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西湖梦境小说

                                            土默热

梅花只能怒放在冬季的江南，梨花只能绽放在春天的北国，就如同特定的土壤、阳光、水分孕育出特定品类的鲜花一样，任何小说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的产物，脱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突兀出现的天才小说是没有的，天外来客般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过去，红学界一直把《红楼梦》放在乾隆中叶、盛世文化、旗人家庭、北京背景下来解读，结果是“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语），这是因为红学家们受曹雪芹作者说的误导，误读了《红楼梦》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红楼梦》还原回明末清初、末世挽歌、江南世族、三生石畔的文化背景下来解读，小说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便都会鲜活地跃然眼前了，自然就“越研究越明白”。

如果说《红楼梦》不是突兀出现的天外来客，那么在明末清初的杭州西子湖畔，是否存在着一个足以孕育催生《红楼梦》的特定文化沃土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特定的文化沃土，就是文学界特指的“西湖小说”和“西湖戏剧”。关于《红楼梦》与“西湖戏剧”的关系，笔者在《〈红楼梦〉文学背景考证》、《〈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等文章中已有详尽阐述，本文重点论述一下《红楼梦》与“西湖梦境小说”的关系。本文参阅并吸纳了胡海义、 田小兵先生的《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刘勇强先生的《晚明“西湖小说”及其源流——兼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台湾林雅芬女士的硕士论文《“西湖小说”之研究》等文章和专著的某些观点和素材，在此首先表示感谢。

所谓“西湖梦境小说”，特指集中创作于明末清初的以杭州特别是为西湖为故事场景，以梦幻和现实交织手法创作的小说。“西湖小说”一词最初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谈迁提出的，他在《北游录·纪邮上》中说杭州人周清源“尝撰西湖小说（狭义的‘西湖小说’，专指《西湖二集》——笔者注）。噫！施耐庵岂足法哉”，说明“西湖小说”的影响在当时就足以媲美《水浒传》。广义上的“西湖小说”，应包括“三言二拍”、《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型世言》、《十二楼》等白话短篇小说，《情史》等文言小说和《麴头陀传》、《集咏楼》、《鸳鸯佩》等章回体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组具有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品貌的小说作品群。

“西湖梦境小说”的创作流传由来已久，在宋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历经元明两代，至晚明与清初达到了高潮。大约刻印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共收录宋元明三代的短篇小说六十篇，其中就有《西湖三塔记》等多篇“西湖梦境小说”的雏形代作品。从明天启年间到清朝康熙中前期，乃是“西湖梦境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兴盛时期，“三言二拍”、《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型世言》、《十二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正是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行其道的时期，出现于杭州的“啸花轩”出版现象，以及冯梦龙、凌濛初、周清源、李笠翁等“吴越作家群”的形成，乃是“西湖梦境小说”在此时此地得以兴盛的催化剂。清中叶以后，便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西湖梦境小说”作品和作家群出现。

