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学校与两条街道

那次到学校去，既是为了儿子，也是为了自己。毕业很多年了，那所学校里肯定组织过很多庆典，其中肯定有毕业后取得优异成就的学子，被请回去作为激励新一代学生的楷模；而那些幸运的学子，也会在前呼后拥中，了却自己对母校的思念之情。我没有那样的荣幸，便只能自己找借口，以咨询孩子中考的名义，到离开多年的母校去看看。

甬道左边的一溜黑板还在，各个班级的板报也一如当年各显风采，只是涂鸦的痕迹更重一些，显然现在的学生精力都在课业上，“分是学生的命根”，只要考出好成绩，起码能进入本科学校，就是好样的，因此板报办得粗疏潦草一些，也是很自然的。不像我上学的时候，一开学每个人便被要求在表格中填上有何特长，我不明就里的填写了喜欢画画，便被学校宣传组叫了去，到甬道旁的大黑板前，指着一块空儿，让我画一幅大批判的宣传画。从那以后，班级里的板报就全是我的事儿了，几乎每周都要出，写的画的烦了，也有搞得一溜歪斜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孩子写的画的那样。

甬道右边的高崖上，原来有一排大杨树，树下的空当里，有双杠单杠和沙坑。布满浓荫的季节里，树的叶片在风中哗啦哗啦响，如果心情好，会听成是青春的歌子。再里面是操场，记得入校的第一天，老师按照花名册点过名后，让大家按个头高矮排队，男女各一排，然后依次进入教室，就那么派定了同桌。谁与谁不仅不相识，而且不敢近距离的正眼儿看，就那么在一起一坐三年，直到毕业离开学校。

十几岁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或者说，一所学校的风气，是造就一个人终生性格的地方。我们这一届学生，从小学四年级便遇到了文革，尽管后来几年也上课，但是学的是当时满大街都在喊的东西，尽管好的老师也会从中讲出点儿意思，譬如其中的典故，诗词中的遣词造句，但是没有教学计划与大纲，没有循序渐进的步骤，孩子们听进去也那么回事儿，听不进去也只能随他去。所以一进入中学，看到课程表，除了第一节课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之外，其他的还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以及生物之类，大家的小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早就听说这所学校的老师很有水平，没想到果然厉害，不温不火地给你一种威严与震慑，大家睁大眼睛左左右右地看着，从中得到了一种规范的力量。

过去进这所学校是必须要考的，就像现在要凭相对比较高的分数才能进来，而我们那时则是划片儿就近入学，也就是说同学们住的大都比较近，因此，一放学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一时间，台东三路与台东一路便塞满了人。学校有两个进出口，大门在台东一路上，小后门在台东三路上，三路离大多数人的家近一点，而且又很少有汽车，所以台东三路的人格外多。

由两条道路所划定的区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区域。如果中午从学校的小后门回家，出了教学大楼往左拐，下台阶便是学校食堂与礼堂。食堂不用说在那个时候是为教工服务的，而早些时候，来自农村的学生是住校的，食堂不仅为教工服务，同样也为学生服务。礼堂，百度百科的解释是：用于集会、观看电影和演出活动的场所。其实来自于典礼似乎更准确一些。而在古代则是习礼的讲堂。礼的解释则是由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在一所学校里，礼堂就更有意义了，是学生们学礼识书的地方。三年里在这个礼堂中，听过报告，看过学校宣传队演出的样板戏与各种带有生硬色彩的节目。至于那些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的报告无关紧要，而在那里的演出，对于懵懂的少年来说，则是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少男少女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所展示出年青生命的丰采，则是生命的华彩乐章。即使演出的技能与功夫是幼稚的粗陋的，但不妨碍在同学们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出了学校的小后门是东光路与台东三路交叉口。记得旁边有一家柴草店，进门之后有一个偌大的柴草垛。那时候不分冬夏每家每月供应十市斤柴草，用于把煤引燃烧锅做饭，或冬季烧炉子取暖的。每当需要去买柴草的时候，就愁得慌，如果赶巧碰到有火柴厂和板材厂的下脚料还好一些，可以买的数量多，回家不太用斧子劈就可以点火。而那种时候不仅难以碰到，即便碰到了也往往挤满了大呼小叫的人，常常一家几口齐上阵，有抢柴草的，有排队买票的，那阵势真的是壮观。而更多的时候，人们在那一大垛木墩子里挑挑拣拣，拣那些轻的，干透了的，顺丝好劈的。在那里好多像我那个年龄的孩子认识了松木桦木柞木，知道了不开窍的榆木疙瘩的比喻体是什么样子的。

东光路到丰盛路是一个大下坡，往下走的半坡上，有一家生产文具的工厂，而我们那时候称之为书钉厂，夏天的时候，能看到工人在开着门的屋子里，将细铁丝用机器咔哒咔哒裁成书钉。不知道那些机器日夜生产的书钉都被哪里用了，怎么用得了那么多，反正计划经济时代总归是会有计划的。

