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家庭教育微评】进入4月，“小升初”的战火正在众多家长心里蔓延，在群发性焦虑中，教育的公平性再受诟病。当很多家长费尽心思为孩子选择“名牌”学校时，有一部分人已经尝试带着孩子走上主流教育体系以外的道路，其中一条路就是“在家上学”。“在家上学”虽然可能弥补应试教育的一些不足，但从孩子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争议。美国是一个较早推广“在家上学”运动的西方国家，对此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我们不妨透过本文一窥“他山之石”。其实，不论在校上学还是在家上学，只要教育思路对了，孩子就对了。

美国“在家上学”运动的争论与现状

作者：Helen Mondloch

又一天开始上学，罗森家3个最大的孩子——10岁的丹尼尔、8岁的安妮，6岁的洛伦围坐在家中的地下“教室”的桌旁。他们的周围是书本、地图、几样不同的自制教具，包括一张破旧的“校规”和一张真人大小，色笔画的人体解剖图。琳·罗森，他们的母亲兼教师，站在一张大粗头笔写字板的前面，板上写着今天的学习目标。而小一点的孩子，4岁的埃米莉和2岁的威尔边玩边兴高采烈地说笑着。

随着在家上学运动愈来愈风行，类似的旨在支持家长施教者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目前约有150万美国儿童离开了传统的课堂，选择了在家上学，这比1991年的数字增长了30％。

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选择在家上学呢？这条路需要做出非同寻常的牺牲，似乎与美国生活方式中其他正在流行的趋势截然不同。它迅速地重新确定家庭的价值，彻底改变着教育的现状。它培育了一张巨大的支持体系网，包括数量众多的辩护律师，他们致力于捍卫全国在家上学者的权利。家长施教这一大潮对公立学校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在一些社区出现了敌对情绪。然而，这场运动中最年轻的被保护人——在家上学的学生们—致被认为，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被称作社会化的令人费解的领域也表现得很出色。

历史回顾

实际上，在1650年前后，当第一批城镇学校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起来时，上学是自愿的，是为了帮助父母们遵守强制教育法。第一项强制上学法是马萨诸塞州于1852年制订的，它着眼于构筑一种共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到1920年，几乎所有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到20世纪中叶，除了在一些边远区域和摩门教、门诺派中严紧派这类宗教团体外，在家上学的人已经很少了。这种教育方式几乎已经在主流教育方式中灭绝了，但是许多当代的在家上学者们会指出，它曾造就出了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布克·T·华盛顿和西奥多·罗斯福这类领袖人物。

在家上学作为一场最近才兴起的运动植根于雷蒙德·穆尔和他的妻子多萝西的工作。这两位教育家自1965年前后对早期正规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成果被广泛发表。他们发明了针对在家上学这一教育方式的著名的穆尔公式，它重视儿童不倦地学习的意愿，以及将工作、学习和社区服务均衡地结合。另一位教育改革家，已故的约翰·霍尔特于1964年出版了《孩子们为什么失败》一书，并于1977年创办了《非学校教育下成长》杂志，因而进一步推进了在家上学运动的发展。霍尔特最先推出称作“非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的一种方式，它排斥课本、严格的课程设置以及其他制度上的“陷阱”。他认为这些陷阱会毁灭孩子天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学校教育中的一些腐朽之处

今天，不论是出于宗教还是世俗的原因而选择在家施教者都同意这样一个大前提：学校教育中有一些腐朽之处，至少是荒谬之处。

据在家施教两个孩子的母亲贝齐·科西斯回忆，每次到大儿子的幼儿园课堂自愿帮忙时，她都发现，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完成“站队”这样的任务上了。此外，由于幼儿园不允许她带着小儿子一起去，她只得找人看他，因此她到幼儿园帮忙的热情受到了打击。

其他叛离学校教育的人抱怨学校强迫学生接受无数性质不很严重的无礼行为，包括铃声和闪烁的灯，在这个“蜂窝世界”中驱赶着他们从这儿到那儿。此外，与那些早期先驱者一样，许多在家施教的家长指责学校利用大课堂及千篇一律的课程设置，其结果是学生感到厌烦、没有学习动力，甚至更糟。越来越多的学生被贴上了如 “注意力缺乏及活动亢进紊乱症（ADHD）”的标签。一些在家上学领域的领导人甚至将ADHD认定为教学“残疾”，并指责校方麻醉学童，使他们只知道服从。

