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

陈源教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京女师大风潮。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及陈源教授都是“倷倪”无锡人，而对立方鲁迅和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东之氓，这场风潮之起于青苹之末，既有教育理念差异、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主要还是地域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过去往往把鲁迅与陈源的恩怨，说成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和个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孙郁语），这种说法值得质疑，陈源等留学英美的学人，何尝缺乏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在我看来，陈源等留学西方人士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一点都不比鲁迅等教授少，或许还更多些。鲁迅等人则传统士大夫精神更加浓郁，因此所谓“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中国知识阶层的派系争斗，在民国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这就造成纠结的人际矛盾，进而使得学校风潮迭起，教授裹挟其中，乱斗不已。

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插曲。这里还得把凌叔华扯进来。原来1924年5月，陈源与凌叔华在泰戈尔来华期间相识相交相恋，是年底即发生北师大风潮，而凌叔华也正在此时以一颗文坛新星的形象跃然升起，为人瞩目，随后评论界有人指出凌淑华小说的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陈源一边为杨荫榆和无锡派而与鲁迅大战，一边又为了给女朋友帮腔，把鲁迅拉进来垫背。

陈源这样做，既为女朋友辩解，又正好转移焦点，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一个热恋中的男青年，往往会为女朋友两肋插刀，陈源此举差不多也是如此，而陈、鲁两人又恰好恩怨颇深，于是陈源使出了一石两鸟之计。

可惜一招不慎，陈源反而卖了更大的破绽。

                                     细说从头

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按：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因此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先是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当女师大风潮起，鲁迅、陈源缠斗不可分解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全部出版了。这时发生了所谓凌叔华抄袭事件，陈源自不忍坐视女朋友被质疑而不救，于是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陈源还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窃”，批评界却视而不见，反倒把凌叔华的几篇有模仿痕迹的小说咬住不放。指鲁迅抄袭，至此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目前见到的只是纸上的黑字，当年的情况则要复杂很多，沙场上虽然只是老将鲁迅和青年陈源的厮杀，旁边还各有帮闲，不外放冷箭打冷拳的，双方背后还站着许多摇旗呐喊之人，陈源在《剽窃和抄袭》中虽然不点名地说有人整大本的抄袭，其实，北京文坛两个阵营中早已满城风雨，说得有鼻子有眼，直指鲁迅了。（参见鲁迅《不是信》）

随着论战深入，陈源在其《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

陈源在文中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说得很不严谨，甚至第一句就说错了。鲁迅在《不是信》中曾郑重辨明——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

陈源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鲁迅来说，伤害相当大，因为鲁迅向来是不抄袭他人的，即早年介绍镭的科普文章，介绍斯巴达精神的《斯巴达之魂》也是综合数篇相关文章，再用自己的话语，按自己的思路一一道来，因此，他对关系自己学术声誉的抄袭指责耿耿于怀，每不能忘。

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作了大段批驳。概括言之，他承认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相关的不过以下三点：

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确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参考书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28篇的第二篇是根据该书的。

论《红楼梦》的几点和《贾氏系图》也是根据该书的，但“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鲁迅说：“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括号与标点原文如此）

鲁迅很希望有人早日把盐谷温的书译成中文，早日为他洗清陈源教授的抹黑。他虽然并没有见到该书，却耳闻该书已经出版了。虽然肯定有这样一本书出版，却对该书是否是译表示疑问，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出，鲁迅对该书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并已经弄到了该书，只是还在邮寄途中了，尚未看到。

《不是信》写于2月1日，原载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1926年10月14日，鲁迅又在《不是信》该段作了一个补记，全抄如下：

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

鲁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该译本书名是什么，译者是谁，在何处出版。

                          《中国小说史略》双包案

那么，陈源何以敢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同名的书《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21年，1934年由新文化书社重版，署名是郭希汾编辑。

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而鲁迅在《不是信》补记中语焉不详的译本，当即是指的郭希汾编辑，由中国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正符合鲁迅“已有人译成中文”的说法。

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陈源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

此也正见出陈源只能说说闲话，而不能作细致的研究也。

                                此仇虽报 十年犹痛

鲁迅不但在《华盖集》正续集中对陈源大张挞伐，很多年后，当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真正有了中文本（朴社版），且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文本后，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犹不忘这件旧事，对陈源又狠狠地鞭挞了一番：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至此，陈源对鲁迅抄袭的抹黑可以彻底洗清了，鲁迅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郭希汾何许人也

那么，这本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名的书，他的编译者郭希汾又是谁呢？

当年在上海，这个郭希汾或著或译或编，出版过不少书籍，稍作检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中国体育史》（商务1919）《战国策详注》（1-6）（文明书局1924）《中国小说史略》（中国书局1921）等。

此人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苏州人郭绍虞。

郭绍虞，名希汾，字绍虞。郭氏有个很牛的祖先，就是唐郭子仪，祖籍汾阳，人称郭汾阳，因此郭希汾这个名字寄寓着父母对他的期望，不仅如此，他还得祖述唐虞。郭绍虞以字行，希汾很少使用，过去即使是苏州人也不大知道郭希汾就是郭绍虞。

有文为证。

1934年7月《苏州明报》有一篇《苏州话》（作者潘心伊），文中这样说：

“……同时，我又憧憬着一本书，是从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讲话中抽译而成的中国小说史（按：原文如此，略有误），记着译者的署名是郭希汾，因为著录籍贯是吴县，所以我就联想到绍虞先生，似乎有五百年前共一家的可能性，但是并不问明，只是含糊地抛开了。

“到了那天的五时三刻，我首先到凌宅。不久，郭绍虞先生也来了，同了他的两个弟子。凌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我又把这憧憬‘憧憬’到心上来了，忍不住问了，问题经过修辞的工夫，很婉约，很诚恳，绍虞先生笑了一笑说：‘就是我’。”

作者潘心伊在文中特意强调自己的问题提得相当“婉约”“诚恳”，这段话很有意味，他对郭绍虞的回答有所预期，自己预留了退步，结果很意外，居然得到了郭的肯定回答。这就显得作者先前的担心纯粹多余，郭绍虞已经不讳言此事。那么，潘心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呢？是郭绍虞曾经讳言此事？

纵观这件抄袭疑案，陈源的说法事出有因，但没有求证，结果张冠李戴了，还把著作和编译搞混了。鲁迅确实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并没有抄袭。郭绍虞也并不是抄袭，只是编译了盐谷温著作中的小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