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于市文物商店觅得一册《宋伯鲁书重修仲桥碑墨迹》册页，时该册页陈列于文物商店临街之橱窗内，因橱窗久不开启，已积了薄薄一层灰尘，橱窗较矮，册页恰恰在最下一层，凑着橱窗玻璃看了良久，亦只隐约看到签条上模糊的字迹，因标价不昂，忙叫店员找钥匙将橱窗打开，拂去册页表面的灰尘，打开看时，竟是宋伯鲁先生书法真迹，而非拓本，遂购归，心中欢喜。

墨迹为裱本，凡十二开，木质封面，首有德如署签：重修仲桥碑墨迹，签书为隶书体，书法清净可人，碑文照录如下。

                                                          重修仲橋碑

       同知銜,特受華州知州、權醴泉縣事、桂林唐松森譔。賜進士出身,前掌山東道監察禦史,邑人宋伯魯書。

       泥泉出縣西，東流逕城北，入于甘谷，深而流細，或伏或見。二橋跨之，北門曰仲橋，西北門曰望乾。至前明至今，雖圮築不常，卒未嘗涉洪波、命大役，辛丑歲六月，霪雨久不霽，一夕猛雨驟至，河暴漲，西北上游之水匯合而奔注之，聲撼全城，二橋一時俱崩。洶濤泙湃，數月不能罷，蓋數百年所未有也。北道即梗，耕作負販大苦之，是時方議停賑，有嬴金，前攝縣事胡，集紳耆計規複以便民，以仲橋為急，出賑餘，謀先之，甫鳩工而受代以去。森下車既遴紳董主其事，而督斯役者，皆能絜己苦身，隆冬踐冰雪，盛暑暴烈日，自辛丑冬迄壬寅，奔走坐立于澗谷亂石間者十有三閱月，而橋成。凡用緡錢五千四百有奇，於是北門之道通，民樂之，則歸功於森，請為之記，森惟二橋數百年矣，一雨足以壞之，官斯土者，不能先事潒（？）防，及已傾圮，議修復，又復不能使廢者俱興，而僅成其一，揆諸禦灾捍患，父母斯民之本，撰尚多恧焉，何功之足云，惟二三子之竭蹶從事，相與有成，其善有不可沒者，謂宜書而記之，若森承胡公之後因而不創，其又何齒焉。

       監修官紳：教諭：張炳辰；華洲學正舉人：王文炌；藍翎五品頂戴署正銜訓導：王文煓；訓導：樊楷；五品頂戴州同：張懷珍；藍翎五品頂戴武舉：晁雲鵰；典吏：岳佐伯；六品頂戴例貢：羅世傑；候選教諭歲貢生：張翼清；城守營：何唘祥；例貢生：袁經；五品頂戴壬寅恩科舉人：曹驥觀。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八月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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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中醴泉县知县唐松森叙述了仲桥、望乾二桥在光绪27年（1901年）6月由于遭遇数百年不遇的暴雨而崩塌，并由此给耕作及生活带来的极大困难，以及修复仲桥的大致过程。文中强调了前任知县胡启虞准备利用赈灾所剩资金先行修复仲桥的想法、措施，叙述了唐松森到任之初即组织实施仲桥修复工程以及众人在修桥过程中的艰辛。作为唐松森有功而不居功，并道出“御灾捍患，父母斯民之本”的为官原则以及 “不能使废者俱兴” 惭愧，读来颇令人唏嘘。

碑文撰者唐松森,广西宣化人，监生,光绪十七年（1891）起历任陕西蒲城知县、扶风、醴泉知县,后因军功保授知州，任耀州、华州、陇州知州,撰有《陇州乡土志》十五卷。

碑文书者宋伯鲁（1854—1932），陕西醴泉县人，字芝栋（亦作芝洞），晚号芝田，别号：芝翁、瓶园老人、心太平轩老人等，先生为光绪年间进士、翰林，官至监察御史，博闻强识，明于治乱，戊戌变法中，与康有为过从甚密，躬于机密，力主变法维新，晚年主修《陕西通志》，时任陕西通志馆馆长、主编，呕心沥血，《续修陕西通志稿》填补了自清雍正13年刘于义编辑《陕西通志》后，近200年陕西史志的空缺，为陕西珍贵的文化遗产。先生诗、书、画三绝，其书画作品历来被藏家所重，据 党晴梵先生《华云杂记》记载：京地清秘阁、荣宝斋皆代售先生手迹，字一楹联需银十余元，画一幅需银五十元，有时犹求之不得。对宋伯鲁先生的书画艺术，现代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曾在《宋伯鲁一家四人书画集》序言中讲到：初读先生书画作品，觉其冲淡平易；继读之，则觉意态温雅、笔墨含情；再读之，则见古莲生花，神采奕奕，令人目迷心醉、思绪悠悠。先生精研“二王”及赵孟頫书法，故书风在“二王”及松雪之间，得静逸绵密，谨严端庄之气韵，此碑记是先生光绪31年所书，时年先生52岁，闲居故乡醴泉家中，专心读书、习字、作诗、绘画。因是书是作为刻碑之用，故书写非常谨严，牵丝连带一丝不苟，能于温厚和平之中透出雄秀之气，已深得松雪神髓。

以书上石的方法有二：一曰“书丹”，是指书家直接在欲制碑的石面以朱砂书写，刻工据此刻之；一曰“摹勒”，其方法是将文字写在纸上，再将纸背字迹以朱砂依样勾勒出字的轮廓，然后敷于备刻的石面上，再以数层纸叠放在摹纸上，用砑石均匀砑摹，使双勾朱砂字迹清晰地粘于石面上，交付刻工刻之。摹勒上石后，书家墨迹仍可保留下来。

由于此册装裱已有年代，粘贴处已有脱落，纸背朱砂双勾线条清晰可见，且勾勒精确、细致入微，想此碑文上石后，以先生书作为世所重，故有心人将此保存，后以整纸保藏不易，故经裁割装潢，遂成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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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裱本可作为书法大家宋伯鲁先生的书法作品，供研究、欣赏之用，亦可作为“摹勒上石”这一制碑工艺的一个实物佐证。

遍查资料，碑文中西北门外的望乾桥是以乾陵在望而名；北门外的仲桥应是明嘉靖元年知县焦端所建，与资治通鉴中胡三省所注“郑国渠流经仲山，渠上有桥，谓之仲桥”的仲桥在地理位置上有别，应为不同的两座桥，但揣测仲桥之命名似应与仲山相关。根据碑文所载，仲桥辛丑年崩塌，壬寅年修复，为期一年，而立碑已是在此之后两年的乙巳年，当时望乾桥仍没能修复，所以唐松森发出“仅成其一”的感慨。辛丑年是清王朝多灾多难的一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巨额的赔款，应是望乾桥迟迟不能修复的大环境。

     还值得一提的是，碑文的作者唐松森在碑文中讲的一句话：惟二桥数百年矣，一雨足以坏之。细加品味，发人深省。

备注：此为多年前旧作，此次做了一些删改。重修仲桥碑原碑后来知道藏在昭陵博物馆，在收到该册页之后不久曾在八仙庵古玩市场见到过该碑文的整纸旧拓，由于品相的问题没能入藏，之后再没能见到过，如今也忘记了是否有刻工，有些遗憾。有几个当时的疑问现在仍不清楚，如望乾桥是否后来得到修复、仲桥命名的来由以及1964年政府将醴泉改为礼泉的原因及依据、署签的德如谓何许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