经驻跸于此，《西湖渔唱》里有《秦亭山》一诗：
法华分派翠成屏，驻跸曾闻耀帝星。
坑冷灰飞千载梦，山容还是旧里青。
秦亭山是西溪的标志。《红楼梦》第六回回前诗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这个“惜花人”当然是作者自己。他为什么“家住江南姓本秦”呢？原因就在于洪昇这个情痴情种乃秦亭山下西溪人，当年就有“拂衣归卧秦亭下”诗句，可证洪昇曾想归隐故乡秦亭山下，当一名隐居的“惜花人”。
西溪正式的历史，当始自南宋建国伊始。相传“泥马渡康王”后，宋高宗赵构来到西溪，见这里山明水秀，本打算在这里建都。后来都城建在了西湖岸边的凤凰山麓，宋高宗还是舍不得这里，于是说“西溪且留下”。这一留，足足“留”了千年之久，留下了“留下”古镇名称，“留下”了西溪山水的本来面貌，使之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里的村庄”。正因如此，西溪方成就了千年中“隐士”向往的胜地，也算因祸得福吧。
《红楼梦》书中描写宝玉题咏大观园，在“有凤来仪”这个场所，众清客有的主张题为“淇水遗风”，有的主张题为“睢园雅迹”；在“蘅芜苑”，众清客有的主张题名“武陵源”，有的主张题名“秦人旧舍”，贾政父子都认为不妥，原因是有“避乱”之意，“太落实了”。所谓“太落实”了，难道西溪历史上果真有如此题名的园林建筑么？答案是肯定的。
西溪旧有“桃源岭”，宛似秦民避世之桃花源，释大善歌咏这里为“疑有秦民避世耕”。西溪旧有“淇上草堂”，“睢园”诸园林，《西溪百咏》中载有歌咏此处之诗。明末著名文人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说：“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由此可见，西溪历来是杭州文人厌倦了西湖繁华后避世的向往之所。
洪昇家族虽然在宋明两代赫赫扬扬了几百年，但历代都有隐居故乡的“隐士”传统。明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晚年辞去高官厚禄，在故乡西溪创建洪园（洪钟别业），做“暮年养静”之所，西溪村民的赛龙舟活动和“十八般武艺”，都是洪钟所传。洪钟的历代子孙，都有隐居故乡西溪，担风啸月，优游林泉的爱好，洪昇的隐士思想，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红楼梦》书中直接表现隐士生活的内容并不多，除了一个“甄士隐”外，并未描写其他隐士，但书中确实表达了浓郁的“隐士”思想，特别是在姐妹们所作的诗中，隐士情绪比比皆是。比如“萧疏篱畔科头坐”，“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忆旧还寻陶令盟”，“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等等，说的都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情丘。
从《红楼梦》作者的“芹溪”这个别号上，也可以看出他的隐士情结。“芹溪”别号的初始来源，应该是来自南宋的“芹溪处士”邱子野。这个人是朱熹的表兄，但与乃表弟“理学”所表达的用世思想截然不同，丘子野隐居“芹溪六曲”中，自命“芹溪处士”，以表达不肯出仕之决心。这在朱熹的《芹溪九曲棹歌》和叶善夫的《芹溪八咏》中都有清楚描述。
洪昇早年在校阅《天宝曲史》时，曾使用过“芹溪处士”别号，显然是仿照丘子野所取。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学习丘子野，如此为自己取号？原因就在于西溪与芹溪，都是隐士隐居的向往之地。西溪衔山抱水“十八坞”，芹溪绕山夹水“九曲”，当时很多文人就常常用“十八里溪如九曲”诗句，把西溪比喻为芹溪。这种比喻当然不仅是溪水弯曲的形似，更重要的是处士“隐居”之地的神似。
谈到西溪隐士，不能不谈西溪的茶文化。《红楼梦》中，宝玉、黛玉陪老祖宗来到拢翠庵，妙玉为老祖宗沏。，老祖宗特意交代，“我不喝六安茶”，结果泡了老君眉。过去我们往往用“茶性”来解释贾母何以不喝六安茶，其实用“茶品”来解释更为准确。朱熹曾说六安茶的茶品代表隐士，妙玉乃戴发修行之人，所以常用六安茶；贾母希望孙儿出人头地，当然不希望他做什么隐士，所以断然不喝六安茶。
现在杭州的产茶胜地是龙井，而在明末清处，杭州最著名的产茶胜地乃是西溪，“西溪茶利之厚十倍龙井”，决非虚言。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载西溪“石坞焙茗”（炒茶）香飘十里的记载，也多有“茗烟十里”隔水相闻的记载，联想到《红楼梦》中宝玉的小厮前名“茗烟”，后名“焙茗”，难道是偶合么？
除茶之外，西溪还盛产桂花。每到中秋，天香云外飘。晚秋花落，居民用扫帚将落花扫起，大量出售，供应全国各地，在杭州形成了一批靠桂花致富的“专业户”。《红楼梦》中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出身“桂花夏家”，应是写实。
四．
深潭口（洪园遗址）
西溪不仅是历代文人隐居的天堂，也是他们寻梦的处所。文人隐居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避世，更重要的是在隐居场所探询自己心目中久久挥之不去的理想梦幻。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他“采菊东篱下”的内心深处，是寻找心中那个日思夜想的“桃花源”；而西溪，自南宋以来，一直就是不得意之文人墨客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桃花源。范仲淹、苏轼、秦观、米芾、鲜于枢、唐伯虎、张岱、冯梦桢、章次白、高士奇、厉鹗、吴本泰、丁立中、陈文述等古代大文人，以及近现代文人康有为、林琴南、黄宾虹、马一浮、郁达夫、徐志摩、夏承焘等，都曾在西溪的山水之间，写下过他们眼睛里的幻觉和心目中的梦想。在他们的笔下，西溪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幻觉世界，梦中世界，是避世文人追求了千百年方得一见的理想世界。
外来的文人视这里为“桃源菊水”，而长期隐居在这里的文人，在度过开始阶段的兴奋期以后，不免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寂寞和惆怅。其中持积极生活态度者如洪钟之流，便采用组织村民赛龙舟等形式与民同乐，打发内心的空虚；而大多数文人隐士，则依靠诗词曲赋、醇酒香茶、参禅入道、灯谜酒令、妓女戏子等，用闲情逸致来打发漫长的隐居岁月。《红楼梦》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如此众多且极为细致，不仅说明受西溪文化熏染甚深，而且表明作者极其精通此道。
文人在西溪隐居所做之梦，不止都是美梦，更多的恐怕是入梦时的痛苦，梦魇中的恐惧，以及梦醒后的彷徨。明代大文人王世贞，在文章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梦，他梦见南宋的魏国忠宣公洪皓向自己说自己述说，当日因“功贯日月”而由皇帝敕建的国公府邸，长期被豪强霸占，希望王世贞和后任知府能够帮助洪家子孙收回，在原址建设祭祀祖宗的祠堂和庇护子孙的产业。《红楼梦》中描写的宁荣二公托梦故事，是否受此启发，不得而知。
洪昇的一生，的确是梦幻的一生，故国之梦，故园之梦，望族之梦，爱情之梦，友情之梦，前程之梦，文学之梦，一个个相继破灭了，终生都陷于梦的甜蜜与痛苦交织的心境。如果说创作《长生殿》是洪昇人生入梦的话，那么创作《红楼梦》则是他的人生出梦，是回顾一生特别是早年美梦幻灭历程的梦中说梦，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以走时的痛苦呻吟。
