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的合唱音乐文化如何破局？从爱沙尼亚合唱文化看中国合唱生态现状

结合中国国情，合唱是门槛最低、发展相对容易的艺术形式，且拥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歌唱家，但几乎人人都能加入合唱团，朝着打造世界一流合唱团的目标共同努力。组建一支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即便一年投入一个亿人民币也未必能成功；而用一年两千万，完全有可能打造出具备世界水准的优秀合唱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年度投入与盈利情况，便是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成就世界一流合唱团，核心在于两点：一是拥有顶尖的合唱指挥与训练导师，二是具备尊重艺术规律的经营者。正如当年的杨鸿年先生、如今的吴灵芬先生，以及重庆大剧院爱乐合唱团的刘曼老师与团队管理者，优秀的专业引领者与科学的运营者，是合唱团成长与成功的关键。

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职业合唱团数量极少，但凡是敢于登台的业余合唱团，几乎都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水准。德国ECM唱片公司录制的诸多爱沙尼亚合唱作品，多由非职业合唱团完成，这便是最直接的证明。世界范围内，一个柏林爱乐乐团已能代表顶尖交响水准；但像爱沙尼亚这类兼具专业度的业余合唱团，数量再多也有专属市场——它们各自具备“自我造血”能力，能独立维系发展。

作为世界顶级合唱盛会，自1869年创办的爱沙尼亚歌唱节（Estonia Song Festival）每隔数年举办一次。这项持续数周的活动，不仅吸引全球合唱团参与，更让全国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以不同方式投身其中。人们在享受音乐、参与热情与节日氛围的同时，活动也自然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其成功的核心在于“先把事做好”：唯有夯实艺术根基，让参与者先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凝聚力量，其他成果便会水到渠成。

反观国内部分现象，却与这种“深耕艺术”的逻辑背道而驰：有的团队一心筹钱，只为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刷一次存在感”，往往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便成了最后一次，仅图一时之快便自诩“终生荣耀”；有的地方政府，如普洱等地，为短期吸引游客、完成政绩指标，举办合唱相关活动时重形式轻内容、求数量弃质量，仅邀请刘晓耕老师等业内大咖站台撑场，缺乏对艺术本身的持久深耕，甚至借“民族特色”误导外行——正如当年丽江宣科团队，拼凑五音不全的民间乐队、编造猎奇故事，包装成所谓“文旅音乐”，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的忽悠。

以这样的思路打造合唱团、举办赛事或节日，终究是消耗有限经费的自娱自乐。长此以往，民众会因觉得“无意义、无价值”而不愿参与——对他们而言，与其凑这类活动的热闹，不如在家经营民宿、接待游客，甚至在田间地头为客人即兴表演，反而更具实际意义。

我也算跑遍了世界各大音乐节，更是音乐文化经营与发展现场的亲历者。写下这些，并非泼冷水或讽刺挖苦，而是目睹诸多“瞎搞乱搞”后，真心疼国家的经费被浪费，心疼民众与消费者被误导。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90年代初成为国家第一批高级英语导游起步，后来为中外唱片公司、音乐节做策划，也当过独立乐评人。直到如今，我选择躲进云南深山老林，给山民普及音乐欣赏——看似“失落”，却不等于“失败”。因为我对音乐的热爱从未熄灭，说不定哪天就能折腾出点像样的名堂来，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