丰盛路上有一家煤店，每当冬季来临的时候，家家都要卖煤取暖。晶晶亮的大同煤块儿最好烧，且烟儿少，但是价钱贵，记得是一块五毛六一百市斤；枣庄的煤块也凑合，就是石头多，所谓的石头应该是煤矸石吧，特别重，不容易燃烧。买不到煤块只能买煤面儿，回家加进一定比例的黄土，做成煤饼子也可以烧炉子的。每当买煤的时候，也大都是全家动员，也正是半大小子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人们动员各种工具，有麻袋、筐子、木箱子等等。煤店里有手推车出租，倒也便宜，只是太少，半天轮不上用一次。而更多的是用钢铃车往家拉，那种钢铃车是一种城市特色的家用工具，所谓钢铃就是工厂机器上用的轴承，有些严密的机器，轴承有一点儿砂子，也就是斑点就不能用了，而废物利用做成钢铃车，在过日子的家庭来说，则是解决了大问题。丰盛路煤店正冲着台东二路，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条路是土路，而台东一路和三路是柏油路，即便绕一下，也便于底盘很低的钢铃车行进，于是，每当买煤的时候，便会听到街上一片哗啦哗啦钢铃摩擦地面的声音，且须前面有人拉，后面有人推，成为那个时候一道特有的景观。

也有专门给人送煤的，也是要排队，就是说你买好了煤票交给送煤的，什么时候给你送到家不一定。我小的时候，母亲便经常让人送煤，因为时间不能确定，到了上班的时间只能锁门去上班，煤送到了，送煤的见门上挂着锁，便把煤倒在门口。胡同里暗，常常被人踢散了不说，也有邻居乘机沾点儿小便宜。

中午一放学的时候，学生们占满台东三路的街筒子，走着走着便四散去了各个路口，当走到台东财政局的时候，便少了许多。财政部门往往是森严的，从粗粗的窗棂子看进去，人们都伏在桌前忙碌，听不到有人说话，却响着一片算盘声。

财政局对面有一家茶炉，炉哨响着时候，也常常见到打水的人排队；再往前便是粮店了。尽管有粮证也有具体人口与定量，但是哪一天允许买新月份的粮食，是有严格规定的，严格控制寅吃卯粮现象。家家都有自己缝制的面袋子，每当买粮时，在家都要计算好了，根据定量，白面粉、玉米面、大米小米地瓜干等等各用不同大小的袋子。买粮时也常常要家里几个人出动，并不是要买的粮食多么重，而是样数太多，一个人肯定拿不过来。

粮店对面是土产店，笤帚炊帚簸箕家常用品需要光顾之外，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每当北风刮起，需要烧炉子取暖时买烟筒，是挺令人烦恼的，前一个冬天用过的烟筒即使保存得好没有烂掉，也总要添几节新的，问题往往就出在新与旧的对接上。那时的铁匠干活严谨，一节烟筒的大小头仅差几毫米，也就是大头略大于小头一圈。排队买烟筒的时候，有售货员给你对接好了拿回去也未必合适，在家里与旧烟筒对接，往往要费很大的劲，有的人家往往要安装到半晚上。

拐过了福寺路，走在果品街上，那股各个季节不同水果的气味儿很是诱人，特别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再拐进市场楼，楼下的菜市场常年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也许仅仅是买一斤盐打一斤酱油，也要跑一趟菜市场的。楼上是百货公司，也许从小就住在边楼上的原故，觉得商场很大很宽阔，孩子们捉迷藏在里面跑来跑去，既碰不到玻璃柜台，也撞不到人。到我上中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百货公司也同机关一样，早晨八点半开门，晚上五点关门。常常看到人们在天桥上站着等候开门，或者下班后匆匆赶来，碰到大门已经关闭时，沮丧地离开。那时不凭票可以买到的商品很少，买鞋要鞋票买衣要布票，即使买一顶帽子，也要半尺布票。

中午十一点四十五下课，下午一点半上课。吃完午饭后，便会被同学上门叫着结伴到学校打篮球。有时候也走台东一路，尽管那条路上有大光明电影院，但是可以看的光景毕竟没有台东三路多，而且马路太宽，中午的太阳又晒，走起来便乏味一些。但那时候台东一路毕竟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街道，“十一”“五一”的游行队伍从东方红广场出发，经太平路到中山路、辽宁路，再到台东一路，一般走到延安路的礼拜集就散了。即使接近尾声了，也依然能够一睹游行队伍的风采。

那年我们学校组织学解放军到市郊野营拉练，队伍从正门出发，沿着台东一路往威海路走，再到鞍山路直奔李村。背着军人一样整齐的背包戴着草帽的队伍，也被人们像看游行队伍一样看过一回，走在队伍中，心中莫名地升起了一股雄壮之感。而回来的时候，由于夜行军在途中被大雨浇了半夜，个个萎靡不振，走在人民路上时，队伍就像断头断尾的蛇一样，在街道上呈S形行进，可是当走到台东一路的时候，看到若干家长站在路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们的孩子时，那心中又升起了一种豪情，雄赳赳地走进了学校。

四十多年之后，每当走过台东一路看到那所学校时，不仅仅是亲切，更确信自己人生的一页青春留在了那里。毕业以后，当同学们走散了，那种失落感居然直到今天没有消失，即使同学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聚会，依然找不回失落的东西。

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趟进同一条河。物质是运动的发展的，时空是在变化的。我们今天再走在台东一路和三路上，永远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