在洪昇人生的若干清秋大梦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长生殿》之梦。洪昇经历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艰难困顿生活，晚年回到故乡隐居之时，发生在西溪一件大事，打破了他内心的安宁，这就是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来到了西溪。高士奇在西溪山庄接驾，洪昇作为老朋友和近邻，目睹了皇帝游历的全过程。于是，他以“石头”夹带在姐妹中的方式，用梦幻交织的手法，在《红楼梦》中对此作了全景式的记录。
《红楼梦》把康熙南巡写成“元妃省亲”，完全用的是幻笔。他使用“萧韶九成，有凤来仪”的典故，使用“斑竹一枝千滴泪”（洪昇诗句，毛泽东乃袭用）的典故，使用康熙亲笔为西溪山庄题名的“竹窗”为背景，从多角度把康熙南巡同历史上的舜帝南巡加以比附，以影射清廷入主中原后以“大舜正裔”自居、泯灭“华夷大防”的史实（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抒发内心的“国殇家难”情绪。
在书中元妃省亲故事之前，洪昇还以写梦的手法，描写了扑溯迷离的秦可卿故事，这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因《长生殿》案终身废置的愤懑。宝玉在可卿床上入梦，梦境中与表字“兼美”的可卿柔情缱绻，难舍难分，隐指自己醉心于用李杨爱情故事创作《长生殿》；梦境中与“兼美”携手同行时被夜叉扯下“迷津”，暗示自己因创作《长生殿》堕入人生迷津。《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同《长生殿》中描写明皇被扯进“曲江池”的梦境完全一样，说明两部作品为同一作者，并使用同一手法创作。对秦可卿类似“国丧”般大出殡的刻意渲染，清晰地透漏了《长生殿》一案发生的时间是在佟皇后的“大出殡”期间，原因是“国丧”期间演出获罪。
五．
越剧首演地
西溪与西湖都是女性文化源远流长的地方，两地的女性文化的核心，又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情字上，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仔细推敲，二者之间的女性文化还是有重大差别的。西湖女性文化的特点是俗文化，世情文化，如白娘子的故事，蛮素的故事，朝云的故事，苏小的故事等，表现的主要是对生活与爱情的追求，体现是入世精神；而西溪女性文化的特点则是雅文化，精神文化，如冯小青的故事，柳如是的故事，顾氏三代女诗人的故事，徐灿的故事，蕉园诗社的故事等，表现的主要是对品位和境界的追求，体现的是出世精神。
冯小青的故事就发生在晚明的西溪，她原是一个扬州“瘦马”，后被丈夫冯千秋买来做妾。冯家也是西溪望族，明代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在西溪构建了“山堂”，山堂正堂因种植两株绿萼梅而命名“二雪堂”。由于冯小青与丈夫同姓，受到时人诟病，再加上大妇悍妒，致使冯小青在幽闭生活中青年早逝。临死前尽焚生前诗稿，流传下来的诗有：“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红楼梦》创作的黛玉形象，受小青故事影响甚深，并直接引用了小青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书中“凸碧堂”的原型，就是冯家的西溪山堂。
柳如是与陈子龙的爱情故事以及与钱谦益的婚姻故事，也是《红楼梦》故事的取材来源之一。“红楼梦”三个字，就出自陈子龙表达与柳如是在嘉兴“小红楼”同居时幸福心情的诗《春日早起》。陈柳分手后，柳如是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漂泊到西溪，寄住在大盐商汪然明的西溪水阁。在陈子龙殉国后，柳如是缠绵病榻，长期呕血。《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表达的心情，与柳如是在西溪时美人迟暮、漂泊无归的凄惶心情是共通的。《红楼梦》中的“凹晶馆”原型，就是西溪水阁；书中黛玉、湘云、妙玉在凹晶馆联句，借用的就是柳如是与黄皆令、林天素三人在西溪水阁夜月联句的故事。
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楼梦》中十二钗姐妹的故事，直接原型是西溪“蕉园诗社”的十二个姐妹。明末清初时期，西溪有“诗礼簪缨”的洪顾黄钱 “四大家族”，四家互相“连络有亲”，出身于四家的十二个表姐妹，曾结成著名的“蕉园诗社”。诗社分前后两期，前期称“蕉园五子社”，发起人为顾玉蕊，成员有徐灿、柴静仪、林以宁、钱凤纶；后期称“蕉园七子社”，发起人是林以宁，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柴静仪、顾启姬、冯又令、毛安芳、张槎云、李端芳、朱柔则等。
“蕉园诗社”的活动十分丰富多彩，这些女子不仅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词，出版了一批女性诗词文集，而且还热心阅读评点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言情”为宗旨的戏剧小说。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她们与“吴吴山三妇”一起，长期评点汤显祖的《牡丹亭》，并公开出版了自己评点的独特版本。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她们为“三妇评本”所写的大量序言和跋中，可以看出她们关于“情文化”的许多见解，是非常有见地的。
蕉园诗社在我国女性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第一，她们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跨家族正式结成的社会性女子文化社团组织，她们推社长、定章程、取雅号、赛作品，活动十分正规。第二，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陈规陋俗，在西溪、西湖的明山胜水间，公开踏青踏雪，结伴活动，令世俗瞠目结舌。第三，她们打破了我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是非标准，公开展示自己的才华，出版自己的诗集，用“蕉园”（谐音“椒园”，修史之处）二字为自己的诗社取名，也公开暴露了自己怀念前朝的民族意识。
真的应该感谢伟大的文学家洪昇，在《红楼梦》中为我们展示了发生在三百多年前偏僻西溪的这一女性文化现象。洪昇在《红楼梦》中记载的“海棠社”、“桃花社”的故事，完全是按照“蕉园诗社”前后两期写实。书中女子诗社活动的地点芦雪庵、藕香榭、凹晶馆、拢翠庵等地，都是“蕉园姐妹”当年活动的真实地点。如果不是《红楼梦》中详实地记载了女子诗社的真实场景，我们很难得窥三百年前这一文化盛事的全貌。
说到女性观，不可避免地令人联想到《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姐妹们的脚。按理说，根据书中“杨妃扑彩蝶”、“飞燕泣残红”的描写推测，姐妹们应该是大脚；但是，书中又写，晴雯、尤三姐都是一双金莲，贾母相看尤二姐，也掀起裙子看脚，显然又是一副小脚。红楼姐妹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呢？多年来红学界为此争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红楼梦》中女子的脚什么秘密也没有，完全是写实，是特定时期缠足文化的真实记录。顺治二年，清廷在下达“剔法令”的同时，还下达了一个“禁缠令”，严禁女人裹脚。这道“禁缠令”执行的不够彻底，官宦人家和名门望族惧怕官府，执行的好一些；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山野村民，我行我素，照裹不误。由于执行不顺，康熙三年，朝廷便正式废止了“禁缠令”。洪昇和他的姐妹们，都出生在这二十三年当中。作为名门望族的女人，不敢不执行“禁缠令”，所以书中主子身份的女人都是大脚；而尤氏姐妹、晴雯等出身下层的女子，却往往都是小脚金莲。