在纽约公立学校执教35年并曾获奖的教师、《使我们蠢如一人》一书作者约翰·泰勒·加托将我们文化中的“极大愚蠢”归罪于“利用公立学校的教育作用将复杂、全面的社会议程”传授给学生。在琳达·多布森的《在家上学解疑》一书中，加托指出，随着不再对主要学科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每一代人知道的比前一代人少，因此更没有能力抵制学校教育了。”

在家上学的学生们经常为自己从填鸭式的传统课堂教学方式中解脱出来而庆幸。多布森的书中提到，多年在家上学、16岁的利德西·约翰逊曾宣称：“我决不会把我受教育的自由交给一家机构——在学校里，灌输的是这么一种思想：“学习是令人生厌的活，是一场希望早日到达终点的比赛。不是这样，它是生活中美妙的一面，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关于社会化的辩论

据无数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士称，在教育机构上学最为不利之处是学校所塑造出的社会行为模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化经常是嘲笑选择在家上学的人的笑柄：在美国家庭的娱乐室里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罗森嘲弄地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社会化的事情是对鸟类而言的。”她的孩子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看着我的眼睛讲话。丹尼尔清楚地向我们讲述在家上学的好处，希望知道哪家报纸愿意报道他们家的故事，并问起我的孩子的一些情况。罗森补充道，“我并不认为让丹尼尔跟30个同样是10岁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是学会与人相处的最好方式。”

在谈到这一点时，罗森和这场运动中许多学者经常被摘引的意见一致。这些学者包括穆尔和康奈尔大学的乌列·布朗芬布莱纳。与摩尔一样，布朗芬布莱纳也认为与同样年龄段的孩子们接触过多，尤其是在刚上小学阶段，会使孩子们认为同龄的孩子们就是被社会接受的典型，这会导致他们社交技能弱化、自信心减弱、失去对父母的尊重。这些发现印证了选择在家上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有积极效果的社会化——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能够超越自我，考虑他人的观点”——的最佳学习对象是家庭内部那些关爱、支持他们的成年人。

加利福尼亚在家上学网络的创建者、该网络主席克里斯·卡迪夫的话也被多布森的书所引用。卡迪夫说：“如果由我设计一个环境以加强我的孩子的社会化能力，我绝不会提出任何与学校体制类似的设计。”卡迪夫反击了被他称作“孤立谬论”的对家庭教育的批评，认为选择在家上学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比学校的“人造”环境更贴近“真实的生活”。HSLDA发布的一篇报道称，选择在家上学的学童平均参与5.2项社区活动，如男、女童子军和四健会(4-H Club)。此外，在家施教的家长们通常认为在没有对同龄伙伴的依赖的情况下，他们的孩子们茁壮成长。苏珊·克莱杰斯基是位5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在家上学使她的十多岁的女儿埃米莉无拘束地在自家汽车的引擎罩下摆弄。去年，埃米莉自己制造出一架小发动机，获得两项4-H奖。由于同龄人对女孩子“该做的事情”早有定论，克莱杰斯基怀疑在学校里同年孩子们的压力下，她女儿在机械方面的天分是否能够保存下来。

在家上学是对办好教育的挑战

这并不是说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不应承认意在保护儿童重要利益的基本规则。虽然对捍卫在家上学自由的战士而言，规定的标准化测试或许带有专制的味道，但是在家上学者就连一个孩子也不应让他不受良好教育而陷入劣势后遭受严酷折磨。尽管测试不能显示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它们却可以暴露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进行家庭施教的家长们排斥我们流行文化中所有空洞无物和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值得称颂，他们也需要检验让孩子们孤立于社会所有规范和标准之外是否对他们有利。

的确，社会应给家庭施教留下空间，且各种预测均显示它将继续存在。将这一运动作为我们宽广的文化多元的一种新要素而加以吸收将是明智的。我们应赞赏它作为新要素的贡献，而其贡献远非只是对现状的挑战。就像许多反向运动一样，这一运动也许会迫使主流面向改革，正如全国教育协会（NEA）的一个决议建议的那样：“在家上学向公立学校的倡导者提出了把教育办得更好的挑战。我们应接受挑战，以便让所有家长们看到公立教育是现有的最好选择。”如果改革的结果促使班级更小、更有个性化的学习、以及解决矛盾冲突课目，那么，在家上学的成功将超出其自身领域。同样，在家上学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它对我们这些将孩子托付给公立学校教育者的人产生的影响：家庭施教的家长们长期致力培养孩子，他们一定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同他们一起阅读，参观他们的教室，并帮助他们应付在教室可能遇到的各种严酷的现实。

（本文摘自：《The World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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