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小传

孟秋（1525一1589），字子成，号我疆，谥清宪，祖籍山东茌平县广平乡孟家庄，曾祖讳通，移居东阿县安平镇（今山东阳谷县张秋镇）孟家海子村。孟秋“生而有大志”，以“圣贤之学自任，善谈名理”。其在《怀古》诗中感慨地说: “男子生来事四方，岂愿局局终农圃。顶天立地作人豪，愿与斯文继邹鲁。”嘉靖二十四年（1545）拜张后觉为师，学习良知之学,“洒然有悟，发愤下帷，谢绝一切，即家徒壁立，宴如也。”遂为弘山先生最著名的门人之一。姚思仁为他作墓碑，开宗明义即说:“今学士大夫言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可见孟秋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一、仕宦经历

据姚思仁《我疆孟先生墓表》和孟化鲤《我疆孟先生传》，隆庆三年（1569），山东提学使邹善（号颖泉）和山东按察司签事周怡（号讷谿）在济南贡院讲学，孟秋以秀才身份执经问难并阐述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两公称其不凡”，深受赏识。同年贡入太学，结识孟化鲤，二人一见如故，志趣契合，遂成一生知己。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选昌黎知县。下车伊始，即收孤独，问疾苦，省徭役，筑城池，惩猾吏，拔异才，察幽隐，修茸公署学校，一切与民更始，“掣二百年夙弊，一旦苗耨而发栉之。”因昌黎县是韩愈宗族所在地，孟秋尊其为乡先正，并刻印韩文训导诸生。他又捐献自己的俸禄，修建昌黎书院，选拔三十余名高材生讲授良知之学，并订立学约，要求诸生:“先行而后文，制外以兼内，讲肄以端其习，考核以程其规，标的以大其业，宏博以邃其思，抑扬以励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气。”并曾邀请其师张弘山先生来书院讲学，与诸生晨夕相继，亹亹不倦。所讲内容，孟秋皆有所记，后编辑成册，即今《张弘山先生文集》中的《教言》部分。文教日久，昌黎士民“翕然而从，翻然而革”，上下交相信慕，民风大变，孟秋亦被尊为“大儒”。六载政务，孟秋提出治理百姓四法: “治百姓有四事，一曰养，二曰教，三曰刑，四曰兵。百姓不养，民失其所，虽教之不改也，虽刑之不从也，故一曰养。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虽严刑以驱之，无益也，故二曰教。既养矣，教矣，教之不改，然后从而刑之可也，故三曰刑。刑者，刑其小者也，世有寇贼、奸宄、夷狄、猾夏者，刑岂足以止之？故加之以兵。兵也者，所以威不轨，安善良，保教养于可从者也，故四曰兵焉。呜呼，不有真心，孰行实政？”孟秋赤心为民，与民休息，深得人心，万历四年（1576）调任大理寺评事离开昌黎的时候,“父老泣留遮道，时有鹿衔先生裾，亦若有恋恋者”，为他立碑颂德。

万历七年（1579），孟秋改职方主事，主管山海关事务。山海关是历代关卡要塞，权利甚大，很多官员为之艳羡。孟秋“至则榜禁城社胥史，关政肃然。先是关民出入夹带逋戍为利薮，至是讥察有法，輙造飞语”。孟秋严肃关政、惩治贪官污吏的系列举措触动了很多官员的利益，阻断了其灰色收入来源，于是遭到了贪墨者诽谤与排挤，在万历九年（1581）的京官考察中被外贬。孟秋决计致仕退隐，他离开山海关时,“与妻、孺人共驾一牛车，旁观者掩口笑曰：‘昔镇是者，黄金满载，身名俱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为也？’”（邹元标《我疆先生墓志铭》）家居三年，孟秋课子讲学，安贫乐道，怡然自乐，深得曾瑟颜琴意趣。还博览古今，多所著述，其《理学辩疑》及《村居杂咏》即作于此时。海内名流如邓一讃、邹元标诸人，皆造其庐，讲学累日不倦。许孚远曾造庐访问，见“茅屋数椽，书史狼籍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明史·儒林二》）