六．
西溪梅墅
西溪的文化现象，最独特的大概要数宗教了。西溪的宗教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的狂放宗教；二是僧道不分的三教合流；三是外来宗教有一定影响。这三个特点，在《红楼梦》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西溪宗教的源头已不可考，现在所见的最早宗教现象，就是关于济公的记载和传说。西溪是济公故事的源头之一，西溪永兴寺外的“跨涧片石桥”，相传就是济公当年所建。济公那种“鞋儿破，帽儿破”的蓬头垢面癫狂形象，与关心世人、救苦救难的行为方式，与《红楼梦》中出现的“癞头和尚”大同小异，恐非偶然巧合。
西溪过去的庵观之多，在杭州大概首屈一指。这些庵观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宗教活动不十分正规，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红楼梦》中对这一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空空道人与石头一席话后，可以改名情僧；妙玉戴发修行，拢翠庵既像尼姑庵，又似道观；柳湘莲跟着道士走了，却又把满头“烦恼丝”一挥而尽，而道士是不剃头的。这些貌似矛盾的描写，在明末清初的西溪，却是写实。
当时西溪的名门望族，多属于隐士一流，这些人抱亡国之痛，多数都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他们心目中的宗教，与世俗宗教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庄禅。其实，把它理解为宗教可以，理解为处世哲学也可以，理解为遁世借口还可以。《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参禅，“剿袭南华庄子文”，就是典型的庄禅。
《红楼梦》中描写的很多宗教场所，在西溪都可以找到原型。书中的“天齐庙”，就是今天东岳庙的俗称。书中贾母打醮的“清虚观”，就是今天的“冲虚观”。说到“冲虚观”，今天好多杭州年轻人并不熟悉；但说到“抱朴道院”，大家都知道。其实，“冲虚观”就是“抱朴道院”。这里地名为葛岭，相传是道家始祖之一葛洪炼丹处，故名。葛洪死后，这里修建了道观，宋哲宗为之赐名“冲虚观”，后又改名“抱朴书院” ，后来再改称“抱朴道院”。
宋高宗为洪昇的始祖洪皓敕建的“国公府”，位置就在葛岭之阳，与冲虚观比邻，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贾母要到这里来打醮，并说清虚观的张道士是国公爷的“替身”。谈到宝玉最像他的祖宗国公爷时，贾母激动的泪水就在眼圈里转。
说到外来宗教，西溪在我国应该是接受西方最早的地区之一，明末清初，这里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前来传教，卫匡国死后就葬在西溪，至今墓址尚存。前一段，红学界关于《红楼梦》脂批中出现“造化主”一词，争论的不亦乐乎，其实，当你知道《红楼梦》作者是西溪文人，书中出现“造化主”一词，一点也不奇怪。
七．西溪文化的渊源沿革
清代宫廷画：西溪山庄
西溪这种独特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换句话说，《红楼梦》中反映的文化其渊源在哪里，怎样沿革至今？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又是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勾勒一下西溪文化的来源和沿革，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西溪文化的源头，是从南宋的偏安文化中分化出来的“隐士文化”。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南渡的皇帝和王公贵族，苟且偷安，不思恢复中原，在杭州创造了歌舞升平、纸迷金醉的偏安文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高宗把皇城建在凤凰山麓，直接带动了西湖的繁华；同时出现的“西溪且留下”，使西溪成了繁华的弃儿，两相对照，文化氛围在起点上就开始分化。
在西湖体现的偏安文化氛围中，固然有许多得意者，但失意者亦复不少。他们中有怀念故国而不得志者，有官场失意者，有甘老林泉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处士”和“隐士”群体。他们隐居的最佳去处，在当时的都城杭州非西溪莫属。他们生活中拒绝繁华和世俗，追求天然、闲适、梦幻，形成了与西湖文化迥然有别的“隐士”特色。这种隐士文化的代表者是“芹溪处士”，西溪与芹溪在文化层面一脉相承，《红楼梦》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实在是恰当不过。
其次，晚明文化气脉为西溪文化注入了哀而不怨的“女性化”特旨。晚明时期，朝政混乱不堪，东林党人热中于“文死谏”，军队将领热中于“武死战”，腐朽的明王朝风雨飘摇。在这种“末世”中的某些避世者，隐居在西溪这块世外桃源，用醉生梦死来打发内心的家国焦虑。特别是南明时期，出现了类似南宋的政治局面，使西溪的隐士文化加快了在南宋文化基础上向前滑行的速度。西溪的众多贵族园林，绝大多数都是晚明时期建筑的。
晚明文化气脉的特点，正如徐晋如先生所说，“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用这段话来解读《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的生活态度，实在是入木三分。晚明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掀起了长达百年的“言情狂潮”，“天地之灵气不钟情于须眉而钟情于妇人”，便是晚明时期文人的通行说法。西溪自晚明起，女性诗人代有人出，《红楼梦》以女性诗人群体为人物原型和作品主题，都深刻体现了晚明文化的气脉。
再次，清初的“遗民文化”为西溪文化添加了黄钟大吕般的一抹亮色，也添加了更加空幻的寂灭感。明朝亡国后，把前朝的更多封建士大夫推入了“隐士”阶层，他们在隐居生活中，痛定思痛，不可避免地要总结前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惨痛教训。《红楼梦》中出现的“除明明德外无书”、“文死谏武死战”误国误君等貌似异端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反思中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文化观点在当时“江南三大家”、“江左三布衣”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清朝初期，居住在西溪的前明望族，由于失去了功名利禄，生活均陷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窘境，加之战乱的破坏，官府的查抄，绝大多数都很快“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迫使相当一部分原来的隐士转入了宗教。西溪的道观多建于宋明，而遍地的庙庵则主要修建于清朝初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遗民“入道”风气之盛。这些“入道”的遗民，多数有妻有子，不持戒律，也不诵经卷，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是不僧不道，亦僧亦道。《红楼梦》中反映的僧道不分现象，正是此时西溪宗教文化的真实写照。
