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红楼怪匠——

                                    山子野为什么号称老明公

 

《红楼梦》书中说大观园的建造者是“老明公山子野”，贾府请人监造省亲别墅大观园，“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这个大观园的建造者“老明公号山子野”是谁？红学界诸多大师的研究至今也不得要领，就连权威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也只能作如此介绍：山子野“姓野，‘山子’是指他的行业和专长，即擅长于垒石堆土，设计假山。大观园的筹划起造由他负责”。但查遍中国五千年建筑史，亦未见一个“姓野”的以堆砌“山子”为专长的“老明公”，不知辞典的编辑者何所据云，其山子野词条恐怕难免妄测之嫌。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说，大观园的建造者也就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么，研究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必须从研究《红楼梦》作者芹溪入手。

《红楼梦》脂砚斋批语中出现的作者“芹溪”，有时也简称“芹”。主流红学界一般都认为他就是曹雪芹，“芹溪”乃是他的另一个字或号。 这里我们首先就“芹溪”这个字或号进行一点系统的考证分析。在中国古代，凡文人，除了姓、名和字以外，大多还有一个乃至几个号。姓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名和字一般都是父亲（或祖父乃至其他尊长）取的，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号就不同了，一般都是本人自己取的，也有亲戚朋友奉送的，甚至还有社会上开玩笑取的诨号约定俗成叫开的。古人取号，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信手拈来的，号中一般都寄寓着本人的遭遇、志向、怀恋或者感慨。取号有用地名的，一般是自己的故园、名山水或者名人圣地，如“柳泉居士”、“香山居士”、“西堂老人”、“梅溪”等；也有用个人遭际或寄怀取号的，如“六如居士”、“五柳先生”、“二知道人”、“巢民”等。这些都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不罗嗦了。这个“芹溪”如此取号，也必有其特定原由。

从字面上看，“芹溪”似乎是一条小河流名称。对于小河流，江南一般称为“溪”，江北一般称为“河”或“水”，所以，倘若真的有芹溪这么一条小河，一般说来，在江南的可能性要大些。笔者查了一下，中国叫“芹溪”的小河还真不少，其中福建最多，一共四条，浙江、安徽、江西、四川也有芹溪。这些“芹溪”一般都是地处偏僻、人口稀少的地方，历史不算悠久丰富，也没有出过什么名人，因此名气都不大，似乎很少有文人要以此地取号的充分理由。但是，其中有一个芹溪则不同了，这就是福建省建阳县的芹溪！古代称这个芹溪为“芹溪九曲”，其名声远胜于武夷九曲。芹溪在道教四十名山中列三十七位，据说是韓越真人得道處。但它的名气来由，主要还是因为这里同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大人物有关，这两个大人物还都是宋朝人，一个是儒家理学的开山鼻祖朱熹，一个是世界法医学的开山鼻祖宋慈。芹溪是朱熹回故乡五夫的必经之路（当时主要为水路），他还有个近亲居住在这里，所以常来这里游玩。宋慈是芹溪之畔崇雒人，先后任过福建、浙江、广东提刑，死后葬在故乡。

古人吟咏芹溪的诗歌不算很多，有的红学家曾引用元代段克己《临江仙》的“芹溪犹有折残麻”一句来证明芹溪的出处。段克己所咏的芹溪，乃元末山西之“芹溪精舍”，似与《红楼梦》无关。笔者也尝试搜集几首，发现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是题咏福建建阳芹溪的，并且作者都是南宋人。现在已经搜集到的有：宋代赵癯齐买陂塘（寿监丞吴芹庵）：闻掀髯、岭头长啸，梅花一夜香吐。正看呜凤朝阳影，何事惊鸿翩举。来又去。但赢得、儿童拍手笑无据。人间何处。有九曲栽芹，一峰横砚，江上听春雨。功名事，不信朝鳞暮羽。九关虎豹如许。午桥见有间风月，正自不妨嘉趣。君记取。人尽道、东山安石难留住。伏龙三顾。待报了君恩，勋铭彝鼎，归作子期侣。（注：华子期在芹溪砚峰庚舟）