万历十二年（1584）冬起为刑部主事，两年后升员外郎，改尚宝寺丞。万历十七年（1589）升少卿，卒于任所。孟秋历官十九载，妻无重裙，庐无重茅，俯仰无愧，清廉一生。

二、心学特色

据孟秋《弘山先生<</span>教言>序》，孟秋自入庠时初见张后觉，即被其超然世俗之表所倾倒。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同进朱友的引荐下，孟秋百里求学，前往茌邑弘山居处问学，先生即授以良知之学，言之终日，教理透彻。孟秋闻所未闻，忻然有省，喟然叹曰：“不遇先生，终成聋瞽。”遂执弟子礼，从此师事先生二十余载，最得先生之心传。时人邹元标评价说: “力承正学，我疆孟公其最也。”（《我疆孟先生墓志铭》）友人孟化鲤赞誉他说：“远可方夫广川，近足媲乎石翁。抑岂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终身斯道，更有在乎道脉之正。”（《祭孟我疆先生文》）

孟秋对于良知之学体认和理解最为深刻的便是一个“仁”字。尽管“仁”是孔孟儒学众所周知的核心要义，但要真正深入切实的体证到其精髓和真意实非易事。如果说“良知”是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那么“志仁”二字就是孟秋对良知学的独特发挥以及对孔孟儒学的再次发明。他反复强调：“孔子作圣无别法，只是‘志仁’一事。此是入圣要诀。后世纷纷议论，只是不明此路头。”“孔之‘志仁’，孟之‘存心’，所以完人，所以作圣，皆以此耳。此孔孟口诀也。”“圣人一生，只是论学，所学何事，只是‘志仁’。”孟秋也参透了孔孟儒学的“一点真骨血”，认为古来孔孟圣贤千言万论，无非就是“志仁”“求仁”“成仁”，他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入圣要诀”“孔孟口诀”。这在其诗作中也一再反复吟咏此义，如“圣人事业掀天地，把柄由来在学仁。”“一自虞廷启道心，求仁两字是金针。”认为儒者建功立业的思想原动力就源自“仁”心，“求仁”二字实为虞舜以来历代圣王的心传秘决，这与孔孟倡导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大道至简，儒学千言万语，都是围绕“仁”字展开，只要明了儒学“志仁”要义，便可提纲挈领，通晓无碍。因此，孟秋感叹道：“志仁则无恶，何等简易，何等直截。但人不悟耳，可惜！”

对于“仁”的内涵，孟秋以桃仁为喻，生动形象地解释说：“桃仁之仁，即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无欲之心也。枝叶花实，桃仁之生理具在；经纶参赞，赤子之真心原有。桃仁不害，生生不已，自有此枝叶花实。真心不失，生生不息，自有此经纶参赞。不俟妆取，不待求外，不用人为，培养将去，生意无穷。所谓学而时习之也。”桃仁，本性真纯，乃未发之体，实含后天枝叶花实已发之生理，只需悉心培养，自然会生发一枝繁果硕之桃树。对于人来说，人心犹如桃仁，本自天真善良，内含后天仁义礼智之美德与经纶天地伟业之理由，只要好好呵护培育、学而时习，亦自然会成为一顶天立地伟丈夫。对此，孟秋亦常引用孔子“一贯”之说加以发挥，他说：“作圣不在多，能只在‘一贯’。子贡以多能多学求圣，不知‘一贯’之旨，故有此言。”“道无二致，一时俱到，学无二功，一了百了，此‘一贯’之道也。曾子之所以传而唯者，此也。”在其诗作中，也反复吟咏申明此义，“未会圣门‘一贯’诀，漫从血肉觅金针。”（《寻乐》）“只从‘一贯”窥元化，肯把多能觅圣功。”（《寄鲁源公》）这里的“一贯”之“一”，孟秋认为就是“仁”，将“仁”所含蕴的义理通过立身行事发挥极致，便是“仁人”。他将此视为孔门心传：“曾子之诚，颜子之仁，一而已矣。孔子心传只此。”