清朝初期，晚明文化的妇女观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清廷强制男人“剃发易服”，使江南持封建正统思想的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屈辱感。他们被迫穿上清装，梳一根猪尾巴辫子，面对无须改换装束的妇女，普遍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视自己为“须眉浊物”，视女人为“清爽”之人。《红楼梦》中宝玉自称“浊玉”，口口声声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来源就在这里。
清朝初期，这些隐居在西溪的望族，普遍持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异族统治的政权无疑。《红楼梦》中究竟有没有“悼明反清”思想，是正确解读作品思想内容，也是正确理解西溪文化的绝大问题。《红楼梦》书中为什么要让主人公姓贾？难道仅仅是因为谐音“假”，用于阐述“假作真时真亦假”么？问题没那么简单。原来，贾姓出自一个叫“贾”的地方（现在的山西襄汾县西南）。周时，贾本为分封的姬姓国，公元前678年，为晋并吞。贾国灭亡以后，子孙用原来的国号作为姓氏，就是贾姓，代表的是“亡国之姓”。《红楼梦》书中贾政的字是“存周”，探春大讲了一通“姬子”，都是从这个贾姓演绎出来的，“存周”就是保存故国，“姬子”就是贾子，也就是探春自己。
再做深一步联想，探春理家时对宝钗说，《姬子》书中云“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追问下一句，探春不肯说，认为是“骂自己”。书中《姬子》这四句话很好理解：“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指的就是新王朝的当权者、受益者和降顺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指的就是他们窃取孟子“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之词，为异族统治者的正统地位正名，违背了孔孟关于“华夷大防”之道。
宝钗追问的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行妾妇之事”。“妾妇之事”指变节投降、腼颜事敌者。孔孟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极端厌恶士大夫不讲气节、“恭行妾妇之事”。探春的母亲赵姨娘是妾的身份，探春说此话当然是“骂自己”。《红楼梦》作者对“妾妇之事”极为憎恶，在书中对赵姨娘等“妾妇”角色描写的极为不堪，借鸳鸯之口痛快淋漓地大骂“小老婆（妾妇）”，难道还看不出作者本意吗？
2006年3月
（原载《〈红楼梦〉与西溪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附件五：
“三雪”点染大观园
灵鹫峰下三生石畔的杭州，历史上曾有“雪”之三绝：西溪芦花,名曰秋雪；孤山梅花,名曰香雪；满陇桂花,名曰金雪。《红楼梦》大观园创作，取材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杭州，故字里行间，“三雪”盈纸矣。关于《红楼梦》书中梅花香雪、芦花秋雪的研究，笔者在《芦雪庵与秋雪庵》、《寻芳问腊到蓬莱》等文章中已做过详细解读，本文着重谈一谈杭州的桂花金雪，及其在《红楼梦》大观园创作中的诸多文学点染。
《红楼梦》创作“用中秋诗起，又用中秋诗收”，中间还有一个起诗社的中秋；作者“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脂砚斋语）。如果问大观园三秋最有代表性的植物是什么？大概任何读者都会回答是桂花！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大概是描写桂花最多的小说，有人统计，全书大约有十一处写到了桂花，可见《红楼梦》作者对桂花情有独钟：贾母寻乐趣击鼓传花，便命人随手“折一枝桂花来”；暖香坞摆酒席，凤姐就掂对安排在山坡下水池旁“两株桂花树下”；就连鸳鸯内急解手，也要走到“山石后大桂荫下”去。桂花在大观园中随处可见，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红楼梦》小说集中写赏桂花的场面有两次：一次在第三十八回，宝钗出钱、湘云做东，请贾母和姐妹们持螯赏桂。众姐妹在浓浓的桂花香中、饮酒赋诗，林黛玉魁夺菊花诗，薛宝钗讽和螃蟹咏，贾宝玉泼醋擂姜兴欲狂，平儿不小心抹了王熙凤一脸蟹黄子，在场众人无不尽兴，自始至终好不热闹！另一次是在第七十六回：“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闲话，猛不防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
《红楼梦》书中不仅大观园内金桂飘香，园外似乎桂花更盛。在书中桂花不仅作为园林观赏树种，而且还成了花农花商发财致富的大产业。那个呆霸王薛蟠娶妻，便娶了“桂花夏家”的小姐夏金桂。这夏家非常富贵，其馀田地不用说，单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合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把桂花生意做到了这个程度，几乎形成了一个垄断性的大产业，就是在今天，最起码也是一个全国性的桂花产业基地了。当时《红楼梦》大观园所在地“长安大都”桂花之盛，也就可想而知了。
问题来了——红学界都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书中写的“长安大都”就是北京，甚至有的红学大家还把《红楼梦》称为“京味小说”。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北京城有桂花么？桂花作为一个亚热带树种，耐高温却抗不了严寒。古往今来北京城根本就没有桂花，即使有也只能是室内盆栽，决不能形成大观园中随处可见的“桂花阴”，更谈不到有什么 “桂花局”，做什么“桂花夏家”的大产业了。北京城不仅没有桂花，《红楼梦》书中所写的梅花、桃花等诸多花卉，北京城也都没有。北方的红迷朋友千万不要把大观园中的桃花，误当做北方的桃树，您亲身去江南体验一下杭州西湖六桥以及拱墅半道红的桃花烂漫，便知道二者远不是一码子事。
北京的街道名称，虽然也有什么“木樨地”、“木樨园”、“杨梅竹斜街”，但这全是一些附庸风雅的文人弄出来的有名无实的东西。封建社会的士人举子，虽然每过三年都要来北京“蟾宫折桂”，但在北京的街道上却是绝对折不到桂花的。程伟元、高鹗在北京整理出版《红楼梦》时，似乎就因为见不到桂花，才把贾政“寻秋赏桂花”妄改为“赏菊花”(第七十七回)。因此，《红楼梦》中所写的“长安大都”绝不可能是北京，而只能是一座被金雪、香雪、秋雪“三雪”点染的江南城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也只能是一座“三雪”点染的江南园林。
