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起眼”的电影的启示

    这里所谓的“不起眼”就是不被看重的意思，是相对于重大题材的电影而言，譬如战争、民族、政治、人类的思考，地球毁灭，以及外星球，等等；而相对于大投入大制作，则更不必说，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投入，甚至高科技，尖端技术等等。而对于一部家庭伦理，投资仅30万美元的电影来说，确实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放在中国的背景上，不到200万人民币的电影制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似乎是可以想象的。而阅读经验又告诉我们，就是这种开启点很小，从你我身边琐事说起的故事，往往会涉及到深刻的社会主题与张力——人生，是最大的事情。有人把这种题材归结为文学性的电影，也含有小众的意思。这种题材的确具有文学特色，那就是以小见大，一滴水见太阳的功效。

    我就是从这部电影的副题“一次离别”进入的，其实电影的全称应该是《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民族、哪个人种，人们最朴素的追求，就是让生活更好一点，这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千差万别，但根本的差别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为了一己私利；再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某个群体；小到某个个人，某种状态。甚至都可以对应到了某种体制，以及战争、掠夺、贩毒、制假、毒奶粉、地沟油……这里要说的，还原到了根本，就是人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好些，再好些，这是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情，而就是在这种朴素的追求中则会呈现出重重矛盾。

    西敏想离开伊朗，到环境更好的国度去生活，她当然希望丈夫与女儿与她一同去了，然而纳德却因为要照顾老年痴呆的父亲而与西敏产生了分歧，因此导致了两人的离婚。分歧还在于西敏希望带走女儿，这似乎也是很好的愿望，她希望女儿在更好的环境下接受良好的教育。女儿是她生活的希望,不带走女儿，西敏出国又失去了意义，于是，纳德不肯签字，又导致了离婚不成。接下来的僵持、分居，是电影开端便呈献给观众的矛盾。

    西敏的“离家出走”——回娘家，令纳德不得不雇佣瑞茨做护工，在他上班女儿上学时照顾老父亲。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细节，推进了电影情节的后来发展。一个是当痴呆的父亲出现小便失禁，湿了裤子时，瑞茨在是否该给他换裤子这件事上，打电话询问神职人员，是否违背《古兰经》的教义；第二个细节，导演有意掩藏，是老父亲上街拿报纸，怕老人走失的瑞茨上街去追他时被车撞了。就是这个细节导致了一场误会。第二天瑞茨去医院检查腹中胎儿状况时，把睡着的老父亲手臂绑在床上，而老人又滚落在地上。当纳德回家看到这一场景时，其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而瑞茨又不在家中，显然是失职行为。问题是，瑞茨又不便说出自己前往医院看病的原因，她担心失去这份工作。继而纳德发现家中少了与瑞茨一天工资相当的钱，便怀疑瑞茨偷盗，为索要工钱的争执导致纳德怒火中烧地把瑞茨推出门外……

    事情确如影片中主人公的意愿一样，但愿到此结束，而问题就在于不仅不能到此结束，而是有了更复杂的发展。偷盗，在伊朗的国度来说，是最大的罪恶，甚至可以上升到索取他人生命，都被认为是偷盗行为。当然，轻则是道德行为。而进一步对纳德和瑞茨心灵拷问的是“说谎”，当法庭涉及纳德是否知道瑞茨怀孕时，纳德选择了撒谎。如果在这里说他的谎言是善意的，是为了照顾老父亲、为了要考试的女儿、为了这个已然面临破碎的家庭，而免遭几年的监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那么瑞茨的谎言，则是信仰的拷问。道德的拷问，在西敏和女儿的催促下，以金钱的方式，似乎可以达成调解，而瑞茨的信仰拷问则是难以逾越的。这个影片的最大张力就在这里。为获取张力的力度，导演有意掩起了瑞茨被车撞了的细节，最后靠瑞茨自己将其说出，其内在的力量来自信仰中的“报应”。就是说，信仰让瑞茨意识到如果接受了纳德赔偿的1500万元（伊朗币）的赔偿，他们的女儿与家庭，则会遭到报应，那不是眼前的痛苦所能抵御的，那将是的致命的打击。

    电影到了这里，基本完成了其所要叙述的使命。尽管后面瑞茨的丈夫为了发泄，把纳德汽车风挡玻璃砸烂了，也是道德行为，但只是对下层社会人物的塑造而已，也是他与瑞茨家庭悲剧的性格必然。

    这部电影发人深省之处，就来自于这个信仰与道德的冲突，或者说之所以摘取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奖的最重要的一点！尤其在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与道德。

    值得回味的是，无论纳德、西敏，还是瑞茨与其丈夫，都是盘结在道德这条线上的善良的人们，他们是在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与思辨，获取所需要的人生幸福，纳德“撒谎”，是为了家庭的幸福，瑞茨的不面对古兰经发誓，不接受高额赔偿，同样是为了不被“报应”的心灵幸福。而西敏与女儿在影片中并没有扮演道貌岸然的空乏的道德卫士，她们所面对的，也是不被由道德所导致的心灵折磨。这里便使事件上升到了理性层面了，人生的幸福，到底是由物质还是精神所决定的？尽管电影所展示的是两个不同物质层次的家庭，一个是由银行职员和教师职业所维护形成的家庭，他们的价值观是能否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下的幸福。痴呆的老父亲，成了他们追求道路上的羁绊，纳德选择了面对，同时承担的还有对女儿的教育，是一个好儿子与好父亲，道德的天平似乎很自然的倾向了纳德；而在寻求道德的救赎中，西敏与女儿的选择，道德的天平又倾向了她们。显然，精神的幸福在这里大于物质的具体的幸福。而在瑞茨的下层社会家庭中，尽管其丈夫有许多不轨行为，受到过法律的惩罚，他们的家庭似乎是在艰难的物质层面上挣扎，致使怀孕的瑞茨不得不靠为有钱人家做护工赚钱维护，然而面对博大的信仰时，他们还是选择了精神的解脱。

    这里的启示是，不是文化的高低，不是物质的富有与贫困，而是我们究竟信奉的是什么？无论道德、法律还是宗教，最怕的是什么都不信，没有禁忌。中国的文革造就了一代什么都不信的人——不，曾经有过信仰，而一旦所信仰破灭以后，便再也无所敬畏……记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阎罗殿，作恶的人死后有下油锅过刀山的说法；佛教中有轮回说，做善事修正果的人，来生会继续托生为人，作恶多端者，则会收到惩罚，托生为低级动物，等等。甚至在一些山区大字不识的老太太那里，善恶报应之说，也根深蒂固，她们以此教育后代如何做人……而这些统统被作为迷信给打碎了。   

    电影最后，纳德与西敏还是走上了离婚的法庭，在女儿要向法官说出自己的抉择时，法官让两人回避，在走廊上，纳德与西敏隔着一扇玻璃门相望——这又是知识阶层的心灵隔膜——导演有意营造的带有象征意味儿的镜头。追求幸福，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与追求什么样的幸福。《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这部电影所给我们的启示，不能说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