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爱徒生享誉世界的经典——《皇帝的新装》——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深入思考的。所谓经典，不仅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魅力，而且往往具有开放性，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不同的读者从自己的立场、视角，结合现实和自身的问题，去进行深刻的批判和自我反思。

   《皇帝的新装》是从中世纪西班牙民间故事移植而来，据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也曾在其戏剧中运用过这个素材。故事的结局是穿了“新装”的国王在朝臣和全城百姓面前走过，为了“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围观的人群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安徒生改写时，在结尾处让一个孩子喊出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这句真话，可谓点睛之笔。敢于说真话的孩子和成人世界的“异口同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孩子身上所体现的专制社会中的稀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无知者无畏”吧，因为孩子并不知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重读《皇帝的新装》，我忽然感到好奇的一个问题是——皇帝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新装？他“为了穿得漂亮，不惜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游公园枣除非是为了去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人们提到他，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皇帝每天这样精心打扮自己难道是为了体现他的“爱美之心”？为了在全国的百姓中引导时装新潮流？为了像当年的赵武灵王一样来一场胡服骑射的革命？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制造路易十四》一书中，将路易十四本人和穿上了衣冠的路易十四作了对比，指出路易十四的光环是依靠他的帽子、衣服、皮靴和后面紧随着的那批人构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把他和普通的老百姓放在一起，他根本就是普通人，“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参阅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三联书店2019年版，P39）  国王是需要包装的，国王如果不包装，就是一个普通人了。原来所崇拜的神啊、佛啊、皇帝啊、专家名人啊，都是被可以制造出来的，这个批判太犀利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故事中的皇帝为什么这么爱新装？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首先，是一种权力的炫耀，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皇帝每天可以想什么时候换新衣物就什么时候换，他不用不上班，可以不理朝政，也无须担心要花多少钱，他可以召集世界上最好的裁缝和设计师，用最好的料子，给他做最好的衣物，能够随时随地指挥其他的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似乎是权力的天然本性；其次，是出于虚荣心的极大满足，一方面，穿上漂亮的衣物，可以最大限度地掩盖自己身体的缺陷，“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个子不高，为此心有烦恼，有一次他骑马出去散心，当看到站立在面前的马儿似乎总是踮着脚尖时，突然灵感大发，由此发明了引导潮流的高跟鞋。另一方面，漂亮的新衣服总是能够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贵重的衣服。”谁不爱听好话，谁不会说好话？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后，也是最主要的，这可是树立自己权威的包装，皇帝如何才能在民众面前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从历史上看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宣传，从舆论上进行包装，比如把皇帝的出生说得神乎其神，把他的行为和某种神秘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是“真命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我们最熟悉的；另一种是皇帝的出行起居要用一套严格的礼仪来规范，汉高祖刘邦对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大为赞赏，因为这可以体现皇权的威严、庄严和神圣，而且，在故事中的皇帝看来，“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是聪明人，哪些是傻子。”正可以此来体现权力是和真理（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是内在一致的。

看来，一切高高在上的东西，其实都是被有意的“包装”起来的，法国思想家福柯说，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知识、思想、观念都是被“建构”起来的，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说，要用人类考古学的方法，一层一层地挖，看看它的出生、来源，是不是当然合理的，要考察一下，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逐渐被建构起来，变得合法合理的。（参阅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三联书店2019年版，P51）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中的两个骗子，无意中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竟然把皇帝的衣服一层一层地剥下来，把人们心目中的权威给“解构”了，“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百姓都说。是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样子，其实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

2020.03.09，阅读葛兆光先生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偶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