历史上江南美丽的城市、美丽的园林多矣，《红楼梦》所写的是那一座呢？请朋友们不要忘记，书中早已有排他性的界定：这里位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是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因此，这座城市只能是三生石畔花柳繁华的杭州。杭州有资格称为“长安大都”么？须知，作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的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当时的名称乃是“临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红楼梦》作者取京师“临安”之反义，称这里为“长安大都”，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清初江南才子洪昇便在《凤凰山怀古》诗中清楚地交代：“愁绝君王巡幸地，钱塘元是古长安”。
《红楼梦》书中开卷第一回写甄士隐在苏州资助贾雨村进“长安大都”赶考，嘱咐他“十九日乃黄道吉日，兄可既买舟西上。”从苏州“买舟西上”，顺着大运河只能到杭州，而不会是北京，因为去北京必须“买舟北上”。贾雨村投靠四大家族谋求复职，在“长安大都”求贾政走王家后门，果然“题奏之日，轻轻地就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二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这个金陵应天府乃是外职，那么，所谓“长安大都”，也不可能是金陵南京了。既不是北京，也不是南京，也只能是三生石畔的古都杭州了。
书中描写在“长安大都”有“长安守备”，“长安府知府”，“长安守备之子”，“临安伯”，“临安伯诰命”等，都暗示着这里就是代指杭州的临安、长安。距离“长安大都”不远的地方，书中描写还有一个“长安县”，王熙凤曾派仆人旺儿去这里办理“张金哥退亲”之事，断送了两条年轻的生命。书中说“不过百里路程”，旺儿在“两日工夫俱已妥协”，距离临安不到百里且与临安重名的县城，也只能是杭州所属的临安县。从书中这些具体交代的地理方位看，《红楼梦》中的“长安大都”，只能是代指古都杭州。
言归正传，还是谈金雪桂花。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历史上的杭州，从来都是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著称。关于杭州桂花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唐代时，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灵隐寺的德明和尚忽见月亮里落下漫天珍珠般的小颗粒，便把此事告诉了师父智一长老。智一长老说，这可能是月宫里吴刚砍桂树时震落的桂子。于是，他们便把拾到的五颜六色的小颗粒，种在寺前庙后的山坡上。到了第二年中秋节，不仅桂树长得茂盛高大，树上还开满了黄红白三色的桂花，灵隐寺周边从此年年芳香四溢，被时人称为“灵鹫金粟世界”。这就是唐人诗中所谓“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千古名句的来历。
其实，西湖周边群山的桂花由来已久，并非自唐代始，而是在唐朝达到了极盛。最起码从唐代起，桂花树便成了杭州最有代表性的植物，也成了历朝历代风雅文人情有独钟的树木花卉。每年中秋前后，西湖周边秀丽的群山间，满树桂花竞相开放，满城飘落“桂花雨”，香气四溢，沁人心脾。历朝历代文人在杭州歌咏桂花的佳作史不绝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清代词人张云敖有绝句《品桂》云：“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满觉陇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近代大文人郁达夫也曾写出散文名篇《迟桂花》，满觉陇的桂花亭上还挂了郁达夫撰写的一副名联：“曾经酒醉鞭名马，生恐情多累美人”。
说到满觉陇，那是杭州最著名的桂花产地。满觉陇因桂花而闻名，每年秋天，桂花盛开，香满空山，落英如雨，故有“满陇桂雨”之美誉，为新西湖十景之一。满觉陇，亦称满家弄、满陇，位于杭州西湖以南，是南高峰南麓的一条山谷。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 建有圆兴院，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改为满觉院，满觉意为“圆满的觉悟”，地因寺而得名。满觉陇桂花始盛于明代，明代人高濂在《满家弄看桂花》中写道：“桂花最盛处唯南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弄者，其林若墉栉。一村以市花为业，各省取给于此。秋时，策骞入山看花，从数里外便触清馥。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
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期间，满觉陇的桂花树曾因防美军空袭被日军大量砍伐，仅剩少数农家屋前屋后几株老树。解放后经多年恢复，今天这一带的路旁坡地、崖前涧边，金桂遍地，声名远播，已成为杭州赏桂花最著名的景点。每到金秋花开时节，金桂飘香，游人如织，可谓全中国桂花景点之最。满觉陇的桂花以金桂、银桂、丹桂为主，这里有八大品种、九千多株桂花，其中几百年以上的就有近千株，据说，至今还生长有一株八百年的金桂和一株四百年的银桂。《红楼梦》中薛蟠娶妻名“夏金桂”，来源于满觉陇的遍地“金桂”，应属至为合理的推测。
满觉陇的山民历代以种植桂花为主要经济来源，这里种植桂树代代相传，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山坡道旁，举目四望，桂阴处处。自明代起，满觉陇就是杭州桂花最盛的地方，正如高濂所云：“一村以市花为业，各省取给于此”。在清代满觉陇桂花更是声名远播。每年秋季不仅游客摩肩接踵，桂花产业的生产销售更是鼎盛一时。清代诗人钱塘丁立诚曾对满觉陇桂花产品生产销售情况作了以下形象化的描述：“桂花蒸过花信动，桂花开遍满觉陇。卖花人试卖花声，一路桂花香进城。城中莫怅花较晚，山人富有千金产。桂花栗子正尝新，南山当户可结邻。”
透过明人高濂和清人丁立诚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满陇花市的花农花商，产品行销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各省，有以经营桂花致富达“千金之产”者，可见该地桂花市场的规模之大。由此也足以看出《红楼梦》中所描写“桂花夏家”的生活原型，应该就在杭州的满觉陇。在其他江南城市，也有以桂花为业者，但达到“桂花夏家”之规模者，非明清时的杭州莫属。《红楼梦》书中的薛家，其生活原型乃是西溪花坞的钱家。历史上的钱家也是以“竹树产业”致富的钱塘望族，与满陇桂雨的夏家结为儿女亲家，正所谓“门当户对”。
综上所述，《红楼梦》大观园中点染的“金雪”，源自杭州应无异议，书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香雪”、“芦雪”原型，也来自杭州的孤山探梅、六桥香风、西溪绿萼、河渚芦花，“三雪”点染红楼大观，更是理由充足。笔者对此过去有很详尽的考证，此不赘言。其实不仅是“三雪”，《红楼梦》书中大观园花木之盛，尚有荷花、桃花等，这些都是西湖西溪遍地盛开的四时花卉。民国十八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教授，曾写了一部《西湖风景史》，书中对杭州四时之花的描述，可与《红楼梦》参看。现摘录几段如次：
