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喻”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我们审视当下的教学关系具有重要启发。

     20世纪60年代，米德专门就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代际关系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代沟”理论。在《文化与承诺》中，米德基于文化传递的方式，提出了三种文化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

所谓“前喻文化”，就是“老年文化”，在米德看来，这种文化的核心特点就在于世代性，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每一代的文化模式都是以前一代的文化模式为模板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最明显的就是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文明对后来的影响。从教育的主要功能来看，即是“传道授业解惑”，显然这里的“传”“授”“解”三个动词，都是基于这种世代性，老师以“老”为“师”，先生在于“先”生，中国传统对教育者的这两种命名就蕴含着这种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意味着“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世代的未来”，就此而言，前喻文化下的社会极为稳定，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代代绵延，一代一代的后来者，都在接受前代的文化传统中有序安排自己的生活，安顿自己的生命，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正根源于此。当然，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是个体的疑问和自我意识的缺乏，也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乖孩子”，但是正因为缺乏反思，历尽沧桑的文化本质上与祖先无异，中国历史上虽有王朝的更迭，并鲜有社会本质上结构性的变化。

“并喻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过渡性，它与“前喻文化”的关系是模糊的，我们也可以将之成为“文化转型期”，米德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并喻文化”力求突破“前喻文化”，当“前喻文化”濒临崩溃时，长辈的抚养和教育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晚辈的成长，晚辈开始认识到“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风范，那么也将成为同代人的学习楷模。”另一方面，“并喻文化”并未完全摆脱“前喻文化”，同辈学习无法突破长辈预设的文化藩篱，缺乏深度与可塑性。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接受“新文化”洗礼的“新人”，并未能跳出旧文化的窠臼。

“后喻文化”又名“青年文化”，强调晚辈对长辈的文化反哺，由于年轻人对于新观念、新科技的良好接受能力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与观念，所以年长者反而要向自己的晚辈学习。今天，随着世界性社区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同时跨入了目前的时代”，代际之间的这种决裂是全新的、跨世代的、全球性的，此时，生长于复杂世界却深谙新社会规则的年轻一代，已“不再片面地接受书本上的传喻的知识”，而是凭借自身适应与创新的能力，成为新的楷模与向导。这时的代际矛盾，虽然伴随长辈对晚辈的否认，但长辈已经缺少对代际共同语言的掌控，而晚辈对长辈的反哺则应运而生，这正是今天我们的学校和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在这种现实的挑战下，课堂和教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课堂里的教与学，正在从单向度的授--受转向对话和协商的关系，教师的课堂中的位置，已经不再是高居于讲台之上的代表知识权威与道统权威的“师”，而是以开放和积极的心态拥抱更新一代的年轻人，要主动走下讲台，以更好的倾听者的姿态，参与到和学生的共同学习之中。

“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教师，不但要成为‘教的专家’，还要通过修炼和研修成为‘学的专家’。”“教师的人生是持续学习的人生”，“向儿童学习，向教材学习，向同事学习，向社区学习，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正是这种持续学习的步伐，构成了教师的人生。”（佐藤学 著，《教师花传书》，华师大出版社，P63）要做别人的先生，不仅要“先做别人的学生”，而且要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教师唯有坚持学习，方能跟上时代变化，“后喻时代”的教师不是因为自己比学生占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是因为他具有自觉学习的意识、接纳新事物的胸襟和更善于学习的能力。

                               2022.07.18，读有思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