有别于其他时期和地域的小说，“西湖梦境小说”具有极为独特而又鲜明的文学特点：其第一个特点是言情主题。西湖的娟秀山水间本来就是一个筑爱传情的圣地，白娘子、苏小小等诸多美丽的传说与其在西湖的遗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湖文化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及至明末清初，由于“水磨腔”（昆曲）的推波助澜，文学上又处于一个“非情不传”的时代，“西湖梦境小说”多表现爱情题材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之事了。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除《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大团员喜剧题材外，多数为悲剧题材，并且是才子才女爱情的悲剧题材，如历史上的著名才女朱淑真、冯小青的爱情婚姻，都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流行题材，出现了《情史·小青》、《西湖佳话·梅屿恨迹》和《集咏楼》等“冯小青系列小说”。小说中都写到了小青“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以梦境预示着小青的 “落英飘零水中花”爱情悲剧命运。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梦幻手法。如同冯小青的落花梦，运用西湖梦境点染主题，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作者往往把西湖美景与主人公梦境结合起来描写，从而把“天堂”的地域特色与人间的浪漫情调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情史·司马才仲》中，主人公司马才仲“昼寐，梦一美姝牵帷而歌”，二人约定相见。醒来后司马才仲以此美梦入词，续作美姝所歌《黄金缕》：“叙插犀梳亏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小说中梦幻与现实交织，梦境与生活交融，明月、美姝、佳词，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浪漫情调。在这些小说中，爱情组合往往是“姻缘本是梦里定，曾向蟠桃会里来”。如《西湖佳话·断桥情迹》、《警世通言·乐小舍拼生觅偶》、《情史·乐和》、《女才子书·宋琬》中，爱情经历都曾在梦中得到城隍、潮王、观音大士的指点。《救金鲤海龙王报德》中，杨廉夫梦游龙宫，“鼓乐喧天，笙歌鼎沸”，宾主吟诗唱和，龙女献舞敬酒，重逢“日夕忆念”的竹枝娘，梦境中充满了神奇浪漫的氛围。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世俗性与文人化的有机结合，并打着城市化的深深烙印。除《情史》为文言外，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通俗表现形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并且运用的主要是当时的“官话”而非浙江地方方言，基本上都明白如话，妇孺皆懂，从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看，都往往为市井闲人所津津乐道。与此同时，“西湖梦境小说”又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琳琅满目，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湖山水风景的颂扬，以及对男女主人公丰富多彩生活的展现方面。从这个角度看，“西湖梦境小说”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文人案头之作与市井流传之作的有机结合，既所谓雅俗共赏的作品。这种雅俗共赏的风格，很适于表现当时的城市生活场景，乃是城市化小说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化小说的批量涌现，严格说是从晚清开始的，但“西湖梦境小说”却是个例外。没有任何城市像杭州那样，从宋元到明末清初的几百年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得到了如此全面、持久和鲜明地表现。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四个特点是末世情结和怀旧情绪。明末清初乃是一个社会公认的“末世”时代，当时的文人几乎都具有深深地“末世情结”，创作小说时往往将感情寄托在对前朝盛世的怀念与追忆之中，“只将旧有的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梦回西湖”是这些文人怀旧心态的自然流露。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说：“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然而改朝换代后凋敝的西湖面目，又令张岱内心无比失望惆怅，“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所以，张岱笔下的西湖，均为昔日之美景、梦中之印象。将梦境与西湖融为一体，以表达作者对“天堂之梦”的怀恋，对“失落之魂”的感召，因此，在西湖小说的梦境中，人们不时能看到怀旧的影子，梦境也深化了小说的“末世”情结，并使之化为永恒的艺术魅力。

分析了“西湖梦境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小说具有的鲜明时代和地域特点后，我们不妨再来重新阅读和欣赏《红楼梦》。任何不抱偏见的文学研究者都会发现，《红楼梦》本身就具有“西湖梦境小说”的全部特征：第一是其“大旨言情”的主题与“西湖梦境小说”基本一致。“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可以说，《红楼梦》乃是我国小说史上言情的圣经。不仅书中出现的“情僧”本是明末清初著名作家冯梦龙的雅号，并且书中提及的“情痴”、“情悔”、“情缘”、“情孽”、“情种”等提法，均可在《情史》等“西湖梦境小说”中找到出处，书中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悲剧才女的身上，也受到当时以冯小青、吴吴山三妇、蕉园姐妹等悲剧才女事迹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

第二，《红楼梦》的梦幻与现实交织的表现手法，深深打着“西湖梦境小说”创作手法的烙印。《红楼梦》把主人公梦中的“太虚幻境”与现实生活中的大观园结合在一起，来展示才子才女们的爱情生活和感情经历，乃是袭用的“西湖梦境小说”的通常手法，并非作者的独创，只不过《红楼梦》的表现手法显得更高明、更成熟一些罢了。类似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在当时的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书中“太虚幻境”梦里所见的金陵十二钗“册子”，与《西湖二集·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的主人公梦里，看见并经氤氲大使详解的“婚姻簿籍”几乎如出一辙。书中起播弄主人公命运的如梦如幻的“疯和尚”、“跛道人”形象，也深深打着“西湖梦境小说”中济公、葛仙的印记。