对于如何将“仁”这颗种子培育充实、发扬光大，孟秋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时时保持“无欲”状态。他在《因徐公论学有感》一诗中说：“无欲方能入圣真，孔门学脉在求仁”，明确提出进入圣门的修行路径便是“无欲”。他说：“大人一生学问，亦只充此无欲之心而已矣。”“圣学只是无欲。声色货利，常人之欲。意必固我，贤人之欲。欲学圣人，必先寡其声色货利之欲而后化其意必固我之欲，则圣可学而至矣。”更进一步将“无欲”路径具体分为两步走，即“先寡其声色货利之欲”和“后化其意必固我之欲”，前者尽可能减少物质欲望，后者极力减少纷纷妄念，然后方能进入澄明之境。因为“无欲则静，无欲则明，无欲则大，无欲则功，无欲则勇，无欲则诚”，“淡然无欲，故虚明洞达，能应万物，而声色、货利、闻见、技能、功名之类，一切不动其中，真如太虚晴空，万里无云，一清明广大之象而已。”

正因如此，孟秋对“颜子之乐”津津乐道，神往不已，视为人生修行之至境。他说：“竞名谋利，可以为能矣，吾不欲也。谈玄学禅，可以为寂矣，吾不愿也。饮酒赋诗，可以为乐矣，吾不为也。杜门谢交，可以为高矣，吾不学也。吾所寻者，颜子之乐耳。”直接表明自己一生所汲汲追求的就是颜子乐境。他认为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不爱富，不慕贵，不求安饱，不忧箪瓢”，正是其至真至密的“无欲”修行工夫：“颜子屡空，何谓也？曰无欲也。”“孔门善守关者莫如颜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一何严且密也。”从而达到“湛然廓然，造物同游，与天地同流，用行舍藏，付之大化，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此乐天知命，安土敦仁之境也。”

当时督学山东的邹元标对孟秋之为人、为学极为推崇，曾激赏说：“（孟秋）上副先儒宗传，无论世士，色取行违者，不敢望公一尘，即号大儒，履绳蹈矩，而以意念为实，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我疆孟先生墓志铭》）友人孟化鲤亦由衷赞叹道：“或曰山东自孔孟没且二千年，传经砥节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如宣尼所谓闻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我疆先生传》）皆视孟秋为孔门真传之“大儒”，诚然。

三、著述及流传情况

据孟化鲤《我疆先生传》和《我疆集后序》，孟秋一生著述颇丰。万历八年（1580），主政山海关期间，著《治平安边诸策》；万历九年（1581），孟秋致仕退隐期间，阅览古今，多所著述，如《里居稿》《理学辩疑》《村居杂咏》等，“洒然而乐，有曾瑟颜琴意趣。”万历十五年（1587），孟秋编削《明儒经翼》，并刻板刊行。第二年，又取孔孟之书，随读随笔，编成《读书管见》。此外，还著有《战国策略》《政事要略》等。在师从张弘山先生二十余年间，凡有所闻，皆予载录，即为《弘山教言》。至万历 14年（1586） 即孟秋去世前三年，孟秋友人孟化鲤、邹尔瞻将其诗、文、教言以及与友人来往书信等内容编订成集，并加以刊刻，此即《我疆集》。

据毕佐周《合刻<</span>三先生文集>原序》，万历乙卯年（1615），弘山门人赵素衷去世，时任东昌郡伯的岳石梁将其遗稿刊刻印行。万历戊午年（1618）仲冬，友人毕佐周“顾其书与《教言》《文集》各自行已”，“恳请蓼水朱先生、蓬玄张先生删订成篇”，后又“谋之郡伯，请合刻”，其中《教言》即弘山《教言》，《文集》应为《孟我疆文集》，始将张弘山、孟我疆、赵素衷三先生初次合刻，此即《茌邑三先生合刻》初刻本，参与刊刻者有四人，即毕佐周、岳石梁、朱先生、张先生，且前有毕佐周和范景文所写两篇序文，分别是《<</span>茌邑三先生合刻>原序》和《合刻<</span>三先生文集>原序》。《我疆集》从此以《茌邑三先生合刻》本形式流传于世。至于其他著述，仅存目于《山东通志》之中。

文章录自：

     聊城阳明后学研究4：孟秋小传(聊城社科界 2022-06-14 11:39 发表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