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骂大同所为何来

逄冠卿

笔者一生中与山西大同以及大同人从无过节，看了本文，大同的朋友们不要生气——记得那个写《红学那些人》的张义春先生就是大同人，对土默热红学评价很高，与土默热先生的关系也不错——本文倘有冒犯之处（其实是为大同叫屈，冒犯不到大同朋友），老逄在这里先陪个小心。

与大同从无过节的老逄，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撰文对大同说三道四呢？那是因为笔者与《红楼梦》有缘分，与主流红学有过节。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是科学不是娱乐——２００６中国大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摘要》，有感而发，方撰此文。文章针对的是红学家和曹雪芹，不是针对大同地方和大同人，请不要误解。

报道称：2006年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于８月５日至７日在山西大同云冈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等，中国各省、自治区、市和台湾地区长期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以及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瑞典、西班牙、新加坡、越南等国热衷于红学的学者和朋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的研究员、编辑等共计１８０余人。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巴巴的特意选择在大同召开呢？据会议报道，是因为“大同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缘”。有什么缘分呢？会议认为：“大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曹雪芹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当年为官大同，是曹家功名富贵的开端。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史证。”

会议上红学专家指出：“山西是曹雪芹祖上的发迹之地。曹雪芹的六世祖曹世选原为明朝沈阳官吏，明末，努尔哈赤攻陷沈阳，曹世选被俘后降顺为奴，后隶属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大清建朝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曹世选之子曹振彦（曹雪芹五世祖）、孙曹玺（曹雪芹曾祖父）随摄政王多尔衮至山西大同，平定姜瓖叛乱，建立战功，之后，曹振彦便留在山西做官。故此，山西大同可以说是曹家的发迹之地。”“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

由此看来，红学专家说大同与曹雪芹“有缘”，真实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红学家们要在大同做什么样的红学文章，挖掘曹雪芹与大同什么样的“缘分”啊？史载，清军在大同平定姜瓖叛乱之役，屠杀军民达十多万之众，大同城内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座名城顿成坵墟。对于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上记载：“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在研讨会上，我们的红学家居然厚颜无耻地说出这样的昏话：“史实中曹家参与平叛的是曹振彦父子二人，《红楼梦》书中也是宁荣二公。我们望文生义，宁国公，是因使国安宁之功，荣国公，是因使国繁荣之功，曹振彦功在平叛，不正是使国安宁吗？曹玺任江宁织造，不正是使国繁荣吗”？ 这是不折不扣数典忘祖的汉奸言论！毫无疑问，曹振彦、曹玺父子在大同屠城过程中，双手沾满了大同人民的鲜血。作为凶残的民族叛徒，大同屠城的刽子手，曹振彦、曹玺父子在大同的恶行，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曹氏家族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不能因为他们是曹雪芹的祖先而有所减轻。

如果曹雪芹为他祖先的兽行而感到自豪并写成书中“宁荣二公”的话，那他就绝不配作《红楼梦》的作者，也绝无可能具有《红楼梦》作者那颗“爱博而心劳”的菩萨心肠！如果大同人为自己的城市与曹雪芹的这种关系感到沾沾自喜的话，就像南京人为日本鬼子当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自豪”一样，简直是糊涂油蒙了心。和《红楼梦》拉关系套近乎，也不能挖到筐里就是菜，好坏不分、是非不辨，为屠城的刽子手唱赞歌啊？请问尊敬的红学家们，难道这就是你们津津乐道的大同与曹雪芹的“缘分”么？这就是你们在大同要作的“红学文章”么？

再说说大同与《红楼梦》的“缘分”。《红楼梦》书中明确提及大同的描写只有一处，那就是第七十九回所写的“贾迎春误嫁中山狼”一事。书中说贾迎春之夫孙绍祖是山西大同府人，其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亦系世交”。孙绍祖其人“生的相貌魁伟，身体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贾赦认为孙绍组“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却不料孙绍祖是个忘恩负义、荒淫残暴之辈，“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懦弱的迎春最终受尽折磨屈辱而死。