第三，《红楼梦》用号称“假语村言”的白话文口语化创作，又洋洋洒洒地大量描写了琴棋书画、灯谜酒令等文人雅事，与“西湖梦境小说”的世俗性与文人化的有机结合特点也完全吻合。在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乃是唯一的一部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写景状物、人物刻画无不打着城市化的深深烙印，书中描写虽以潭潭巨府中宅邸园林生活为主，但也不乏对市井细民生活的生动刻画，主人公及其姐妹们的生活背景均带有城市化的浓重色彩。可以说，与其他“西湖梦境小说”一样，《红楼梦》也是文人案头之作与市井流传之作的有机结合，具有谓雅俗共赏的明显特点。《红楼梦》诞生后的三百年间，之所以既受文人雅士的青睐，也受市井百姓的欢迎，成为古典文学沃土上的一棵常青树，与这个特点不无关系。

第四，《红楼梦》的“末世”情结和怀旧情绪，与其他“西湖梦境小说”如出一辙。作者明确交代，书中只着意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明清之际社会和家族共同面临的“末世”，王熙凤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也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在“作者自云”中也明确交代，创作此书是在一个“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凭记忆写出的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纨绔生活，以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末世”家族中尔虞我诈的重重矛盾；书中为女儿们“闺阁昭传”的故事，也是在作者经历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无限悲痛之后，凭着对昔日姐妹们音容笑貌的回忆记录下来的。书中对大观园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刻画，无不是在身陷“瓦灶绳床”、“阶柳庭花”之际，靠着怀旧情绪从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并通过当时流行的审美建构观念落在纸面上的。

《红楼梦》书中虽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通过“地陷东南”和“三生石畔”，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明末清初时代背景和西子湖畔的地域背景。作者在书中构建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留有西子湖边“吴山大观”和“太虚一点”的深深印记；作者在书中虚构的“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与西子湖畔的宝石山、初阳台、玛瑙坡文化寓意藕断丝连；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描写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芦雪庵、天齐庙、藕香桥、沁芳溪等，其原型洪园、竹窗、花坞、杏花村、秋雪庵、老东岳、梵香桥、流香溪虽然在西溪，但与西湖只是一山之隔，正所谓“三生石畔”，广义上说，西溪文化也是西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湖梦境小说”的重要文化来源地之一。

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解读，都必须正确把握其时代背景、地域背景和文化背景。正由于《红楼梦》隐去了作品的时间地点，所以后世的红学家们才误将其按照曹雪芹生活的时间地点去加以解读，造成了对红楼文化的错误附会。这本来是不应有的误解，因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本不应该按照一个“大胆假设”的作者曹雪芹去削足适履，而应当放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去断代解析。只要我们认真阅读《红楼梦》作品，并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去判断其来龙去脉，自不难发现，《红楼梦》的作者绝非乾隆中叶北京的曹雪芹，而是康熙中叶杭州西子湖畔的洪昇。《红楼梦》绝非包括曹雪芹在内的任何作家灵机一动拍脑门的产物，而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中的文人对“西湖梦境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洪昇作为明末清初杭州出身的文学家，自然要深受“西湖小说”、“西湖戏剧”的影响。洪氏家族世代“诗礼传家”、“累世簪缨”、“素称学海”、“书籍拥专城”，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代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都是“西湖梦境小说”的开山之作，历史上就对“西湖梦境小说”群的形成，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洪昇以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洪顾黄钱四大家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亡经历为背景，以自己家族发生的“天伦之变”、“抄家之难”、“《长生殿》案”，以及蕉园诗社一干姐妹们的悲剧人生为素材，写出感天动地的《红楼梦》，在“西湖梦境小说”大行其道的时代，乃是时代和地域文化催生的顺理成章的文学创作行为。《红楼梦》创作时间较其他“西湖梦境小说”要晚一点，但严格说来，作品本身仍然是“西湖梦境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准确地说，是“西湖梦境小说”在高潮中诞生的绝响之作！

2010年1月

（原载《西子湖畔红楼情》 西泠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外一篇：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

红学界研究《红楼梦》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关系的论文车载斗量，都谈得娓娓动听、头头是道。笔者这篇文章也来谈这个问题，并非有意赶浪潮凑热闹，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关系。这个角度就是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问题：《红楼梦》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究竟是同时代的产物，还是前后相隔很长时间的作品。