宋代赵宰的《声声慢》：洞宾仙客，诞节明朝，方斋今日称觞。为有金丹，希年近也康强。平生铁石肺腑，肯依阿、贪恋朝行。芹溪上，把等闲出处，付与沧浪。花竹午桥葱倩，身退静、功名大耐偏长。济世经纶，暂时收敛何妨。黄扉有分须到，况玉皇、久待平章。康时了，万千年、姓字弥香。

 

历代歌咏芹溪最著名的作品，当为南宋朱熹⑶所写的《芹溪九曲棹歌》，可与他的《武夷九曲棹歌》相媲美。现辑于下：

芹溪九曲棹歌
一曲移舟采涧芹，市声只隔一江云。
沙头唤渡人归晚，回首庐峰月一轮。
二曲溪边万木林，山环竹石四时清。
 渔歌棹入斜阳里，隔岸时闻一两声。
三曲舟行龙尾滩，推蓬把酒见南山。
回头点检仙踪迹，万顷白云时自闲。
四曲烟云锁小楼，寺临乔木古溪头。
僧归林下柴门静，麋鹿衔花自在游。
五曲峰峦列翠屏，白云深处隐仙亭。
子期一去无消息，惟有乔松万古青。
六曲溪环处士家，鼓楼岩下树槎枒。
潭空龙去名常在，时见平汀涌白沙。
七曲灵祠瞰水滨，聚鱼石上跃金鳞。
林凹路入桃源近，时有渔郎来问津。
八曲砚峰倚碧虚，泉流瀑布世间无。
凭谁染就丹青笔，写出芹溪九曲图。
九曲悠悠景最幽，巉岩石峡束寒流。
源深自是舟难到，更有龙池在上头。

朱熹的《芹溪九曲棹歌》，自芹口写起，溯流而上，溪流两岸峰峦竞秀，古木参天，表现一种幽邃深远的意境。你看，一曲的庐峰冷月，二曲的渔歌唱晚，三曲的白云自闲，四曲的古寺门静，五曲的乔松青翠，六曲的潭空龙去，七曲的水溪桃源，八曲的砚峰瀑布，九曲的深幽景色，烘托出一幅芹溪九曲胜景图，也表现了诗人摹物状景的深厚艺术功力。其中典故，五曲“子期一去无消息”，指汉华子期炼丹一事。六曲环溪“处士家”，指朱熹表兄邱子野的家。

考证解读“芹溪”二字，关键就在于居住在六曲“处士家”的这个邱子野。丘子野，名義（典籍又作邱義，乃后人讳丘为邱的产物，不赘），字道济，一字仁卿，子野乃其号。因隐居在福建芹溪，人称芹溪处士。生于建炎二年（1128），卒年不详。南宋著名儒士兼隐士。隐居在风光优美的“芹溪六曲”。朱熹与表兄邱子野一家过从甚密，绍兴二十一年（1151），朱熹22岁，从五夫到东田拜访邱子野，作《邱子野表兄郊园五咏》。从朱熹现存的一千多首诗歌来看，这五首诗创作的时间最早，现选二首载于下：

柳

欲识渊明家，离离疏柳下。

中有白云人，良非遁世者。

竹

移自溪上园，种此墙阴路。

墙阴少人行，来岁障幽户。

从诗中可以看出朱熹将表兄比喻为采菊东篱的陶渊明或竹林七贤一类隐士，足可证邱子野的隐士身份。除朱熹外，对邱子野这个“芹溪处士”题咏最多的，当属南宋诗人叶善夫⑷了，他题咏的《芹溪八咏》如下：

