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西湖梦境小说

土默热

    梅花只能怒放在冬季的江南，梨花只能绽放在春天的北国，就如同特定的土壤、阳光、水分孕育出特定品类的鲜花一样，任何小说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的产物，脱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突兀出现的天才小说是没有的，天外来客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过去，红学界一直把《红楼梦》放在乾隆中叶、盛世文化、旗人家庭、北京背景下来解读，结果是“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语），这是因为红学家们受曹雪芹作者说的误导，误读了《红楼梦》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红楼梦》还原回明末清初、末世挽歌、江南世族、三生石畔的文化背景下来解读，小说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便都会鲜活地跃然眼前了，自然就“越研究越明白”。

如果说《红楼梦》不是突兀出现的天外来客，那么在明末清初的杭州西子湖畔，是否存在着一个足以孕育催生《红楼梦》的特定文化沃土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特定的文化沃土，就是文学界特指的“西湖小说”和“西湖戏剧”。关于《红楼梦》与“西湖戏剧”的关系，笔者在《〈红楼梦〉文学背景考证》、《〈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等文章中已有详尽阐述，本文重点论述一下《红楼梦》与“西湖梦境小说”的关系。本文参阅并吸纳了胡海义、 田小兵先生的《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刘勇强先生的《晚明“西湖小说”及其源流——兼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台湾林雅芬女士的硕士论文《“西湖小说”之研究》等文章和专著的某些观点和素材，在此首先表示感谢。

所谓“西湖梦境小说”，特指集中创作于明末清初的以杭州特别是为西湖为故事场景，以家庭生活特别是爱情经历为主要素材，以梦幻和现实交织手法创作的小说。“西湖小说”一词最初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谈迁提出的，他在《北游录·纪邮上》中说杭州人周清源“尝撰西湖小说（狭义的‘西湖小说’，专指《西湖二集》——笔者注）。噫！施耐庵岂足法哉”，说明“西湖小说”的影响在当时就足以媲美《水浒传》。广义上的“西湖小说”，应包括“三言二拍”、《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型世言》、《十二楼》等白话短篇小说，《情史》等文言小说和《麴头陀传》、《集咏楼》、《鸳鸯佩》等章回体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组具有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品貌的小说作品群。

“西湖梦境小说”的创作流传由来已久，在宋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历经元明两代，至晚明与清初达到了高潮。大约刻印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共收录宋元明三代的短篇小说六十篇，其中就有《西湖三塔记》等多篇“西湖梦境小说”的雏形代作品。从明天启年间到清朝康熙中前期，乃是“西湖梦境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兴盛时期，“三言二拍”、《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型世言》、《十二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正是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行其道的时期，出现于杭州的“啸花轩”小说出版发行现象，以及冯梦龙、凌濛初、周清源、李笠翁等“吴越作家群”的形成，乃是“西湖梦境小说”在此时此地得以兴盛的催化剂。清中叶以后，便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西湖梦境小说”作家及作品群出现了。

