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红楼梦》的版本源流研究，在当今的红学诸多领域中，是个最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特别是在脂砚斋研究方面，红学界争论非常激烈，以冯其庸、蔡义江为代表的“拥脂派”，与以欧阳健、克非为代表的“反脂派”，争论得面红耳赤，互相间几挥老拳，也算红学界一大“具有中国特色”的荒诞场景吧。

客观地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红楼梦》版本，最早的大概要数乾隆中期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所谓“三脂本”了。但“三脂本”自身的疑问太多，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其他不说，就说两个最难解释的基本问题吧。其一，甲戌本的系年是乾隆十九年，如果曹雪芹已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那么他创作《红楼梦》的时间必然要开始于乾隆九年——我们的红学家们正是这样考证《红楼梦》的创作时间的。问题是乾隆九年曹雪芹年纪还未满二十岁，人生的道路刚刚开始，怎么能开始总结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的人生经历，开始创作《红楼梦》呢？更何况《红楼梦》之前还有个《风月宝鉴》，难道曹雪芹一出娘胎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吗？

其二，“三脂本”不是《红楼梦》的祖本，而是“过录本”，而且不是初次“过录”的本子，而是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反复“过录”的本子。“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录工整，但据以抄录的底本，也肯定是个“蒸锅铺本”。在中国小说的传播史上，“蒸锅铺本”代表着已经长时间反复抄录的特点，那么“三脂本”在乾隆甲戌之前究竟抄录了多少次、流传了多少年呢？须知那个用毛笔抄录的时代，一部百万字的小说，抄录是多么浩繁的工程，反复抄录需要多少时间，难道《红楼梦》版本的源头，还能在作者曹雪芹出生之前么？

对于这样一些根本无法解释的《红楼梦》版本流传之秘，对于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死结”，逼得我们的红学家们，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下，除了用“天才论”进行几声软弱无力的申辩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加以解释，只好立此存照、付之阙如了。

“土默热红学体系”，不仅包括《红楼梦》的作者、原型、地点、时代的研究，也包括对《红楼梦》的版本源流进行的独特的考证分析，提出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版本流传过程，把《红楼梦》的问世时间延长了一个甲子——整整六十年！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诸多《红楼梦》版本，并非从一个渠道流传出来的，其最初源头有三个：第一个是“空空道人”从老朋友洪昇之手抄录回去、问世传奇的“立松轩”本；第二个是洪昇临死前带到江宁织造曹寅家的“行卷”——也就是曹雪芹后来据以“披阅增删”的底本；第三个是洪昇留在家中的底稿——由他的妻妾评点整理后的“脂批本”。经过曹雪芹“披阅增删”后的本子就是永忠、明义题咏的本子，可惜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抄本，都不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本子。

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的直接证据并不充分。但土默热根据现有抄本的实际状况，结合现实对《红楼梦》版本源流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新学说，应该是目前关于《红楼梦》版本源流研究中最系统、最能自圆其说的体系。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源流，孤立地进行烦琐考证是不行的，必须同《红楼梦》作者、原型、时代、地理诸方面的研究，综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上文所说，“三脂本”的系年同曹雪芹著书时间是那么别扭，但按照甲子纪年六十年一轮回的规律，把时间上推六十年，回到康熙年间的洪昇身边，一切都显得那么丝丝入扣、天衣无缝，这是用“偶合”所无法解释的！

　　　　　　　　　（八）

红学界把迄今为止的《红楼梦》研究学说，一般都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分界时间是１９２７年 胡适先生推出《〈红楼梦〉考证》的时刻，此前的学说都属于“旧红学”范畴，以“索隐”为主要特征；此后的红学主流是“新红学”，以“考证”为主要标致。其实，“旧红学”不旧，“新红学”也不新。直到今天，对《红楼梦》的索隐，不仅在港台大有人在，在大陆也仍旧沸沸扬扬；断定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学说，胡适也并非“始作俑”者，早在乾隆时期的好多文献就是这样记载的。按照这个推断，新旧红学实际上是同时发源、同步发展的，无所谓谁先谁后，孰新孰旧。

“土默热红学体系”的出现，应该说结束了新旧红学两大阵营抵牾的历史，开创了《红楼梦》研究崭新的阶段。相信任何耐心通读并正确理解土默热红学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新旧红学之间的百年争吵，实际上就是模仿“摸象”的那些盲人——各执一偏，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都错了！百年红学研究及其互相丑诋的历史，几乎就是一场闹剧、滑稽剧、荒诞剧，当然也是悲剧——相对于中国文坛来说。

其实，中国学术界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乏提出真知灼见的学者，徐晋如教授所著《〈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一文，以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清醒的分析和条理的文笔，说明《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不过是对抗理学桎梏的“淫”风中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晚明社会的文化气脉诚如徐晋如先生所说，“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但问题是，《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并不搭界。

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问题是，何以在此时，孤零零的出现了一个继承晚明文化气脉的曹雪芹？何以出现一个比晚明女子更俗艳的《红楼梦》？建国以来出版的所有《中国文学史》，对这个疑问，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牵强附会，无法令人信服。

其实，晚明文化气脉，在清初又延续了一个甲子，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明末清初，“坊间产生了大量的性爱小说和春宫图”，仅以数量来说，产生于清初的大概要多于明末。不止小说界如此，戏剧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末文化气脉“产生了以水磨腔为特征的昆曲”，殊不知在“临川四梦”的影响下，清初涌现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花部”的代表京剧终于取代“雅部”的代表昆曲，占据了舞台的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老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非曹雪芹初创，最大可能是康熙中晚期某文人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因而，“典型的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从胡适先生起，红学界的“大胆假设”就没有找对方向，根本没考虑在乾嘉学风笼罩下不可能产生《红楼梦》这样的俗艳女子。按照这一方向所作的所有“小心求证”，都属南辕北辙。《红楼梦》的真正原始作者，是“晚明文化气脉”熏陶出来的洪昇，他出生在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前半生过的确实是“意淫”类的风月繁华生活，后半生虽贫困潦倒，但不改其“极端自恋癖”本性，一生“耽搁花笺彩纸”，热中传奇创作。他的家庭是明代延续下来的“百足之虫”，本人因“天伦之变”逃离家庭，使家族失去了振兴的一丝希望，又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而“断送功名到白头”，彻底断绝了仕途前程。细考洪昇“诗礼簪缨”的家庭、亲族、师友圈子，都充斥着浓郁的晚明文化气脉，洪昇本人一直在这一气脉熏陶中学习和创作，具备创作《红楼梦》这一“俗艳女子”的全部条件。

2008年元月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