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琍敏

　　乾隆29年(1764)农历4月。大清历史发生了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清政府从东北盛京(沈阳)一带,抽调1020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眷及一些自愿随行的亲友共约4000多人),迁移到新疆伊犁驻防屯垦。

　　说其小事,是相对于朝廷和中国历史战乱频仍,动辄千军万马地大调动,大征伐,大厮杀的血腥而言,千把军人的一次调动,本身再平常不过了。然而这件几乎是随机的“小事”,对这数千人而言,却是关乎他们生死存亡的终身大事,深刻而必然地左右了他们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与生存演绎史。且不说别的,在当时既无汽车火车更无飞机的条件下,让几千人离乡背井,从中国的最东北扶老携幼、全靠两条腿和牛牵马拉地长途跋涉逾万里迁往最西北,不说他们今后面对的是何等陌生而艰险的生存环境和战事考验,就是途中那千山万水,大漠戈壁和风刀霜剑,细想就足以让人胆寒。实际正如此,这支举世罕见的男女老幼军民混杂的长征队伍走到半途,就先后碰上大雪封山和阿尔泰山积雪融化,山洪泛滥等险阻,历时长达7个月,以至口粮净尽而3千多马、牛、驼也倒毙十之八九。管带协领阿木胡郎等一面咨文伊犁将军派人接济,一面带领兵民采集野菜充饥,重新前进。终于于1765年7月顽强抵达伊犁,胜利完成西迁的伟大历程。可歌可泣的是,尽管减员不少,这支奇特的远征队还在一年零三个月(朝廷给他们的行期是三年)征途中,新添了300多个呱呱的新生命!这不能不说是锡伯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无怪他们从此诞生了一个独特的西迁节,年年纪念之。

　　我是在伊犁察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听到这段史实,且看到汪曾祺讴歌这段历史的文字:“落日,朝雾,启明星,北斗星。搭帐篷,饮牲口,宿营。火光,炊烟,茯茶,奶子。歌声,谈笑声。哪一个帐篷或车篷里传出一声啼哭,呱——又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小锡伯人,一个未来的武士……英雄的民族!”

　　汪先生的笔触很诗意,其结语也深合我意。但我没法如他这么浪漫。当我看到锡伯农民艺人演绎西迁片断时,尽管表演很业余,但很少流泪的我竟几度潸然。杜甫的《兵车行》陡然活化于眼前:“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更令我动容的是,当年清政府曾允诺这支队伍60年后可以迁回东北。实际却是,好几个60年过去了,清政府早已背弃承诺;而直到今天,这些人及其后人却忠诚于自己的职守,就此扎根于西北,两百多年,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没有一个人后退或逃过边界、逃回东北。那次迁移成了这一支锡伯人与故土、亲人和血脉之地的一次永诀!

　　曾雄踞中国北方近两百年的北魏拓跋鲜卑后裔锡伯人,虽然作出了巨大牺牲,却用事实证明了当初乾隆帝不远万里选调他们的决策有其正确性。或许乾隆正是料到,这个民族不仅骁勇善射,更有对国家和使命的绝对忠诚与铁血意志。而且,如果没有那次气壮山河的西迁,锡伯的民族和文化,会否也如今天的满族人一样,几乎完全汉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