有别于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域的小说，“西湖梦境小说”具有极为独特而又鲜明的文学特点：其第一个特点是言情主题。西湖的娟秀山水本来就是一个筑爱传情的圣地，白娘子、苏小小等诸多美丽的传说与其在西湖的遗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湖文化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及至明末清初，由于“水磨腔”（昆曲）的推波助澜，文学上又处于一个“非情不传”的时代，“西湖梦境小说”多表现爱情题材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之事了。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除《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大团员喜剧题材外，多数为悲剧题材，并且是才子才女爱情的悲剧题材，如历史上的著名才女朱淑真、冯小青的爱情婚姻，都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流行题材，出现了《情史·小青》、《西湖佳话·梅屿恨迹》和《集咏楼》等“冯小青”系列小说。小说中都写到了小青“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以梦境预示着小青的 “落英飘零水中花”爱情悲剧命运。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梦幻手法技巧。如同冯小青的“落花梦”，巧妙地运用西湖梦境点染主题，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作者往往把西湖美景与主人公梦境结合起来描写，从而把“天堂”的地域特色与人间的浪漫情调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情史·司马才仲》中，主人公司马才仲“昼寐，梦一美姝牵帷而歌”，二人约定相见。醒来后司马才仲以此美梦入词，续作美姝所歌《黄金缕》：“叙插犀梳亏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小说中梦幻与现实交织，梦境与生活交融，明月、美姝、佳词，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浪漫情调。在这些小说中，爱情组合往往是“姻缘本是梦里定，曾向蟠桃会里来”。如《西湖佳话·断桥情迹》、《警世通言·乐小舍拼生觅偶》、《情史·乐和》、《女才子书·宋琬》中，爱情经历都曾在梦中得到城隍、潮王、观音大士的指点。《救金鲤海龙王报德》中，杨廉夫梦游龙宫，“鼓乐喧天，笙歌鼎沸”，宾主吟诗唱和，龙女献舞敬酒，重逢“日夕忆念”的竹枝娘，梦境中充满了神奇浪漫的氛围。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世俗性与文人化的有机结合，并打上了城市化的深深烙印。除《情史》为文言外，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通俗表现形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并且运用的主要是当时的“官话”而非浙江地方方言，基本上都明白如话，妇孺皆懂，从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看，都往往为市井闲人所津津乐道。与此同时，“西湖梦境小说”又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琳琅满目，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湖山水风景的颂扬，以及对男女主人公丰富多彩生活的展现方面。从这个角度看，“西湖梦境小说”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文人案头之作与市井流传之作的有机结合，既所谓雅俗共赏的作品。这种雅俗共赏的风格，很适于表现当时的城市生活场景，乃是城市化小说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化小说的批量涌现，严格说是从晚清开始的，但“西湖梦境小说”却是个例外。没有任何城市像杭州那样，从宋元到明末清初的几百年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得到了如此全面、持久和鲜明地表现。

“西湖梦境小说”的第四个特点是深深的末世情结和浓郁的怀旧情绪。明末清初乃是一个社会公认的“末世”时代，当时的文人几乎都具有深深地“末世情结”，创作小说时往往将感情寄托在对前朝盛世的怀念与追忆之中，“只将旧有的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梦回西湖”是这些文人怀旧心态的自然流露。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说：“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然而改朝换代后凋敝的西湖面目，又令张岱内心无比失望惆怅，“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所以，张岱笔下的西湖，均为昔日之美景、梦中之印象。将梦境与西湖融为一体，以表达作者对“天堂之梦”的怀恋，对“失落之魂”的感召，因此，在西湖小说的梦境中，人们不时能看到怀旧的影子，梦境也深化了小说的“末世”情结，并使之化为永恒的艺术魅力。

分析了“西湖梦境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小说具有的鲜明时代和地域特点后，我们不妨再来重新阅读和欣赏《红楼梦》。任何不抱偏见的文学研究者都会发现，《红楼梦》本身就具有“西湖梦境小说”的全部特征：第一是其“大旨言情”的主题与“西湖梦境小说”基本一致。“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可以说，《红楼梦》乃是我国小说史上言情的圣经。不仅书中出现的“情僧”本是明末清初著名作家冯梦龙的雅号，并且书中提及的“情痴”、“情悔”、“情缘”、“情孽”、“情种”等提法，均可在《情史》等“西湖梦境小说”中找到出处，书中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悲剧才女的身上，也受到当时以冯小青、吴吴山三妇、蕉园姐妹等悲剧才女事迹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

第二，《红楼梦》的梦幻与现实交织的表现手法，深深打着“西湖梦境小说”创作手法的烙印。《红楼梦》把主人公梦中的“太虚幻境”与现实生活中的大观园结合在一起，来展示才子才女们的爱情生活和感情经历，乃是袭用的“西湖梦境小说”的通常手法，并非作者的独创，只不过《红楼梦》的表现手法显得更高明、更成熟一些罢了。类似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在当时的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书中“太虚幻境”梦里所见的金陵十二钗“册子”，与《西湖二集·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的主人公梦里，看见并经氤氲大使详解的“婚姻簿籍”几乎如出一辙。书中起播弄主人公命运的的如梦如幻的“疯和尚”、“跛道人”形象，也深深打着“西湖梦境小说”中济公、葛仙的印记。