芹溪处士古人风，宝剑尘埋未化龙。
旧隐至今名不朽，扁题元出紫阳翁。

高人栖隐向山林，林壑幽清绝俗尘。
当日武陵人已老，谁知犹有种桃人。

登楼眺望雪晴天，银作高山玉作田。
最好夜深明月上，素娥滕六斗婵娟。

数尽寒鸦日已昏，疏钟隐隐隔林闻。
僧归林下柴门静，声逐前村一片云。

笔架三峰插碧虚，午来倒影落平湖。
凭高最好供吟笑，宜入王维画里图。

何人辟谷砚山隈，洞府藤萝锁不开。
炼就金丹乘鹤去，药炉烟冷未归来。

月光如水水连天，万顷玻璃浸碧渊。
一颗骊珠收不去，几回惊起卧龙眠。

云谷山高列画屏，晚来尽对更多情。
烟凝紫翠斜阳里，一幅丹青写不成。

八首诗浓墨重彩描绘了芹溪的美景和“芹溪处士”恬淡高雅的生活。诗中为芹溪处士家匾题的“紫阳翁”系指朱熹。《朱文公文集》载有朱熹与其表兄丘子野唱和诗多首及书信多封。卷一有《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丘子野表兄郊园五咏》诸诗，《朱熹集·遗集》卷一有《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诗中说：“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窗几列琴书，庭皐富花木”。“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这就是“扁题元出紫阳翁”的出处。

朱熹表兄邱子野，肯定是第一个使用“芹溪处士”别号之人。但邱子野是南宋人，肯定不是《红楼梦》作者；但《红楼梦》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又肯定与邱子野有关。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古代文人共有四个以“芹溪”为别号的人：一个是以上考证的邱子野；第二个是康熙十年曾校阅《天宝曲史》的“芹溪处士”，第三个是《红楼梦》脂批说的那个作者“芹溪”，第四个便是乾隆朝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出现的那个“芹溪居士”。这四个“芹溪”实际是三个人，一个是南宋人，一个是清初康熙时期人，一个是清中叶乾隆时期人。其中南宋的邱子野肯定不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么《红楼梦》作者芹溪，只能是康熙朝芹溪与乾隆朝芹溪中的一个，或者是康熙年间校阅《天宝曲史》的“芹溪处士”，或者是乾隆年间与张宜泉一起优游林泉的“芹溪居士”，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如何判定他是二者中的哪一个呢？还是要从他们与南宋这个芹溪处士始作俑者的关系研究起。

南宋的芹溪处士名为邱子野，这就令人不能不联想起《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建造者“老明公山子野”。其实，山子野应该就是邱子野，“山”就是“丘”，清代讳“丘”为“邱”，邱子野的原姓名乃是丘子野。邱子野的别号是“芹溪处士”，《红楼梦》作者的别号又是“芹溪”，从中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由此完全可以推论，《红楼梦》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处士”，为大观园建造者取名“山子野”，都是仿照南宋时期的这个“芹溪处士邱子野”所取的。如果“芹溪”这个别号是仿照邱子野所取的，说明他与邱子野有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渊源。首先，这个“芹溪”必须居住在一个类似邱子野居住的芹溪的地方，这个地方山环水绕，环境清幽，有如武陵源一类世外桃源，方能与邱子野产生感情共振。其次，这个“芹溪”必须生活在一个类似南宋那样一个民族矛盾深重、异族入侵导致国破家亡的时期，方能与邱子野产生时代共识。再次，这个“芹溪”必须不曾出仕，是个隐士、高人一类人物，于国于家无望，方能与邱子野产生心理共鸣。复次，这个“芹溪”必须有修道出尘思想，持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方能与邱子野产生宗教共通。只有同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才能够产生仿照邱子野为自己取号“芹溪”的念头。

《红楼梦》写的是“末世”的故事，故事肯定不是发生在乾隆盛世，而是发生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改朝换代时期。她的作者，也肯定是一个具有“芹溪处士”思想感情、持民族主义思想、抱兴亡感叹的“隐士”、“高人”一流人物，而不是“梦阮”一类“魏晋风度”人物。这个人应该就是洪昇，他早年为搜集《长生殿》创作素材，曾经以“芹溪处士”的别号，为“苏门啸侣”所著的《天宝曲史》校阅。那么，洪昇为什么要为自己取号“芹溪处士”呢？这就要从前面我们分析的取“芹溪处士”别号的三个条件来加以分析了。第一，洪昇的故乡在杭州西溪，这里的风光是“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深”，同邱子野隐居的芹溪十分相象，自宋代以来，历来就是隐士们选择隐居的好地方。明末山阴人张岱曾言：“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所以，洪昇晚年隐居在西溪，以历史上著名隐士“芹溪处士”为自己取号，是十分合理的。