“西湖无月不花，无花不盛。孤山地故多梅，寒香稠叠。自宋林和靖先生隐居孤山，干百年来，人之言梅花游孤山者，意中辄憬然有一处士在。然白乐天去郡，有忆杭州梅花涛云：“三年闲闷在杭州，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前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则在唐时已鉴赏于名公矣：明代自九里松抵天竺一路，植梅几万株，俗称梅园，他处虽繁皆莫逾此。清代则以西溪之梅为最盛，西溪在西湖北山之阴，即灵隐寺之山背，地甚幽僻，多古梅。西溪梅花皆是村上养生产业，故各勤加培护，无不盛之岁。花时香雪霏霏。四面来袭人，居民百余家，隐隐深林，但见炊烟出林杪耳。”
“六桥桃花，人争艳赏，明钱塘高濂以为桃花妙境，其趣有六：其一在晓烟初破，霞彩映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若美人初起，娇怯新妆。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丰致幽闲。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若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其四细雨湿花，粉溶红腻，鲜洁华滋，色更烟润；若美人浴罢，暖艳融酥。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争妍弄色；若美人晚妆，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若美人病怯，铅华消减。六者惟真赏者得之。”
“杭州西湖之发达，重要之时期凡四：一为吴越时。吴越立国凡九十八年，与五代相终始。宋人叶适之言曰：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苏轼亦称其地方千里，富甲天下。吴越诸王，既筑海塘，又浚西湖，而雷峰等三塔同时并建，使山水增光，其功诚不可没。二为南宋之建都，其时君相耽乐湖山，歌管之声，不绝于西湖之上，而声明文物与山川古迹相映发，亘百五十年之久。自后时移代易，虽所存者过半，而风流遗俗，无异昔时。其三则清初康乾二帝，翠华巡幸，凡湖之内外，寺院莫不庄严，桥梁莫不修举，花柳莫不栽植，景色陆离，惊心夺目。毛奇龄云：尔者圣驾南巡，宫车先后从三竺还苏白二堤，皆笼灯树间，晃朗如昼，虽京师安福门观灯迎仗，无以过此，有太平极盛之象。”他所说的其四，是指民国期间所举办的西湖万国博览会，此不赘议。
凡熟读《红楼梦》的朋友，都不妨重新翻阅一下书中元妃省亲一节，看其中关于“笼灯树间，晃朗如昼”的描写，是否如毛奇龄所记载的康熙帝南巡杭州的情节，便知余言不谬。《红楼梦》第十八回写元妃省亲，并非是在大天白日，而是在晚间。书中说元妃一进大观园，“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毕复出，上舆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此时突然插进来一段石头自叙的文字：“——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这与毛奇龄关于康熙巡幸杭州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毛奇龄没有活到乾隆年间，他所记的南巡场景，只能是康熙南巡，与乾隆南巡绝无关系。
张其昀教授所谓的西湖“真赏者”何意？读《红楼梦》而知大观园出于杭州者，乃为“真赏”。清初康熙年间，著名文人邵长蘅氏坐在杭州西泠桥石栏上，曾发出了一通慨叹：“集芳园在葛岭初阳台，淳佑二年(1242)，理宗以赐贾似道，改名后乐园，楼阁林泉，幽畅咸极。其时君相淫佚荒怠，竟忘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嗟乎!岚影湖光，今不异昔，而当时势焰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丽，今皆无有；既已荡为寒烟矣。而举其姓名，三尺童子，犹欲唾之。而林逋以一布衣，垂六百余年，遗迹顾至今犹存。何耶？”
邵长蘅所感慨的宋理宗赐贾似道集芳园之侧，即为南宋初期宋高宗赐魏国忠宣公洪皓的国公府。洪皓遭秦桧陷害被贬窜岭南后，葛岭洪国公府被宋理宗一并赐给贾似道，建成著名的“贾府”后乐园。《红楼梦》中描写贾府建大观园时，就是将荣国府的后花园与东府的“汇芳园”合并建成的，于此足见《红楼梦》创作素材及创作思路之依据。洪皓的嫡传子孙洪昇，在清朝康熙年间，以祖宗庐墓之地为依据，按照早已“荡为寒烟”的南宋兴衰，本着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隐士心境，感慨西湖为“尤物破国”之信条，遵循自己与蕉园姐妹的生活轨迹，信笔去写明清鼎革时期江南世族之兴亡感叹。红楼一梦，如此而已，不必旁求。
（原载《流香溪畔赏红楼》 杭州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附件六：
红学为什么“发祥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
“红学始盛于浙西”之说，乃是当代著名红学家徐恭时先生提出来的。徐恭时先生乃浙西平湖人，致力于“红学史”研究几十年，以耄耋之年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得出“红学始盛于浙西”的结论，应该不仅是出于对故乡文化的偏好，更是注重对大量红学史实归纳总结得出来的研究结论。
所谓浙西，乃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地理角度来说，由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构成的三曲浙水，天然地把浙江大地划成了浙东、浙西两大部分；浙西就是指浙水之西的杭嘉湖一带丰饶广袤的土地。从历史角度看，以杭州为中心的浙西，乃是古良渚文化、古越文化与南宋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所谓“红学始盛于浙西”的说法，乃是根据红学诞生之初的清代乾嘉年间，在浙西一地集中出现了大批关于《红楼梦》传播研究的现象，所得出的考据结论。这些早期研究《红楼梦》的文人有周春、黄金台、陈其泰等人，可谓我国百年红学的奠基者；刊刻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红学”专著；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从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乃是《红楼梦》从中国流传海外的最早记录。
其实，“红学始盛于浙西”一说，并非徐恭时先生的一家之言，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也曾经指出：“见诸笔墨的红学，端以杭州一带为发祥地”，“个人所见到的，从乾隆末到嘉庆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红楼梦》题咏者，大多数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红学专著’则出于海宁人周春之手。”
周春(1728——1815年),浙西海宁人。字芚兮，号黍谷居士。乾隆进士，曾任广西岑溪知县。他博学多识，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周春在本书中主张《红楼梦》“写张侯家事”，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的鼻祖，结果被周汝昌先生讥讽为“红学在东南半壁－兴起，那兆头就不怎么美妙”。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戚蓼生，(1730—1792)，字念功，号晓塘（一说字晓堂），浙江德清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刑部主事，升任郎中。乾隆三十九年任四川副主考，四十二年授河南正主考，旋调云南学政。乾隆四十七年出任江西南康知府，刚刚到任，又升任福建盐法道。乾隆五十六年升任福建按察使，五十七年冬卒于任。他一生为人洒脱，风流倜傥，不修仪表，喜饮酒，好谐谑，有点玩世不恭，但处事精明强干，断案理政能力强，经常案无留牍。
