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红楼梦》应多一点文化感悟

秦轩

不论是旧红学的索隐还是新红学的考证，百年红学对《红楼梦》的诸多诠释，多纠结于对书中故事人物底事的研究。这样研究对于普通小说而言并无不妥，而《红楼梦》却是一部抒情重于叙事、刻画重于铺陈的独特小说，本质上是一首诗，因此对《红楼梦》的正确领悟，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搞清其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而在于对其文化底蕴的深切感受，以产生“子野清歌”式的文化共振和心理共鸣。

我的恩师土默热先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金粉红楼世族梦》、《花柳红楼温柔梦》，就是对《红楼梦》文化底蕴加以灵性感悟的杰作。文章以极为深沉的感触和极为优美的文笔，生动地阐释了《红楼梦》的本质特征和文化源流，对于广大读者正确领悟红楼文化极为重要。今天再将此文贴在这里，以期引起红学界朋友的重视，共赴红楼文化大观园采撷文化芳草，就算能为此问题展开一场争鸣也好。

2013年1月12日

               金粉红楼世族梦

                     土默热

每当手持《红楼梦》徘徊于花前月下，掩卷冥思那个每日“闲愁胡恨”不已的“绛洞花王”贾宝玉之际，便总有那么几个与之同病相怜者相伴涌上心头：陈叔宝，李后主，昭明太子……。他们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文造诣不同凡响，虽没有治国理家的雄才大略，却不乏悠游于鲜花美女之间的万种闲情，千般旖旎。他们以秾艳哀婉的诗词歌赋，抒发了亡国破家之际的无尽感伤。古往今来，人们没有更多地去谴责他们作为“末世”人主的无能和庸懦，却不时面对他们“人生长恨水长东”的亡国诗人感伤之作，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

读一读《红楼梦》中的《枉凝眉》、《好了歌》、《红豆曲》，再读一读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相见欢》、《虞美人》、《浪淘沙》吧——任谁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心理共振与共鸣：“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春花秋月”、“雕栏玉砌”与“故国情思”、“离愁别绪”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诗人笔下的感伤总是共存并互通的缕缕血痕与泪痕。

《红楼梦》太过柔美了，那是足以叫人心碎的弱柳扶风之美，柔美中又带着些许孱弱，些许哀怨，些许感伤，任何具有文学感悟能力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繁华“末世”衰亡时期无可奈何的哀婉之音。这种纤弱、秾艳、哀伤之情，源自于对末世浮华的病态依恋，源自于繁华一梦破碎之际的无尽哀怨。从这个意义上看，《红楼梦》作者抒发的“末世”感伤，与陈后主、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哀思，应该同为“末世”环境下顾影自怜的一种的文学呓语。这种文学风格源自于从六朝、五代、南宋直至晚明绵绵不绝的那种江南文化气脉，金粉浮华中的放纵、女性情结下的眷恋以及梦幻破灭后的哀怨，乃是这一文化气脉的三大典型特征，也是《红楼梦》文学气质的三大特征，正如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云：“江南之士，轻薄奢侈，梁陈诸帝之遗风也。”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乃是红楼诸美之居停，其自身也是唯美之园林建筑。史载，南朝至德二年，陈帝叔宝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廉，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看了这则史料，您不感觉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吗？贾宝玉的大观园何异于陈叔宝光照殿前的人间仙境？陈后主与张丽华以及龚、孔妃嫔等分别居住在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并复道交相往来，与宝、钗、黛分别居住在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并复道交相往来，又何其相似乃尔！

江南文化是一个以“美”为中心的精致文化，是文人雅士们把真善融铸为美的文化。在千年绵延的文化长河中，江南文化先后出现了四次璀璨瑰丽的波峰：第一次波峰是六朝金粉。《昭明文选》的文采之美，《文心雕龙》的文心之美，《世说新语》的文人之美，共同构成了飘逸潇洒、玉树临风的南朝文化之美。第二次波峰是五代南唐。冠带诗书的“元和之风”，翕然大肆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以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为代表的感伤、婉约、精致的凄美词风，开启了此后江南文人感伤抒情的文化传统。第三次波峰是南宋偏安。文人士子们在经历了“胡尘卷地，南走炎荒”的精神阵痛后，在前朝或华丽或疏狂或隐逸的文化背景上，又印上了一抹沉痛、感伤的民族色彩。集江南文化大成的第四次波峰是明末清初。将六朝的精致之美、南唐的凄婉之美，南宋的感伤之美，置于一炉熔铸为“情本文化”之美。而《红楼梦》恰恰是这个“情教”流行时代的产物，是把“情”之一字渲染为天下至美的哀婉之歌。

