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阿勒泰》中，李文秀与母亲有一段话。李文秀觉得自己没有用，母亲张凤霞说：“啥叫有用？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嘛！”

    母亲这段话，透着庄子的人生智慧。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庄子·山木》）一棵树，长得有用还是无用，这是对于要“用它”的人而言的，就树本身来说，无所谓有用还是无用；对于一只雁来说，不管是能鸣还是不鸣，就它的天性而言，无所谓被主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如果没有主人的束缚，天地之间到处都是它自由自在的世界。每一种自然物存在于世，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人以自己的立场和眼光，将这些物分为有用或是无用，乃是“物于物”也；于物而言如果为人所用，反而失去了“物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来说是好事，对于物来说却未必然也。就人而言，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是否有用，其实不必在乎“他人”的评判，而全在于自我的决断，人之所用首先不在于“我为他所用”，而在于“我为我自己所有，故我为我自己所用”也，我之所有即是我之所用，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所有和所用”的过程中完成和完善为“我”的，既然是“我之所有当为我所用”，也就不存在“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所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正是庄子的高明之处。

追求“有用”，往往容易被一种外在的目的而束缚了自身。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现实活动中，自己展开的世界里“为自己所有和所用”的，这个过程就是完成和完善自我的过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最高的善”。他在《尼格马科伦理学》中提出，“那种永远为自身而不为他们的目的是最完满的、绝对最终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善是人类本意的目的，“它是无待而有，不感困惑，使生活愉快。”善，对人类意味着幸福，“善是最高的幸福”，而“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德性的践行就是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先进行有关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德性，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生成，通过习惯而毁灭。”人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去形成内含于个人整体生活的德性，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面对应然的、可能的生活作出选择，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目的为目的，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最高幸福”的过程中完成自己，成就社会的进步，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臻于至善”。

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生活已是极大地丰富了，但这种“丰富”却使人陷入了铺天盖地的物欲洪流之中，人陷入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外在的有用性成了生活的唯一尺度，“他把自己封闭在事物的有用性之内，一旦关上窗户，他便看不到有用性范围之外还有什么。”（赫舍尔：《人是谁？》，陶仁莲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76）这样，“德性和善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传统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德性不再是生活的核心而是退居边缘，不再作为整体生活的尺度反而“沦为实现外在的利益--功利的工具的地位了。”（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P257）

天地造物，各有其用，只是立场和视角不同而已。人生难得，看一些无用之用的风景，想一些无用之用的问题，读一些无用之用的杂书，这种“无用之用”，并不在乎外在的功利，而是反求内在的“德性”之意，教育者当守住内在的“德性和善”，方能成为自己，成全他人。

                         2024.08.26，阅读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