第三，《红楼梦》用号称“假语村言”的白话文口语化创作，又洋洋洒洒地大量描写了琴棋书画、灯谜酒令等文人雅事，与“西湖梦境小说”的世俗性与文人化的有机结合特点也完全吻合。在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乃是唯一的一部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写景状物、人物刻画无不打着城市化的深深烙印，书中描写虽以潭潭巨府中宅邸园林生活为主，但也不乏对市井细民生活的生动刻画，主人公及其姐妹们的生活背景均带有城市化的浓重色彩。可以说，与其他“西湖梦境小说”一样，《红楼梦》也是文人案头之作与市井流传之作的有机结合，具有谓雅俗共赏的明显特点。《红楼梦》诞生后的三百年间，之所以既受文人雅士的青睐，也受市井百姓的欢迎，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棵常青树，与这个特点不无关系。

第四，《红楼梦》的“末世”情结和怀旧情绪，与其他“西湖梦境小说”如出一辙。作者明确交代，书中只着意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明清之际社会和家族共同面临的“末世”，王熙凤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也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在“作者自云”中也明确交代，创作此书是在一个“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凭记忆写出的自己青少年时期在天堂般故园中的风雅生活，以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末世”家族中尔虞我诈的重重矛盾；书中为女儿们“闺阁昭传”的故事，也是在作者经历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无限悲痛之后，凭着对昔日姐妹们音容笑貌的回忆记录下来的。书中对大观园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刻画，无不是在身陷“瓦灶绳床”、“阶柳庭花”之际，靠着怀旧情绪从梦幻般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并通过当时流行的文学创作审美建构观念落在纸面上的。

《红楼梦》书中虽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通过“末世”和“三生石畔”，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明末清初时代背景和西子湖畔的地域背景。作者在书中构建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留有西子湖边“吴山大观”和“太虚一点”的深深印记；作者在书中虚构的“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与西子湖畔的宝石山、初阳台、玛瑙坡藕断丝连；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描写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芦雪庵、天齐庙、藕香桥、沁芳溪等，其原型洪园、竹窗、花坞、杏花村、秋雪庵、老东岳、梵香桥、流香溪虽然在西溪，但与西湖只是一山之隔，正所谓“三生石畔”，广义上说，西溪文化也是西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湖梦境小说”的重要文化来源。

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解读，都必须正确把握其时代背景、地域背景和文化背景。正由于《红楼梦》隐去了作品的时间地点，所以后世的红学家们才误将其按照曹雪芹生活的时间地点去加以解读，造成了对红楼文化的种种错误附会，甚至荒谬地将《红楼梦》读成了表现“旗人文化”的“京味小说”。这本来是不应有的误解，因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本不应该按照一个“大胆假设”的作者曹雪芹去削足适履，而应当放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去断代解析。只要我们认真阅读《红楼梦》作品，并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去判断其来龙去脉，自不难发现，《红楼梦》的作者绝非乾隆中叶北京的曹雪芹，而是康熙中叶杭州西子湖畔的洪昇。《红楼梦》绝非包括曹雪芹在内的任何作家灵机一动拍脑门的产物，而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中的文人对“西湖梦境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洪昇作为明末清初杭州世族出身的大诗人和文学家，自然要深受“西湖小说”、“西湖戏剧”的影响。洪氏家族世代“诗礼传家”、“累叶清华”、“累世簪缨”、“书籍拥专城”，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代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都是“西湖梦境小说”的开山之作，历史上就对“西湖梦境小说”群的形成，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洪昇以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杭州的洪黄钱顾四大家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亡经历为背景，以自己家族发生的“天伦之变”、“抄家之难”、“《长生殿》案”，以及蕉园诗社一干姐妹们的悲剧人生为素材，写出感天动地的《红楼梦》，在“西湖梦境小说”大行其道的时代，乃是时代和地域文化催生的顺理成章的文学创作行为。《红楼梦》创作时间虽然较其他“西湖梦境小说”要晚一点，但严格说来，作品本身仍然是“西湖梦境小说”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准确地说，应该是“西湖梦境小说”在高潮中谢幕的绝响之作！

2010年1月29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