我们把明末清初这一文化现象称为“晚明文化气脉”，最先感觉到《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联系的是徐晋如教授，他说：“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虽然徐晋如教授并不完全是从正面看待《红楼梦》据以产生的文化气脉的，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与“金粉浮华”、“极度女性化”之江南文化的渊源关系。晚明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江南文化标志就是昆曲与歌行体，故亦可称《红楼梦》为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

在江南文化千百年来的累累堆积下，金陵、杭州、姑苏逐步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也可谓江南文化的三座高峰；《红楼梦》中的十二钗皆以“金陵”冠名，僧尼与戏子多来自苏州，而男女主人公则出身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绝非作者信笔所至的无意安排。作者所谓的“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乃是杭州山水与人文的特指，也是对江南文化世族特征的艺术概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江南文化乃是江南世族的文化。鲁迅先生说，呼吸领略大观园内“悲凉之气，遍布华林”者，唯有贾宝玉一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乃是江南文化的优秀继承人，同时也是江南世族无可救药的糟糕继业者。东晋时期的“王谢堂前燕”，千百年来并未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径直飞到了明末清初“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厅堂。在清廷的铁蹄踏上草长莺飞的江南大地后，由于“奏销案”、“明史案”、“通海案”、“哭庙案”等四大案的残酷打击，江南世族的历史方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谢幕，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呱呱坠地于此时此刻，正所谓江南文化在高潮中的谢幕曲，也是江南世族末世绝望中如泣如诉的挽歌。

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自古以来就十分鲜明：北方山河雄壮巍峨，西风塞外，铁马金戈，呈现出的是一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阳刚文化之美；江南山河葱茏清秀，枯藤古木，小桥流水，呈现出的是一种温柔旖旎、丝竹笙歌的阴柔之美。这种泾渭分明的美学特色，体现在小说戏剧、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混同的文化表现形式。《红楼梦》不论是在文学诗词、书画金石上，还是在园林建筑、饮食起居上，体现的都是江南文人那种儒雅含蓄、精致唯美的情趣追求；《红楼梦》作者所展示出的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精湛融通的艺术才华，圆通透彻的灵根悟性，都带有江南文人雅士的深深印痕，决非北方旗人出身的曹雪芹所能道也。要想读懂《红楼梦》，必须要懂得江南世族在晓风残月、花间柳下的金粉浮华生活，必须懂得六朝、南唐、南宋、晚明诸多末世文化氛围下江南文人的心理。在沙尘暴笼罩下的北京十七间半曹氏故居中，是悟不出《红楼梦》的文化底蕴的。

《红楼梦》的表象是一部小说，本质却是一首诗。诗无达诂，不能解，只能悟。不论读《红楼梦》还是评《红楼梦》，都不应该强作解人，必须做诗人心境下的心灵“感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红楼梦》迥然有别于其它小说：传统小说旨在叙事，《红楼梦》却旨在抒情；传统小说重在描写，《红楼梦》却重在刻画，书中几乎所有意象的表达都是为抒发作者之情而服务的。作者对于那种纤弱绮丽之美的鲜活灵动渲染，为全书塑造了一种浓烈的诗情画意。这正是在我国江南这方神奇土地上潜伏隐跃的古典文化的最佳展示，正是以对诗情画意的感悟为灵魂的江南文化的最好诠释。《世说新语》里说有一个叫桓子野的人，“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旦听到野外有人唱歌，他就要想哭，就捶首顿足地说：“怎么办？怎么办？” 读《红楼梦》倘若读出了桓子野的境界，读出了江南文化长歌当哭的那种感觉，可以说算是进入了“悟”的境界。那种在北京西山“曹家店”中所做的“索隐”及“考证”，都可以休矣。

                                        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

花柳红楼温柔梦

                         土默热

《红楼梦》中的绛珠仙子、神瑛侍者和“一干冤孽”，受警幻仙姑委托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播弄命运，托生在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古往今来繁华富贵之地天南海北并不少见，但繁华而又必须是花柳式的繁华，富贵而又必须是温柔式的富贵，就似乎并不多见了。