从这一点看来，《红楼梦》与大同也确实有点关系。但这种关系也不是什么值得红学家津津乐道的好“缘分”，只是一种令人不齿乃至痛恨的“孽缘”罢了；或者说，大同与“曹学”有缘分，与“红学”却绝无缘分。《红楼梦》书中凡涉及地名的描写，大都是虚构的，如长安、大都、胡州、大如州等等，而作者写孙绍祖，为什么偏偏明确写了一个真实地点“大同府”？孙绍组在《红楼梦》故事中绝不是什么好鸟，曹雪芹借孙绍组“骂”大同所为何来？难道一定要让自己的丑恶“家事”与大同和孙绍组联系起来吗？难道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宗写成“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淫魔加野兽吗？

更可笑的是，竟有的红学家在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大胆猜测”：“孙绍组姓孙，曹雪芹的曾祖母也就是那位康熙皇帝的乳母正是姓孙，雪芹不可能不知道，《红楼梦》在此处不避讳而偏用孙姓，是否有点大胆写实的味道？即孙绍组的生活原型正是曹雪芹曾祖母孙氏的本家后人！”这真叫人无话可说——如果曹雪芹是一个连为尊亲避讳都不讲、以辱骂自己祖宗“中山狼、无情兽”为乐事的人，那可真的继承了他的祖先在大同表现出了的恶魔兽性了！怎么能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笔下能写出“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生活的《红楼梦》作者呢？

中山狼孙绍组的案例足以证明，《红楼梦》作者对“大同府”绝无好感，他在书中骂大同而绝不是赞大同，大同人倘若接受这种缘分只会感到灰头土脸而不会扬眉吐气。如果承认曹雪芹祖先与大同的“有缘”，承认孙绍组与曹家祖先“有缘”，那么曹雪芹就绝无可能是《红楼梦》作者！这次大同研讨会上红学家们对这种“缘分”所作的解释完全是荒谬的，南辕北辙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但是，《红楼梦》创作与大同有着某种关系，《红楼梦》作者通过孙绍组表现出对大同素无好感，确实是不容否定的事实，需要红学界对此做出可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的老师土默热先生通过绵密的考证研究，证实了《红楼梦》的真实作者为洪昇。在《“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创作素材考源》一文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孙绍组”及其“大同府”与洪氏家族历史上“金闺妖血”一案的关系，这是他《红楼梦》书中痛骂“中山狼无情兽”的真正原因。大同的朋友们，你们不必为曹雪芹与大同的“孽缘”而悲观，《红楼梦》与大同确实“有缘”，不过这个缘分与曹雪芹无关，而是与江南世族洪氏家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可参看附件）。“金闺妖血”的故事固然不会为大同增光彩，但洪氏家族“诗礼簪缨”的历史文化亦可为大同带来一丝荣光。

在这次大同研讨会上，红学家们还大肆声讨近年来社会上“戏说红楼”，红学研究“庸俗化”、“泛娱乐化”的倾向，异口同声说“学术研究是科学，不是娱乐”，《红楼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请问尊敬的红学家，红学研究“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难道就是你们在会上津津乐道的“大同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缘”么？这次大同研讨会，是一次国际性研讨会，有多国学界朋友参加，中国红学会头面人物悉数出席，红学会会长亲自致开幕词，不可谓不隆重。举全会之力，使出吃奶的劲，去研究“大同与和曹雪芹”的关系，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自己掴自己的嘴巴，甚至是非颠倒，良莠莫辨，牵强附会，不知所云，把脸都丢到国际上去，夫复何言？

2010年6月

附：土默热文章《“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创作素材考源》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创作素材考源

土默热

《红楼梦》中的十二钗都是悲剧下场，贾府三艳迎春、探春、惜春的命运也不例外，但其中命运最悲惨的当属宝玉的二姐姐迎春。迎春是贾赦的女儿，由于庶出，为人老实，又有些木讷，人称“二木头”。在太虚幻境“册子”和“判词”中，是这样形容迎春命运的：判词前“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判词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子系”乃是用拆字法，合成一个“孙”字。“中山狼”乃是专指忘恩负义者的熟典。画面和判词都暗示着迎春将落在一个姓孙的“中山狼”一般恶毒人物手中，短短一年时间就被折磨死了。