其次，洪家在宋明两代富贵流传了几百年，到了改朝换代时期，由于国殇家难，终于彻底败落了，从明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起，洪家在西溪已经过了百年隐居生活，历代祖先的“隐士”思想都很浓郁，具有深厚的隐士传统。洪昇青少年时期，受家族和师长影响，民族主义思想严重，拒绝追求功名利禄，在西溪担风啸月，优游林泉，“耽搁花笺彩纸”，确实是一个“芹溪处士”般的隐士形象。再次，在康熙年间，为了重振家族，洪昇结束了隐士生涯，无奈前往北京读国子监，希图谋得一官半职。因《长生殿》案而狼狈逃回故乡杭州后，重新过起了“隐士”、“高人”的生活，为自己取号“稗畦”或“稗村”，结庐“稗畦草堂”，意思是说自己是溪边无用的杂草水稗。在江南水乡，稗和芹往往是共生的杂草，某种意义上说，“稗畦”就是“芹溪”。从中年“聚演《长生殿》”案发后到盘山“逃禅”，再到晚年在故乡西溪隐居“入道”，洪昇的后半生，虚无主义思想一直十分浓重，称自己为“芹溪处士”或“芹溪居士”，都是合适的。

说到这里，不仅令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老祖宗贾母喝茶，明确交代不喝“六安茶”，结果只好给她泡了一杯“老君眉”。红学界研究这个情节，由于不了解茶文化，往往都从“茶性”角度去研究，其实应该更多从“茶品”方面考虑。就是这个作《芹溪九曲棹歌》的圣人朱熹，对“茶品”也深有研究，他认为“六安茶”代表的是“隐士”品格。贾母喝了妙玉的“六安茶”，简直就是鼓励子孙学习妙玉做“隐士”，从她一直盼望宝玉像“国公爷”当年一样振兴家族的愿望看，她怎么可能喝“六安茶”呢？

“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熹的表兄，与《红楼梦》作者托名“芹溪”、“山子野”有什么关系呢？《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本意是为“闺阁昭传”，就是为“蕉园十二钗”作传，使其事迹不致“淹没无闻”。《红楼梦》一书以“红楼”譬喻富室闺阁，以“爱红的毛病”象征作者与姐妹们的青梅竹马关系。把“蕉园十二钗”等红楼知识女性譬喻为“红子”，亦即“朱子”，是情理中事。既然芹溪处士丘子野是“朱子”的表兄，洪昇也是“蕉园十二钗”的表兄，自称“芹溪处士”，托名“山子野”，可谓事出有因。《红楼梦》中曾经将众姐妹比喻为“朱子”么？确实有此迹象。书中写探春、宝钗代凤姐理家，宝钗向探春提起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探春笑道: “虽也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哪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然后就是二人关于“姬子”的一番有趣争论。这里的“朱子”和“姬子”，显然都是作者对红楼女子的有意比附。

谈到“芹溪”考证，还要涉及到文物界近年来发现的两间有关《红楼梦》作者的文物：一件“曹雪芹折扇”和一对“曹雪芹书箱”，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洪昇创作《红楼梦》的佐证。《人民画报》1979年第8期发表了红学大师吴恩裕的文章《曹雪芹佚著、遗物的发现》，介绍新发现的“曹雪芹折扇”，附有这把折扇扇骨的彩色照片，并将这把折扇当作曹雪芹的“遗物”向读者加以推介。当年8月11日和12月14日，香港《文汇报》连续发表两篇署名寒操的文章：《真乎?假乎?曹雪芹的又一件遗物——折扇》、《“曹雪芹折扇”续志》，介绍并辨析这柄折扇的真伪。

据寒操文章介绍：折扇的扇面上，有画的那一面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已被什么人涂去，有字的这面上款为“紫宸二兄大人雅属，题字者署名“王良驹”。扇骨上刻有两篇题识。题识之一为三行，全文如下：粵东有贝多树，余尝于刘将军署见之。从者误折一枝，余惋惜携归使院，植诸阶墀。值雨一昔而活，菁葱可爱。余题诗壁间云：“贝叶无根插短篱，一宵春雨发华滋。他年谁续羊城志，记取渔洋手种时。”今二十余年，计已成围矣。其下，另有八字说：芹溪尊兄大人正之。

扇骨题识之二亦为三行，全文如下：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日：“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其下注云：“次句山谷许皆成句也，”再下另有七字云：“松亭作于拾石竹”。