戚蓼生也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早年曾在庙市购得八十回本《石头记》的早期抄本，阅读之后，大为赞叹。在乾隆五十四年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抄录、整理，并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一篇，对《石头记》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戚蓼生序言中对《红楼梦》所作的“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的评价，历来为红学界所称道，尤其为俞平伯先生所赞赏：“戚蓼生序……向来不大受人称引，却在过去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实写得很好”。
戚序本《石头记》最初的来历至今并不清楚，周汝昌先生推测，他可能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到京应试，在北京庙市购得的坊抄本，但也有人推测说戚蓼生获得的乃是《石头记》古本。此本究竟源出于浙江还是北京，购得的时间究竟在何时，没有证据，红学界的说法都不过是推测而已。带有戚序的抄本后来流落到了获葆贤手上，在清末由有正书局石印发行，分订前后两部各40回，用大字精钞，题为“国初钞本”，故又简称为“有正本”。鲁迅研究《红楼梦》，就是以此本为底本的。
舒元炜，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杭州人。红学家吴晓玲先生藏有一本卷首有舒元炜的序及其弟舒元炳题《沁园春》词的《红楼梦》抄本，习称舒序本或舒本。舒元炜序的落款是：“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并有“元炜”、“董园”印二方。可证其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已酉（1789年)，作序者舒元炜为“虎林”亦即杭州人。
舒元炜的序言套话连篇，文学价值不高。但序言中有“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等句，足证舒元炜知道《红楼梦》全璧应为一百二十回本。舒元炜的序言写作时间早于程甲本付印二年，亦从一个侧面证明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前便有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流传于世。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是乾隆、嘉庆时期“性灵派”代表诗人之一。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记载：康熙间，曹練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证明的确有个名叫曹雪芹的人创作了《红楼梦》。本来袁枚与今天红学界考证的曹雪芹应该是同时代人，但袁枚却说他知道的那个曹雪芹，乃是“曹練亭织造之嗣君”，即儿子而不是孙子，并且是“相隔已百年矣”的前代人物。那个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的内容，应该是一本写妓女生活的小说。
苕溪渔隐，名范锴(1764——1845)，字声山，号白舫，又号苕溪渔隐，苕溪老渔。浙江乌程人。范锴虽然“寓意盐荚”，是个富有的盐商，但一生酷爱读书，工诗善词，勤于笔耕，著述甚丰。范锴早年曾收集到一部《石头记》早期抄本，爱不释手，潜心研究，并为此撰写了《痴人说梦》专著。本书内含《槐史编年》、《胶东余牒》、《鉴中人影》、《镌石订疑》四种，还附有其所绘《红楼梦》的四幅图，即：总图；宁国府、贾府宗祠、会芳园、贾赦宅；大观园、梨香院、薛宅；荣国府。
如果说最早评论《红楼梦》的专著是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那么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应该是红学史上的第二部专著，在红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编制《红楼梦》年谱、《红楼梦》人物谱、贾氏宗族谱牒、版本校勘和绘制贾府及大观园图，均为红学史上之首创。因此，苕溪渔隐范锴在保存早期《石头记》抄本，开创红学研究新领域方面，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黄金台(1789——1861年) ，浙江平湖人，文学家。曾写有《红楼梦杂咏》等绝句八十首，对《红楼梦》书中人物逐一用绝句形式加以点评，在“红学”界有一定影响。黄金台所写《红楼梦图赋》，反映了他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以及对书中女子“万艳同悲”命运的同情。
陈其泰(1800——1864年)，浙江海盐人。少负英才，九岁能文。他有述评《红楼梦》专著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特色，作了许多赞美之评语，对后世红学影响较大。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他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新红学开山大师俞平伯的祖父。俞樾在其著作《小浮梅闲话》中，曾说:“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胡适先生认为“俞樾说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谬的”。俞樾和胡适的两种说法究竟是谁“大谬”，有待红学界进一步探讨。
三多，号六桥，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姓张。同治十年辛未(1871)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杭州，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清末作过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咨议等职。三六桥曾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三六桥曾藏有一本独特的《红楼梦》版本，后流落日本，始终未露庐山之面目。据日本人儿玉达童教授介绍，其内容言及宝玉入狱“狴犴”，谓贾芸、小红曾探监，言及宝钗，谓“分娩”“难产”而死；谓湘云适“寡”，与宝玉“结褵”；言及凤姐，谓遭“休弃”；言及探春，谓出嫁“外藩”；言及妙玉，谓沦于“风尘”，等等。其情节与《石头记》前80回脂评所提示的后40回内容线索，大体相符合。