这里所说的才子佳人小说，特指清初出现在江南一带的以《玉娇梨》、《平山冷燕》为典型代表的描写才子佳人故事的小说。其创作者天花藏主人，又创作了如《定情人》、《两交婚》、《飞花咏》、《画图缘》、《赛红丝》、《锦疑团》、《麟儿报》、《玉支玑》等一系列才子佳人作品。由于《玉娇梨》、《平山冷燕》两部作品在出版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带动了像槜李烟水散人、惠水安阳酒民、吴中佩蘅子、渭滨笠夫、南岳道人、云阳嗤嗤道人、烟霞散人、烟霞逸士、鶡冠史者、苏庵主人、名教中人、樵云山人、步月主人、龙邱白云道人、白云道人、惜花主人、古吴素庵主人以及大量作品不题撰人的创作大家，诞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品，形成了清朝初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流行高潮。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创作高潮的出现，源于晚明文化气脉在改朝换代后的继续，是对以冯梦龙、凌蒙初为代表的晚明世情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清初文坛上，自有其发生发展并大流行的道理。但才子佳人小说有其先天的缺乏生活、生搬硬造、手法陈腐、陈陈相因的共同缺点，尤其是模式化、程式化的创作手法，使得此类作品共同存在着功能性人物性格千篇一律，语言表达苍白、细节描写粗糙、故事重蹈覆辙等严重缺陷，因此从兴盛之日起就埋下了日后衰落并最终一蹶不振的原因。到康熙中晚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高潮便已成昨日黄花，在文坛上已成为文化人的笑柄了。

《红楼梦》的创作曾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红楼梦》作者对才子佳人小说持轻蔑批判态度也是不容置疑的。《红楼梦》作品中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开卷第一回”交待此书创作缘起时，利用“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才子佳人小说：“历来野史，皆蹈一辙，”“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邪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者，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更不可胜数矣！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是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皆大不近情理之话也！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新奇？我师意为何如？”

二是书中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作者利用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辛辣的批判：贾府过元宵节，贾母要听说书，说书的女先儿开讲《凤求鸾》故事，贾母忙阻止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们猜着了，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女先儿一听便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一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过！便没听过，也猜着了。”贾母随后就这类故事大发了一番议论：“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都没有了。开头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众人听了贾母这一番话，都笑了，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最善于说奉承话的凤姐赶忙走上前来，给贾母斟了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这一回就叫作《掰谎记》”。

《红楼梦》书中这两处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确实捅到了此类文学作品的痛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点：一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老套故事，说书的女先儿刚提个头，听书的贾母就猜到了故事全部内容，这样的书听起来岂不味同嚼蜡？二是远离生活程式化的社会环境，开头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三是缺少个性不近情理的人物性格，这小姐只一见了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四是自相矛盾、非文即理的诗赋语言，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读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都会清楚地感受到，《红楼梦》作者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是那么准确，那么深刻，那么犀利，那么痛快淋漓！

如本文开头所述，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红楼梦》如何批判才子佳人小说，而是要探讨《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事情；换句话说，《红楼梦》究竟创作于什么时间？《红楼梦》是一部描写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小说，作品的创作时代，也就是作者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时代；反过来说，作者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时代，也就是作品的创作时代，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创作并流行于顺治时期和康熙早期，而《红楼梦》的创作年代，据红学界认定的曹雪芹生活年代，乃是在乾隆中叶，二者之间相隔的时间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后的曹雪芹，是否会在书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一百年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值得每个研究《红楼梦》的严肃学者加以深思。

《红楼梦》作者创作中故意隐去了作品的“朝代年纪”，作者并没有交待“石头”与空空道人对话的时间，也没有交待老祖宗贾母掰谎的具体时间；但是，在脂砚斋批语中，确有大量对作者批判才子佳人小说时间的交待。从脂砚斋批语中我们可知，《红楼梦》批书者脂砚斋与作书人，在对待才子佳人小说上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脂砚斋批语中也有大量类似“石头”口吻和贾母掰谎的语言。脂砚斋批判才子佳人小说时，明确交待他看到才子佳人小说的时间是“近日”，也就是说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流行的时间，乃是《红楼梦》作品创作评点的“近日”。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这里不妨就这些有关才子佳人小说的脂砚斋批语进行系统的研究。

脂砚斋批语中经常引用某些古代小说,尤以明代“四大奇书”和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为多。脂砚斋往往将这些小说的情节、人物、语言、性格等与《红楼梦》进行比勘诠释，分析《红楼梦》对这些小说的借鉴与创新之处。脂砚斋对明代“四大奇书”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评价截然不同，批语中提及一些古代小说或戏剧院本，总是标举为“历来小说”、“古今小说”、“世之小说”, 一般持欣赏态度；但论及与《红楼梦》创作时代不远的才子佳人小说，则往往标举为“近之小说”、“近之野史”、“近时小说”、“近日小说”等，一般说来均持批判态度，举例如下：