寒操先生在介绍文章中考证了扇骨上两篇题识的出处：题识之一出自王士祯《渔洋诗话》中的一条记载，文字完全相同。题识之二亦见于王士祯《渔洋诗话》，除“地”作“平地”外，其余全同。这两篇题识文字在《渔洋诗话》中，－前一后，紧相邻接，仿佛“姊妹篇”一般。它们共同出现在一柄折扇的扇骨上，事非偶然。寒操先生在考证之后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认为：这篇题识的作者不是曹雪芹的友人，而是比他约早半个世纪的王渔洋；因此，“芹溪”不可能是曹雪芹，这把折扇与曹雪芹无关。至少，从扇骨上的题识来判断，是如此。在扇骨上作字赠“芹溪尊兄大人”的“松亭”是谁呢?寒操指出，在已知的曹雪芹友人之中，尚无以“松亭”为名、字或号者，这也就间接地否定了扇骨题识上款“芹溪”之为曹雪芹的可能。寒操先生对这柄折扇真伪的判断是谨慎的，他只是说“这把折扇与曹雪芹无关”，因而“否定了扇骨题识上款‘芹溪’之为曹雪芹的可能，”并没有把折扇本身判定为“伪文物”。但大陆红学界对这柄所谓的“曹雪芹折扇”，则众口一声斥之为关于曹雪芹的“伪证据”，把它同所谓“曹雪芹墓石”、“曹雪芹画像”、“曹雪芹佚诗”放在一起判了“死刑”。

说到这里，就必然涉及到红学界的一个“思维定势”问题。当今大陆红学界流行一个判断有关《红楼梦》证据是非真伪的定势，即把曹雪芹作为判定是非真伪的标准，符合曹雪芹生平经历的就是“真证据”，不符合曹雪芹生平经历的就是“伪证据”。这是绝对要不得的本末倒置的错误研究方法。在“证据”和“结论”二者之间，不是前者要服从后者，而是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一切结论都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先入为主下结论然后再拼凑证据。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早已有定论，无须再辩。在“曹雪芹折扇”问题上，大陆红学界又重复犯了这个“真理标准”的错误。先是在扇骨上发现了“芹溪尊兄大人正之”八个字，因此而欣喜若狂，认为“芹溪”就是曹雪芹，因此判断这把折扇是曹雪芹的扇子，并将其命名为“曹雪芹折扇”。随后发现两篇题识的作者是清初的王士祯，与曹雪芹相隔半个多世纪时间，曹雪芹的亲友圈子里又没有署名“松亭”者，因此又判定这把折扇是“伪证”。这种一切都围绕曹雪芹来决定是非取舍的态度，绝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研究这把折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扇骨上所题的“芹溪尊兄大人”究竟是谁？题识者“松亭”又是谁？严格说，这把折扇应该叫做“芹溪折扇”，而不是“曹雪芹折扇”。所谓“曹雪芹折扇”之名，完全是我们的红学家根据头脑中的思维定势想象出来的。笔者认为，这是友人“松亭”赠给洪昇的一柄折扇，“松亭”在折扇上题写了王士祯的文章作为“题识”，请“芹溪尊兄大人正之”。这个“芹溪”就是洪昇。这个署名“松亭”的赠扇者是谁呢？曹雪芹的亲戚朋友中肯定没有一个“松亭”，但在洪昇的朋友圈子中，这个“松亭”则是清楚实在的。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撰的《泷水诗汇》（教古字[2001]027号）中，曾收录了林之枚《泷江集》。这个林之枚的号就是“松亭”。

另据萧鸿鸣著《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修订本）记载：林木文(1648——？)名枚，亦名之枚。字木文，号松亭，又号锦石山樵。浙江嘉兴人。国子生，著有《泷江集》。道光庚戌刊行《梅里诗辑》卷十八选林之枚诗十五首，内有：“松亭父逸,里中老塾师也。能为古文。所著有《钝斋集》。松亭少有才名。周筜谷⑴遗以书，戒其持才自足，词甚切真。所刻《合组集》卷八,皆骈偶之文；《泷江集》七卷，古今体悉备。”萧鸿鸣先生文章介绍，这个“松亭”曾于康熙九年（1670）前后，与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有过密切交往。其时“松亭”只有22岁，能得到“八大山人”赏识，可见书画造诣甚佳。“松亭”虽然曾在国子监受业，但似乎未曾谋得一官半职，只能以“里中老塾师”身份困顿终身。