书中确实是按照太虚幻境预言来描写迎春命运的。迎春的父亲贾赦一意孤行，将女儿嫁给了一个“并非诗礼名族之裔”的粗鲁武夫、现袭指挥之职的孙绍祖。那“孙绍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你 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迎春回娘家诉苦，贾赦、邢夫人置若罔闻，贾母、王夫人鞭长莫及，只劝迎春忍耐。《红楼梦》前八十回虽然没有最终交待迎春下场，但其在无奈、无助、无诉中悲惨死去的下场，早已不言自明了。

在封建时代的旧中国，不论是平民女子还是贵族小姐，因父母包办婚姻导致所托非偶、造成悲剧下场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像《红楼梦》所写的贾迎春误嫁“中山狼”这样的极端例子并不是很多。作者在“池塘一夜秋风冷”之际，深刻表达出对这个懦弱二姐之“手足情”的同时，对这个“中山狼”孙绍祖也进行了无情鞭笞，并将他的姓名、籍贯、出身、家庭、职务、性格、为人，无不交待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对作者刺激极其强烈的真实生活素材，作者不可能表达出如此强烈的爱憎情绪，也不可能将这个中山狼“无情兽”写得如此丑恶可憎、真实可信。

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按照自己亲身的“所见所闻”，采用“追踪蹑迹”的方法创作而成的，所以，围绕其作者洪昇的人生足迹，考证出“贾迎春误嫁中山狼”故事的创作素材，应非难事。查洪昇故园杭州西溪的历史资料即可发现，“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的故事，就是真实发生在“百年望族”洪国公府中的一桩历史丑闻。这件丑闻不仅洪氏家族清楚，当时的著名文人也知道，曾留下诸多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与洪昇同时稍后的著名诗人厉鹗，在其《洪襄惠公园中峰石歌在钱塘西溪》一诗中便曲折记载了这场悲剧。

厉鹗（1692 ——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浙江钱塘人。厉鹗死后葬于洪昇的故乡西溪花坞，至今西溪秋雪庵仍有“厉杭二公祠”，祀厉鹗与另一著名文人杭世骏。厉鹗出生十二年后洪昇便去世了，严格说他与洪昇并非同时代人，也不可能有过亲密交往。但厉鹗这个人非常注意搜罗洪昇这老一代文人的事迹，在《东城杂记》等诗文中有大量记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厉鹗游西溪，在凭吊了洪园遗址后，写下了一首《洪襄惠公园中峰石歌在钱塘西溪》诗，向世人透露出洪园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首不堪回首的血泪悲歌：

苔梯不扫狐狸迹，崩云上压三十尺。

东风一夜闻履綦，横出残梅点明婳。

当日园开迎贵婿，大凿春池照珠翠。

咸宁侯印竟坠地，七女争妍犹拥髻。

金闺妖血无人见，塞上燕支洗罗荐。

二百年来如抹电，苍石无言泪如霰。

这是一首以歌行体表达思古幽情的怀古诗，诗人面对着洪园荒废后残留的“苍石”，回忆了这块“石头”见证的洪家女儿的一段悲惨历史。诗中在“当日园开迎贵婿”一句后面，有自加小注“仇鸾”二字，说明洪家曾有一段“大凿春池照珠翠”，建园子迎接“贵婿”仇鸾，最后导致“金闺妖血”的历史。“咸宁侯印竟坠地”，所指应是仇鸾被罢黜戮尸的丑恶结局；“七女争妍犹拥髻”，“七子”所指应是“龠，籍，节，笈，筚，笛，箾”七事，代指文人，“拥髻”乃熟典，表示愁苦之意，此句表达洪氏先人曾为此极为愁苦。诗人用“苍石无言泪如霰”一句结束全诗，意思是只有园中残存的“苍石”，无言地见证着这段悲凉的历史。

