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领域思维定势辩误（续）

土默热

笔者的《红学领域思维定势辩误》一文搁笔后，总感觉有些意犹未尽，似乎就这个问题还得说点什么。前文所谈的十五个思维定势，都属于关于《红楼梦》作者版本方面的具体问题，其实这些都属于“曹学”或者“红外学”方面的问题，还不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红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正确判断书中故事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从而达到正确解读而不是误解误读《红楼梦》的目的。涉及这方面的红学错误思维定势，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思维定势之十六：《红楼梦》写的是旗人生活，反映了满族的民俗宗教和旗人文化。这是按照曹雪芹出身旗人家庭，用类似怀疑邻居“偷斧子”的思维方式猜测出来的。《红楼梦》书中所表现的民俗宗教以及家庭文化，完全是明末清初时期江南世族生活方式的体现，纯粹是汉族的，与旗人无关。书中描写女子大小脚混杂是清初《禁缠令》推行期间汉族女子的特有现象，僧道不分是改朝换代后士大夫阶层普遍逃禅避世期间的特有习俗，蓄奴制度以及主仆关系也是由明代延续而来的江南大族普遍现象。

思维定势之十七：《红楼梦》文字使用的是京片子，掺杂有部分吴语方言。这也是用曹雪芹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的身世，以“偷斧子”的思维方式推论出来的。书中所使用的假语村言，与其说是今天的京片子，不如说是今天的东北方言，也就是三百年前的北京方言。书中掺杂的吴语词汇，如“茄鲞”、“翠樾埭”等，既不是苏州的吴侬软语，也不是南京的江淮方言，而是浙江宁绍杭嘉湖一带的方言，书中关于饮食服饰等生活用语的描述，也掺杂了诸多浙西特别是杭嘉湖一带方言。

思维定势之十八：《红楼梦》是小说，小说创作允许虚构，不需要生活原型。这是红学家们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书中人物的生活原型以及书中故事的创作素材的困惑中，无可奈何之下所作的最无理的狡辩。《红楼梦》是原创性世情小说，创作必须有生活体验和积累；“作者自云”明确交代，此书是按照“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写成的。小说创作审美建构中确实允许合理虚构，但文学虚构也不过是生活剪裁而已，也需要以生活为基础。不能为了迁就曹雪芹而削足适履，把生活气息浓郁的《红楼梦》说成是作者凭空杜撰的产物。这不是赞美而是亵渎《红楼梦》。

思维定势之十九：《红楼梦》具有反封建思想，贾宝玉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红学界流行的这种观点，“阶级斗争红学”的色彩相当浓重，也是在曹雪芹那个时代找不到思想来源的红学家所作的人为拔高解释。回到《红楼梦》创作的正确年代，才能找到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书中贾宝玉的“异端思想”并非异端，乃是明清易代时期封建上大夫的通常思想。宝玉、黛玉的爱情婚姻观，是十七世纪“情教”流行期间青年仕子和知识女性的普遍观念。宝玉对封建大家庭的叛逆，乃是清初江南世族“死而不僵”直到“茫茫白地”期间青年一代的必然选择。

思维定势之二十：《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写法，其文学艺术是作者天才的独创。这也是在曹雪芹生活的乾隆年间刻板严肃的文坛上找不到同类文学作品情况下，红学家们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优秀小说也不能凭空出现，其诞生也必须有适宜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体现出文学积淀、文学传承的痕迹。《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到清初的产物，是言情文学思潮与民族主义情绪互相激荡的产物，是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继承，是按照“非情不传”的戏剧手法写出来的小说，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

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书中，都把《红楼梦》作为古典长篇小说高峰的标志，并依据曹雪芹生平，把高峰定位于十八世纪中叶。在那万马齐喑的乾隆年间，何以孤零零出现一部《红楼梦》，并且形成了古典文学的高峰，这是很奇怪的，是不符合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就像把现代小说的高峰定位于文革期间一样莫名其妙。其实只要摘下曹雪芹有色眼镜，把《红楼梦》放回到明末清初的文学大环境中，与这一时期的“情本文学狂潮”下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小说、传奇作品对比研究，不难看出，《红楼梦》乃是明清易代初期在“末世”环境下诞生的文学作品，是十七世纪文学长河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而绝不是乾隆“盛世”的产物。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出现在十七世纪晚期，比文学界公认的时间要早上整整一个甲子。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需要重新编排，还原《红楼梦》的文学史位置，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2010年9月25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