林松亭与洪昇均为浙江人，又同时在北京国子监学习，同样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又同样没有谋得功名而布衣终身，互相之间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由这个书法绘画俱佳的林松亭，赠给老乡兼同学洪昉思一把扇子，用来表达二人之间感情，应是至为合理的判断。至于扇骨上为什么要题写王士祯的文章作为“题识”，就更加易于理解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王士祯任国子监祭酒，主管太学十年。林松亭与洪昉思其时均在国子监受业，洪昉思还是王士祯的及门弟子，二人都崇拜恩师王士祯，乃是情理中的事情。

林松亭的扇骨题识之一，抄写的是《渔洋诗话》中记录自己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经历的一段文字。扇骨题识之二，抄写的的是《渔洋诗话》中，记录门生洪昉思向另一位大诗人施愚山“问诗”经历的一段文字。王渔洋记录洪昉思所说的“禅宗顿、渐二义”，显然含有对自己弟子的深深赞许，昉思自己也终身以此为荣。林松亭在扇骨题识中写下这段文字，显然体现的是对老朋友“芹溪尊兄大人”洪昇的赞扬之意，也体现出二人之间的知交关系。这两篇文字在《渔洋诗话》中－前一后，紧相邻接，形同姊妹篇，林松亭信笔写来，顺理成章。至于扇面正面被涂掉的画，以及背面署名“王良驹”书赠“紫宸”的书法，似乎与扇骨并非同时期的东西。古人在旧扇骨上贴新扇面，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怪。这个 “王良驹”与“紫宸”二人与林松亭、洪昉思、王渔洋之间是否有关系，只好留待方家教正了。

红学界发现的另一件文物就是所谓的“曹雪芹书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一个张姓的家庭中，发现了一对儿“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该书箱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见附图）。

图一、左边的箱面。右下端题“拙笔写兰”，右上端刻楷书“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正中上端刻“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已”。

 

图二、右边的箱面。上刻诗句：题芹溪处士句：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

 

图三：曹雪芹书箱全貌

 

 

图四、书箱门背面右上端题字，传系曹雪芹笔迹。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７０.５厘米，上下高５１厘米，前后深２３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题芹溪处士句如上。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拙笔写兰。还有两句题刻：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芳卿”！

然而，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的“自证”嫌疑，这是研究文学和历史的考证方法所不容许的。

细读“悼亡诗”，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时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饮酒无度，死于“杜康”；因为生活穷困潦倒，死后“停君待殓”，妻子不得不卖了“嫁裳”充作殡殓之资等。但仔细分析，则矛盾百出，与曹雪芹决不搭界了。封建社会的穷困文人，死于“杜康”、家贫“待殓”者多矣，如何能断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况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从“悼亡诗”的上半阕看，曹雪芹虽然嗜酒，但死于爱子早殇后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则无权并不可能自称“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说“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这是曲解，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糟糠之妻”是个成语，容不得其他解释。曹雪芹死于壬午年，也并非诗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从“悼亡诗”的下半阕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妇同《织锦记》里的窦滔、苏蕙夫妇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为了“织锦意深”惭愧什么？曹雪芹写书及其不知什么人“续书”，又同修《汉书》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处？曹雪芹的姓、名、字、号都同“刘”字扯不上干系，为什么芳卿口口声声称他为“刘郎”？

平心而论，只要是熟读清初历史的严肃学者，考证这个“芳卿”并不困难，因为她的“悼亡诗”中，对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画是比较细致的，比起红学大师们“考证”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从“悼亡诗”中不难看出，“芳卿”与死去的丈夫是原配的“糟糠”夫妻，并非“续弦”，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关系，诗中自比续《汉书》的“班娘”，就一定视丈夫为作《汉书》的班固，因为二班是兄妹关系，所以可以推断死者与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关系；不过夫妻间不可能是亲兄妹或堂兄妹关系，只能是表兄妹关系，这在旧时婚姻关系中是常见的。