仇鸾（1506—1552），明代人陕西镇原（今属甘肃）人。祖父仇钺，官都指挥佥事，与洪昇之祖洪钟同殿称臣，弘治、正德年间同时领兵镇压过叛乱。洪钟曾总督四省军事，是仇钺的上司，互相之间有一定交情。后洪钟因功被封为太子太保，刑部尚书。仇钺也论功进都佥事，封咸宁伯。仇钺死后，子仇昌亦病毁，其孙仇鸾嗣侯爵。嘉靖二十九年（1550），仇鸾任大同总兵。时鞑靼首领俺答率部困京师，世宗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赴京防襟。仇鸾畏敌如虎，屡遭败绩，然虚冒战功，加封为太保。嘉靖三十一年，遭朝臣揭发其甘肃失职、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冒功讳败种种不法行状，被朝廷收回大将军印，遂忧惧而死，年四十六。死后又被皇帝“劈棺提尸斩首，九边枭示，并各犯家属人等，明正典刑”。

据王阳明所作洪钟《墓志铭》：洪钟有二子，长澄，次涛；女二，长配漕运参将张奎，次配国子生李基。孙男四人以及一个孙女儿，名字年龄不详。嫁给仇鸾的这个女儿，应是洪澄之女，洪钟之孙女。按年岁、辈分、仇鸾属洪钟的孙辈，又属世谊、两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关于迎春与孙绍祖结亲的描写：“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因未有室，贾赦见是世交之孙，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青目择为东床娇婿”。

仇鸾进京勤王前是大同府总兵，《红楼梦》书中孙绍祖也是“大同府人氏”；仇鸾的祖父是洪钟的军事部下，书中孙绍祖的“祖上”也是“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仇鸾是袭祖父的“咸宁侯”、“指挥佥事”之职，孙绍祖也是“现袭指挥之职”。两家结亲原因都是“算来亦系世交”，《红楼梦》描写的“贾迎春误嫁中山狼”情结，与洪澄之女误嫁仇鸾一事情况完全吻合。《红楼梦》作者为了隐去事情真相，当然不能使用仇鸾的名字，煞费苦心为其命名为“孙绍祖”。究其实，孙绍祖的“孙”并非指其姓孙，而是“孙子”的意思，“绍”是“克绍箕裘”，也就是继承的意思；“祖”当然是祖先，在古汉语中亦作“祖父”的称谓，三个字合起来就是孙子继承爷爷的意思，而仇鸾正是孙子“克绍”爷爷“箕裘”，方得以承袭爵位和官职的，故化其名为“孙绍祖”。

在《明史·仇钺传》后附仇鸾一段：“孙鸾后嗣侯。世宗时，怙尼通边，石练死，爵除”，仅寥寥十五个字。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皇帝处置仇鸾的圣旨今存，诏曰：“朕嗣守丕基，法祖图治。比因丑虏侵扰，边境靡宁，思欲选将练兵，以为攘外安内之计。二十九年，虏入犯京畿，贼臣仇鸾自大同拥兵入卫，要以为功。朕非不识，姑试用之，付以京营戎政之任，假之宠异，冀其感恩改善，为朕讨虏。讵意此逆怀蓄异志，欺诳朕躬，背叛朝廷，通虏结好，求箭纛为号，临阵不与厮杀。二年之间，一卒不练。迹其所为，惟欲合谋乘衅，志图匪细，大逆不道，罪深恶极，天地不容，神人共愤。彼身先殛死，事寻败露。已将通虏人犯勾引情迹，鞫审得实。逆鸾仍劈棺提尸斩首，九边枭示，并各犯家属人等，明正典刑。朕思此逆外假忠名，中藏祸心。非朕烛其险诈，伐其逆谋，几何不蹈宋巨奸之所为者！惟上天赐佑，宗社有灵，灭此祸本，以安邦家。即择吉遣官恭行奏谢南北郊，告谢太庙社稷先圣帝王，特兹诏示。于戏，瘅恶伐罪，国家之宪典具存；福善祸淫，天道之鉴临不爽。播告天下，咸使闻知。”

仇鸾其人在生活上是否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孙绍祖那样，好色，好赌，酗酒，善淫，虐待妻子，于史已不可考。但从史料中对这个人种种不法的记载看，仇鸾个人的道德人品肯定不怎么样。关于仇鸾是否如中山狼那样是忘恩负义之人，还是有线索可循的。《红楼梦》书中交代，贾赦许婚时，贾政却觉得，两家“虽是世交，当年不过是彼祖希慕荣宁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果然，迎春婚后，孙绍祖便指着她的脸说道：“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冀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压着我的头，晚了一辈，不该做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这正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嘴脸。