在《红楼梦》“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一章中，贾雨村出场时,脂砚斋就给其定性为“莽操遗容”，并评论道：“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

在描写娇杏丫头对贾雨村的态度时，脂砚斋批道:“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非近日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之可比。”又云: “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这是雨村目中,又不与后之人相似。”

在谈及林如海对女儿黛玉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时，脂砚斋批道:“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

在论及宝钗诗符合身份时，脂砚斋批道:“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浓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

在称赞史湘云这个人物时，脂砚斋批道:“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

在谈及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尚小时，脂砚斋批道：“浑写一笔更妙!必个个写去则板矣。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

在论及尤氏的德才时，脂砚斋批道：“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在谈及王夫人室内陈设“半旧的”“三字有神”后，脂砚斋批道：“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 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 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 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在谈及“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时，脂砚斋批道:“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 ”

还有一些，就不一一例举了。综观以上脂砚斋批语，且不论其思想内容与《红楼梦》作者批判才子佳人小说之一致，但就批语中所涉及的野史小说而言，无不冠以“近时”、“近日”、“近之”字样。何谓“近时小说”、“近日小说”、“近之小说”？应该是距离《红楼梦》创作评点时间很近的小说，或者是《红楼梦》创作评点时仍然流行于世的小说。就拿当代小说来说吧，改革开放后创作流行的刘心武、莫言、铁凝、贾平凹、陈忠实的小说，现在均可称为“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但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红岩》等小说，似不能称为“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再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巴金、老舍、鲁迅的小说，则更不能称为“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至于清朝末期的《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是什么“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假如我们承认是曹雪芹在乾隆中叶创作《红楼梦》，脂砚斋也是这个时期评点《红楼梦》，那么曹雪芹和脂砚斋把创作出版流行于清朝初年的才子佳人小说称为“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就莫名其妙了！须知，清初的顺治年间和康熙早期，距离曹雪芹生活的乾隆中叶，其间距离有百年之久，就如同今天距离清朝末期的时间差不多。难道我们今天创作或评点文学作品，可以把《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屡次三番地称为“近时小说”或“近日小说”么？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红楼梦》书中作者“石兄”和评点者脂砚斋对“近时”或“近日”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充分证明了《红楼梦》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同时代性。作者和评点者对当时流行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甚为不满，立志创作出一部不同于时的小说。其创作手法避免与“历来野史皆蹈一辙”，力求“不借此套反倒新奇别致”，“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讨偷盟之可比”。这足以说明，《红楼梦》创作只能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同时或稍晚，但决不会晚到一百年后的曹雪芹时期！

笔者从《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这个大前提出发，考证《红楼梦》的初始作者是清初的江南才子洪昇，创作时间是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洪昇的“家难”生活是书中贾府窝里斗故事的创作素材，蕉园姐妹结诗社是书中大观园诗社故事的创作素材，《长生殿》案件是书中东府风月故事的创作素材，康熙四次南巡杭州是书中元妃省亲故事的创作素材，大观楼、太虚楼、三生石以及西溪四大家族园林建筑是书中大观园及太虚幻境的创作素材，从而五位一体地证明了《红楼梦》故事生活素材来源的可靠性。

洪昇出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其青少年时期，正是才子佳人小说大行其道的时期，他的故乡杭州，也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策源地和出版地之一。而洪昇创作《红楼梦》的这个年代，却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流行的尾声时期，江南文坛对才子佳人小说已经厌倦，文人们对小说及戏曲等野史类创作正在寻求新的突破。此时的“石头”、脂砚斋创作评点《红楼梦》，用“近日小说”或“近时小说”评价才子佳人小说，可谓正当时。当然，这个脂砚斋也与一百年后的曹雪芹没有关系，而是洪昇的同时代密友，笔者曾考证其真实身份乃吴仪一及其夫人钱宜，夫妻二人曾评点过《牡丹亭》和《长生殿》，晚年评点老友洪昇的《红楼梦》，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2009年2月

（原载《西子湖畔红楼情》 西泠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