《红楼梦》是怎样诠释这个以花柳和温柔为主要特征的繁华富贵之乡的风雅生活呢？简而言之，红楼一梦就是富室闺阁中那些聪明灵秀的少男少女，在情窦初开的人生黄金时刻，于山堂水榭、花间柳下所作的一场温柔富贵、旖旎风雅之梦，一场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到千红一哭、万境归空的青春与人生幻灭之梦。

红学历来多争议，但对红楼一梦是一场充满了女人味、脂粉气的梦，却无人反对。不仅梦中的女儿都是有血有肉的温柔之躯和多情之灵，梦中的男人也满身沾染着脂粉气。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出生后抓周，居然只选一些择钗环脂粉之类。被宝玉引为同类的秦钟、琪官、柳湘莲一流，也莫不是满身散发着女儿气的男人。

红楼一梦是一场水一样柔情的梦。梦中的女儿们无不和水有着不解之缘，她们不仅在篱畔水边谱写了一个个温柔风雅的故事，而且从根本上说每个人都是水做的骨肉。那个在女儿间怜香惜玉播撒万种柔情的穿花蝴蝶，干脆就说见了女儿感到清爽，见了男人则感觉浊臭逼人，立志下辈子一定托生女儿身。

红楼一梦是一场在花间柳下演绎的梦。花是女儿女儿花，人面桃花相映红，梦中的女儿不仅人人以桃花、荷花、桂花、梅花自譬，整日价忙于爱花、惜花、咏花、画花的旖旎花事，那发生在大观园内一年四季中一幕幕葬花扑蝶的悲喜剧，也莫不是在花间柳下由花和女儿们共同酝酿和演出的梦幻人生。

水、花柳和女儿，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谱写了红楼悲歌，共同绘就了红楼幻梦。《红楼梦》是唯美的——美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红楼梦》之美，当然属于温柔美、女性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红楼梦》与她的男女主人公，似乎有点太过柔美了——美得让人心醉，柔得让人心碎。

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极度女性化的文学作品——诚哉斯言。女性化而达到极致，乃是一种西子捧心之美，苏小埋玉之美，梁祝化蝶之美，白蛇断桥之美——这种悲剧的美，遗憾的美，这种病态的美，凄婉的美，只能孕育并诞生在一个看见月阙花残便要临风洒泪的江南温柔土壤和世族香艳环境之中。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有一座极度女性化的城市，才能够催生红楼一梦；只有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才能够孕育红楼一梦；只有一位极度女性化的作家，才能够分娩红楼一梦。解读《红楼梦》，只需要在花前月下作文化品味，不需要繁琐沉重的历史考证——文化底蕴的探究，才是红楼之本、红学之源。

《红楼梦》虽然刻意隐去了故事发生的事件地点，但作者却从未存心欺骗读者，而是明确地告诉列位看官：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就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就来自宝石流霞的“赤霞宫”中。赤霞宫和三生石，已经明确无误地注定了一干冤孽的托生之乡，圈定了红楼梦境的发生之地。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地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诗人苏东坡别出心裁地把这座城市的西湖，比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人之首西施，不仅为西湖增添了一个女人化的“西子湖”雅号，也为这座城市揭示出了极度女性化的人文特征。

在断桥雨中邂逅的许仙与白娘子，在万松书院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西泠桥上乘坐油壁车青骢马的苏小小和阮郁，在孤山别墅冷雨幽窗下焚稿的冯小青……，西子湖盛满的不仅仅是一池碧水，有史以来就注入了太多太多美丽哀婉的传说。而这每一个香艳传说的主角，都是儿女情长的悲剧女儿。

那位低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朱淑真，那位浅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那位写出“弹词中第一部奇书”《再生缘》的陈端生，那位画出“天女花、云孙锦，非人间所易得”神品的梁孟昭，也莫不是这座城市的才女——西子湖畔的美女，从来都是灵与肉统一的才女。

最起码从南宋那个时代起，这里的人们便认为，天地间灵秀之气，不钟情于须眉男子，而钟情于柔情女儿。那个令天下男人都感觉似乎有点太丢面子的许仙，并不曾使西湖儿女有多少反感，也没有人为白蛇青蛇的妖魔形象而感到毛骨悚然，反而是那个水漫金山、镇压蛇妖的大男人法海，在这里却始终被看成是一个恶棍。