洪钟乃是儒将，家族世代诗礼传家，而仇鸾祖孙确实是粗鲁的一介武夫，“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洪钟在世时，仇鸾的爷爷乃是其部下，军旅生涯中有些“不能了结之事”，“拜在”上司“门下”摆平，乃是常情。两家结亲后，洪钟与仇钺均已逝，而仇鸾巴结大奸臣严嵩，“候缺题升”“京营戎政”之际，表现出的的确是一副小人得志的“中山狼”猖狂之相。且与其岳父洪澄同朝为官，说出“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压着我的头，晚了一辈，不该做了这门亲”的忘恩负义之话，做出把“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把“略劝过两三次”的妻子，非打即骂，“撵到下房里睡去”的禽兽不如之事，都是极有可能的。洪氏此女是否“一载赴黄梁”，虽缺乏直接证据，但仇鸾坏事后，不仅自己被开棺戮尸，“九边枭示”，“并各犯家属人等”，亦均被“明正典刑”。作为他的妻子，能逃过此劫吗？

根据厉鹗诗中言之凿凿的记载，为了“当日园开迎贵婿”，洪家曾“大凿春池照珠翠”，在洪园中凿池建楼、叠石植梅，着实打扮修饰了一番。昔日乘龙快婿，忽然妖血金闺，成为洪氏家族历史上一段抹不去的耻辱和隐痛。遭此变故，洪澄触景伤情，便离开西溪洪园这个伤心之地，在孤山另筑别业居住。他儿子洪楩到了晚年，才回到故居，构建藏书楼，重新恢复洪园的。据明冯梦祯《〈快雪堂集日记〉卷五十六》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二十日条记载：视“新成‘洪氏花园’，曲池十余亩，周以修竹，大佳。但得方幅，信移居佳处也。” 洪楩的晚年与冯梦祯同时，冯梦祯万历二十六年所视的“新成洪氏花园”，就是这次修葺洪园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厉鹗诗中的记载所言非虚。

清朝初年，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洪氏家族已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境地，随后发生了“天伦之变”，洪昇兄弟离家出走，造成家族“子孙流散”，加之后来发生的“抄家发配”之难，遂造成了百年望族落得一片茫茫白地的结局，“大佳”的洪园从此便荒废了。康熙五十七年（1719）钱塘知县魏原所修《康熙钱塘县志》载：“明刑部尚书洪钟别业。今余地已属他姓，惟小邱犹存；山石玲珑，花树森荫，尚可登眺。”对残破洪园的景象，魏原的记载比厉鹗的记载要早十五年，二者之间的共同点，都是以洪园中残存的山石（苍石）为证，认为其见证了洪氏家族昔日的辉煌和屈辱。联想到《红楼梦》中，要以一块“顽石”来见证作者自己家族“兴衰际遇”、“离合悲欢”的历史，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在洪昇前后经历了“天伦之变”、“抄家之难”、“斥革之辱”三次大的人生灾难，晚年回到故乡后，曾多次重返残破的故园，对景伤情，临风洒泪。《稗畦续集》中，收录了多首记载其在故园残址感受的诗，如《重过虞氏水香居示季弟》、《忆桂》等。诗中写道：“不到栖闲地,惊心四十秋。园经三主易,壁少一诗留。危石仍青嶂,荒祠改画楼。槎桠两枯树,还映小池幽。”“池畔两株桂,年年开暮秋。天香清鹤梦,花影乱鱼游。剪伐归何处?婆娑忆未休。惟余一拳石,似写小山幽。”从诗中不难看出，洪昇也是把故园残存的那块“青嶂”、“危石”（一拳石），当作家族“兴衰际遇”的历史见证，这同《红楼梦》书中关于顽石“记录”家族历史的描写联系起来看，难道仅仅是偶合吗？