清初问世的《天宝曲史》一书，作者和编校者分别题署为“苏门啸侣”与“芹溪处士”。“苏门啸侣”是大戏剧家李玉的别号，《天宝曲史》的作者为孙郁，可能系伪托的“苏门啸侣”之号，这在中国古代是常事，不足为奇。这个“芹溪处士”，笔者考证就是洪昇早年的别号。洪昇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曾长期收集李杨爱情故事题材，《天宝曲史》就是写李杨秽乱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为其编校，这在《长生殿》序言中亦可间接得到证实。

我们不妨对洪昇去世前后夫妻生活的一些特点加以分析。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贫困，丈夫突然死了，无钱置办丧葬用品，也没有生前选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殓”，卖“嫁裳”筹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无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后出现了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旧时医学知识对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还没有今人这么清晰的认识，对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会“怨杜康”，只有对酒后意外致死才会刻骨铭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后，芳卿所“理”的“陈箧”，似乎就是这对旧箱子；“陈箧”中所装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这个芳卿所“理”的书箱中所装之“物”，似乎不会是自己的“花样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书箱的用途可以作证，除了装书籍纸张，此箱似乎无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会由“思情”进一步联想到“续书”。书箱中所装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与妻子有过倘若我写不完由你续写的约定，否则“未亡人”不会以“续书”为己任，也可见妻子对丈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后，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浅”，担心完不成丈夫的遗愿，内心十分惭愧。

悼亡诗中“织锦意深”字句可以证明，丈夫生前应该创作过以“织锦”为题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惭愧。有清一代关于“织锦”题材的作品，有据可查的只有《织锦记》传奇。《织锦记》又名《回文锦》，是康熙朝文人洪昇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蕙女”是《织锦记》中主人公窦滔的妻子苏蕙，书中的“蕙女”确曾因丈夫纳妾妒火中烧导致家庭不和，最后因丈夫的教诲而自感愧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悼亡诗”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学士黄机的孙女、大文学家洪昇的妻子黄蕙！黄蕙字兰次，其名其字都可以称为“花国第一芳”，也自然可以爱称为“芳卿”。黄蕙与丈夫洪昇是嫡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确系“糟糠”夫妻。因为“家难”原因，黄蕙与丈夫一起逃离了生活优裕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丈夫死后无钱殡殓，从洪昇晚年的生活状况看，是完全可能的。洪昇就是《回文锦》传奇的作者，史有明载，文坛没有争议；洪昇创作《回文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自己纳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黄蕙与作品中的苏蕙，均可称为“蕙女”；黄蕙字兰次，书中的苏蕙字若兰，作品的讽喻之意，昭然若揭。

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享年六十岁（虚岁）。死因是在水路归家途中，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友人招饮，大醉后归舟，失足落水，抢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黄蕙在“悼亡诗”中产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诗”中有“乩诼”、“玄羊”字样，“乩诼”是与算命有关的谣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羊”年妻子给洪昇“扶乩算命”，有次年甲申“流年不利”的“诼言”。洪昇死时年方六十岁，中国确实旧有“花甲子”“流年不利”的传统说法。至于“悼亡诗”中的“重克伤”一语，应是黄蕙真实心理的反映，黄蕙婚后，次年丧父，七年后殇女，中年伤夫，按照旧社会的观念，确实是“克伤”命，无怪本人要自怨自叹了！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悼亡诗”中把丈夫称为“刘郎”。如果是实指，洪昇不姓刘，曹雪芹也不姓刘，他们的姓氏同刘字亦无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是用典，与“刘郎”有关的典故，大概只有“尽是刘郎去后栽”了，丈夫尸骨未寒，用此典入“悼亡诗”，既无道理，也无意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即“刘郎”二字乃“柳郎”的误写，刘柳二字同音不同形，可能搞混。洪昇生前，确实常常自比“柳七郎”，就是宋朝那个著名的风流文人、“奉旨填词柳三变”。生前洪昇去苏州桃花坞拜谒唐寅墓时，看到墓地修茸一新、桃花万点，感慨自己和唐寅命运、才艺相仿佛，担心自己身后下场不如唐六如万一，在所作的感怀诗中，曾发出“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的无限感慨，意思是：不知将来我死之后，有谁会在花繁草绿的春天，到我的墓地来凭吊？。黄蕙“悼亡诗”中所说“成谶”的“戏语”，大概就是指洪昇的这两句诗。当日的“戏语”终于不幸成了现实，洪昇死后，葬身无地，殡殓无钱，更谈不上朋友凭吊了。妻子套用丈夫“谁吊春风柳七郎”诗句，在“悼亡诗”中写下“窀穸何处葬刘（柳）郎”或“欲奠刘（柳）郎向北邙”的诗句，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含义也十分悲凉贴切！