到了近现代，以“西学”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当推浙江海宁王国维先生。1904年王国维先生用西方美学观念研究《红楼梦》，写成《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同为浙江海宁人的吴世昌先生，早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时就用英文写了《红楼梦探源》。六十年代回国后致力于《红楼梦》版本及曹雪芹身事、家世等的研究，为红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
俞平伯先生，浙江德清人，其祖即俞曲园。俞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晚年对自己毕生的红学成就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认为“胡适、俞平伯有罪”，“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至于当代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浙江宁波人；徐恭时,浙江平湖人；丁维忠,浙江吴兴人；周思源，浙江杭州人；杜春耕，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特别是浙西红学家之多，各省无出其右，就不一一例举了。
在《红楼梦》出版印刷发行史上，浙西特别是杭州的地位也是极为突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11月23日，南京王开泰的寅二号船由浙江乍浦港驶出，船上载有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于12月9日运抵日本长崎。这是《红楼梦》从中国流传到海外的最早记录。此后，从乍浦港出海去日本的商船中，又有多次带有《红楼梦》，如嘉庆八年(1803年)就载去《绣像红楼梦》二部四套。
上述“红学始盛于浙西”、杭州为“红学发祥地”的这种特有历史和文学现象，的确十分启人疑窦，也发人深省。当今红坛主流新红学，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北京创作的，首先在北京流传，最早的出版印刷地点也在北京。但却无法解释红学为什么不是“发祥于北京”而“发祥于杭州”？为什么不是“始盛于北京”而“始盛于浙西”？关于《红楼梦》记载和研究的史料，为什么最先不是出自于北京而是出自浙西？
周春、戚蓼生、舒元煒、袁枚、苕溪渔隐等最先抄录、研究、记载《红楼梦》的文人，不仅都是浙西人，而且几乎都与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同时代人。北京浙西两地相隔三千里，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和文化传播条件下，北京传出来的《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立即在遥远的浙西普及开来，《红楼梦》研究也在曹雪芹生前就在浙西兴盛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现象。特别是像周春、戚蓼生、苕溪渔隐这些对《红楼梦》深有研究，并写出研究专著的文人，对《红楼梦》作品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浸淫，很难想象能写出那些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随笔》和《序言》。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从浙西的乍浦港开始走向世界的。问题是乾隆五十八年就已经批量出口的《红楼梦》，究竟是哪一版本，是何时何地印刷发行的，迄今没有搞清楚。如果是抄本《红楼梦》，很难想象能同时出口“九部十八套”。如果是印本《红楼梦》，最早的印本是程甲本，摆印于乾隆五十六年。以当时的印刷数量及发行速度，能否在短短的二年后便在浙江乍浦批量出口，大可置疑。
红学不仅“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而且普及程度最深最广的也是浙西，这也应该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红学现象。《红楼梦》大量进入闺阁之中阅读，并且历代累出闺阁诗人题咏《红楼梦》的作品，甚至多有为《红楼梦》断肠殉情而死的女子，这种现象历史上大概以浙西为最。有关这方面的事例研究，红学界历来不乏其人，这里就无须赘言了。
红学不仅“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并长盛不衰于浙西，大概在全国各省份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如清代中晚期的陈其泰、黄金台、俞曲园、三六桥，近现代的王国维、吴世昌、俞平伯，以及当代的徐恭时、蔡义江、周思源、杜春耕等人，可见浙西红学种子绵绵不绝，历代都有领异标新、各显风骚的红学名人。没有深厚的红学土壤和悠久的红学传统，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解开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之谜，恐怕沿着传统红学的视角和思路继续研究下去是不成的。当今红学界解释这种现象，无一不是采用把浙西红学名人同北京挂钩的办法，但这些“挂钩”并没有任何史料支持，都不过是以曹雪芹为既定前提，加以穿凿附会而已。难道就不能做出另一种“大胆假设”么——《红楼梦》并非始出于北京，而是始出于浙西？如此假设，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何须把“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的红学，长驱三千里去同北京强行挂钩！
迄今为止红学界发现了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的现象，但似乎没有发现《红楼梦》始出于杭州、浙西的直接证据。问题在于红学界长期把研究目光紧盯在北京和曹雪芹身上，谁又曾对浙西和杭州进行过“小心求证”呢？周春、戚蓼生、舒元煒、袁枚所看到的《红楼梦》，不能证明出自北京，但也不能否定出自浙西。因为这几个最早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都是浙西人，这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如果说《红楼梦》与浙西、杭州关系的直接证据，《红楼梦》文本大概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吧。书中明确交待“石头”和“十二钗”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全国的“灵鹫峰”、“天竺寺”、“三生石”，应该只有浙西杭州才有吧？“石头”和“十二钗”托生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应该只有杭州才称得起吧？笔者考证《石头记》的原作者乃是杭州的洪昇，作品始创于康熙中期，创作素材就取自于洪昇与蕉园姐妹的悲剧人生，作品背景就是洪昇故园杭州西溪的园林建筑。把这个命题与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现象结合在一起研究，是否更有穿透力和说服力呢？
2008年4月
（原载《土默热红学新突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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