当然，洪昇本人其生也晚，并未亲身经历厉鹗诗描写的那段二百年前“当日园开迎贵婿”的历史，但是，作为洪氏家族历史上一段创巨痛深的旧闻，又有洪园的“苍石”可证，洪昇应是清楚的。洪昇晚年结庐孤山，筑“稗畦草堂”之地，就是在洪澄当年为女儿“误嫁中山狼”而逃离西溪洪园、在孤山另筑的别业遗址上。在洪澄的伤心之地，写其伤心之事，乃是不言之理。洪澄、洪涛为洪昇的五世祖，洪昇一支乃洪涛之后，按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训，洪昇在《红楼梦》中将宗祠中“宁荣二公”写作“贾源、贾演（一作贾法）”，与洪澄、洪涛的名字同用水字旁，说明他在小说创作中也不是随意命名的。

当日“误嫁中山狼”仇鸾的洪澄之女，乃是洪昇的高祖辈老姑奶奶，当然不是他的姐妹；但在洪昇的姐妹中，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误嫁中山狼”事件，而导致洪昇在写作迎春这个人物时产生联想、借古喻今呢？答案是肯定的。洪昇的父母所出共兄弟三人，姐妹二人，其中洪昇和“二爷”洪昌为嫡出，余均庶出，与《红楼梦》中所写的贾珠、宝玉、贾环、迎春、探春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由于“鶺鸰之悲、棠棣之威”的原因，“天伦之变”时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二弟洪昌在漂泊中青年早逝；两个妹妹先后出嫁，由于所托非偶，也双双年轻轻地惨死外地“暴骨他乡”。

洪昇与两个庶出的妹妹感情甚笃，曾写诗“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赞美两个妹妹才貌双全，诗画俱佳。自己和二弟离家出走后，两个妹妹先后嫁人，听说婚后生活并不幸福，洪昇内心感受可想而知，他曾在诗中写道：“自闻吟柳絮，畏作大雷书”。“大雷书”用李白之典，乃是代指写给妹妹的书信。这句诗的意思是：自从听到妹妹所写的《柳絮诗（或词）》后，自己都害怕再给妹妹写信了。害怕什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中的《柳絮词》，就什么都明白了：“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逐对成逑。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是否是洪昇妹妹的“吟柳絮”作品，于史无征，但可以肯定的是，遥想“嫁与东风春不管”的两个妹妹，兄长洪昇爱莫能助之际，又怎么忍心去写“大雷书”呢？

洪昇晚年收葬了二弟的遗骨，并将自己的次子洪之益过继到这个“二爷”名下继承香烟。事后作《己卯冬日代嗣子之益营葬仲弟昌及弟妇孙，事竣述哀四首》诗，其三为: “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糜躯归烈焰，暴骨在他乡。降罚天昏醉，招魂地渺茫。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两个可亲可爱的妹妹，都由于“误嫁中山狼”而惨死了，二弟的骸骨自己还可以收葬入祖坟，而两个妹妹则只能“糜躯归烈焰，暴骨在他乡”，连为其“招魂”都是一片“渺茫”。作为长兄的洪昇，此时此刻斧劈刀绞般的心境，又怎么能用恰当的词汇表达得出来呢？

洪昇晚年居住在“茅檐蓬牖、阶柳庭花”的孤山稗畦草堂，在这种“葬弟哭妹”心境下，为了表现家族“天伦之变”而创作的《红楼梦》，让故园中那块顽石作为见证，去叙述家族昔日“离合悲欢”的故事，以“二爷”作为男主人公，以两个妹妹作为迎、探姐妹原型，去写他们（她们）年青时在故园中的生活，借以表达自己的“襟怀笔墨”。在写到懦弱迎春出嫁惨死情节时，借用了祖上发生的“误嫁中山狼”故事，不是小说家言常用的故技么？当然，作品中还同时收录了自己的表姐妹“蕉园诗社”十二钗的故事，以便在记叙家族故事的同时为“闺阁昭传”。这同《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的叙述毫无二致，难道还有比这更充分的《红楼梦》创作冲动和选材理由吗？

关于洪氏家族“天伦之变”的故事，以及“蕉园诗社”的故事，笔者在《土默热红学》三卷本及《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中已有详尽考证，此不赘述。本文部分借鉴了“余游天下”的博客文章《洪钟别业——洪园及其秘事初探》，在此谨致谢意。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