黄蕙与表兄洪昇，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当时的风雅文人羡慕这对夫妻是真正的“同生同心”，结婚时朋友们曾为新人作《同生曲》致贺。这对书箱，很可能就是当年与表兄洪昇结为“同心”时，黄蕙盛装“花样子”的“书箧”。箱面上的兰花、诗句以及“拙笔写兰”落款，似乎就是黄蕙自己的手笔。黄蕙字兰次，一生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婚前在嫁妆箱箧上画兰，是顺理成章的。书箱内关于“花样子”清单的五行字，很可能是洪昇婚后在“甚于画眉”之际，为爱妻书写的。

洪昇晚年，在为《隋唐演义》的作者楮人获作品作序时，曾说自己正在以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创作一部作品，但尚未竣工。同一时期，洪昇的好友朱彝尊，也说自己曾亲自看到洪昇以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洪上舍传奇》。洪昇去世前的人生最后一站，是在曹雪芹的爷爷——江宁织造曹寅的府中度过的。康熙四十三年春，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约，洪昇亲赴松江，观演自己的得意作品《长生殿》传奇，场面之盛大，轰动整个江南。曹寅得到消息，邀洪昇到南京，在织造府又“畅演三日”《长生殿》。曹寅在《赠洪昉思兼寄赵秋谷赞善》诗中，也证明洪昇“行卷”中装着自己“垂老”之年在“恐惧”中所写的一部作品手稿；作品描写的是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和轻蔑“礼法”的人生理念（详见本书第八章）。这部作品应该就是《红楼梦》的手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昇携带百万字书稿前往南京，以当时毛笔书写的文稿计，大概有三五千页，甚至还要多些，没有书箱盛装是不可想象的。盛装书稿的书箱，应该就是妻子黄蕙出嫁时带来的装“花样子”的一对“书箧”，书箱中装的就是《红楼梦》手稿！洪昇携带手稿到南京，目的似乎是求曹寅为书稿刊刻问世；曹寅确实经常出资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在文坛有很好的口碑。洪昇归途中不幸淹死了，装手稿的书箱必然流落在曹府。

洪昇的遗体打捞出来之后，妻子黄蕙必然赶赴乌镇现场处理后事。此时的曹寅，也必然把洪昇的书箱带来，交给黄蕙“理陈箧”。可以想象，黄蕙整理完丈夫遗物之后，必然把盛装书稿的箱子继续交给曹家，目的依然是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遗愿。交给曹家前，黄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题写了那首“悼亡诗”，就是顺理成章的推断了。

书箱从此流落在曹家。曹寅后期，烦心的事情不少，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哪有精力和财力，为洪昇镌刻这部百万字巨著？曹寅死后，曹家中落，谁还会对出版洪昇的作品感兴趣？再说曹家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了。到了乾隆中期，曹雪芹发现了这对箱子及其箱中的手稿，百无聊赖之际，仔细读来，心灵必然引起极大震撼和共鸣，因此“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传抄开来，这就是《红楼梦》在乾隆年间方得问世的根本原因所在。书稿问世了，书箱必然还在曹家。后来被曹雪芹或他的朋友在书箱上又补题了“题芹溪处士句”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两句话。芹溪处士本来就是洪昇，此句不过是表示该诗的出处而以，至于乾隆间所署年月日，也不过标示曹雪芹题写的时间罢了。但是，由此这对黄蕙的嫁妆箱箧就被误解成了所谓“曹雪芹书箱”。曹雪芹死后，书箱落在张宜泉手，由张家后人保存至今。这就是对“曹雪芹书箱”来历的最合理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