也许是太过柔美之故，这里历史上或许不曾出现过几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英雄，但却是古往今来众多英雄最钟情的托骨之地——壮怀激烈的岳庙，乾坤再造的于坟，日月双悬的张煌言墓……。千百年来是这里的软山碧水，以其那女性化特有的温柔，一直在拥抱着英雄们那受伤滴血的身躯，抚慰着那痛心疾首的亡灵。

这座极度女性化的城市是哪里？著名文学家易中天认为，城市的性格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区分。男性化城市一般在大漠西风塞外的北国，而女性化城市则大多在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而其中最典型的城市，似乎就是三生石畔那座以水作为骨肉的杭州。

千百年来，杭州就像一个美女，一直“花枝招展着，笑着，走着”，直到今天。记得在2003年，有好事者曾发起评选“中国最具性格魅力的城市”，居然将花柳繁华的杭州列为全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在这个似褒似贬的结论问世之际，旁人的感受不得而知，相信大多数杭州人的表情都是会心一笑，并欣然接受。

杭州不仅是一座由女人的故事堆砌起来的城市，她的山水花柳，风土人情，也无处不透出特有的女人味道。易中天先生这样形容：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脉脉，苏堤春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浪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就连那“丝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生活，也无不女气十足。

杭州女儿之所以是水做的骨肉，是因为杭州本身就是一座水做骨肉的城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西子湖的水，流香溪的水，大运河的水，钱塘江水，虎跑泉水，九溪十八涧的水，也许还包括古往今来无数女儿那滔滔不绝的泪水，共同滋润着杭州女儿香艳的骨肉，灌溉着杭州的花柳繁华，孕育着杭州的温柔富贵。

杭州的美女和水从来就密不可分，似乎从每个人白皙的皮肤中都能掐出水来。水的性情，水的意境，水的质地，正是杭州女子的象征。正因为水的氤氲，才有了“湖山此地曾埋玉”，才有了“淡妆浓抹总相宜”，才有了“吴娃双舞醉芙蓉”。“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恰便是山水和蛾眉在杭州的交相融汇、相得益彰。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这幅著名的西湖联语，既是杭州以水为主脉之山水风景的写照，也是杭州女儿水做骨肉的白描。半道春红，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六桥梅香，马塍花窠，三山香市，六朝烟柳，南宋御苑，古往今来一年四季的花月无间，使杭州的每一寸土地都透出浓浓的胭脂味。

聪明灵秀只是杭州山水和女儿的表象，其文化底蕴的深处却是温柔多情。“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鬃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从苏小西泠结同心起，历经梁祝化蝶、白蛇许仙，小青照水……，使杭州成了一座融情铸爱的圣地，温柔旖旎的天堂，似乎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可以在爱情题材上与杭州敢于比肩。

女儿、花柳和水交织在一起，铸就了杭州极度女性化的风韵，也催生了《红楼梦》中那水做骨肉的“一干冤孽”降世临凡。就在“地陷东南”的明末清初，三生石畔的西子湖和流香溪两岸，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中，有十二个水做骨肉、聪明灵秀的女儿，结成了两期蕉园女子诗社，演绎出《红楼梦》中大观园女儿的生活素材。

在这个极度女性化的城市，又恰逢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从中国莎士比亚汤显祖的《牡丹亭》，到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歌颂水做骨肉的女儿遂成了一代文人骚客在花柳繁华地的不二选择，“非情不传”也就成了温柔富贵乡创作戏剧小说的不二法门。《红楼梦》的极度女性化，正是这一特定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特征。

三生石畔的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也是一个从六朝南宋以来极度女性化的江南世族。明清改朝换代使他们面临着末世的阵痛，但历经千百年的昌明隆盛、诗礼簪缨，积聚起来的温柔敦厚世族文化，仍然为《红楼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风雅素材。再由一个极度女性化的风流才子笔之成帙，《红楼梦》的诞生就势所必然了。

在一座极度女性化的城市，在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由一位极度女性化的才子，创作了一部极度女性化的小说——这座城市就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这个时代就是“地陷东南”时的明清鼎革之后，这位才子就是《长生殿》、《四婵娟》的作者洪昉思，这部小说就是感天动地万古不磨的《红楼梦》！

201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