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1979年党中央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当时，斜桥乡河石大队的干部很重视这件事，在大队部和黄泥浜以及王家门前两爿下伸店这三个地方用红榜张贴了“四类分子”摘帽名单。我在王家门前小店内的名单上找不到母亲的名字，从头至尾看了几遍，怎么也找不到母亲的名字。我又去大队看红榜，还是看不到母亲的名字。我就去找大队支部书记钱顺发同志，我问他：“钱书记：大队里四类分子的帽子是不是还要剩几顶？”他回答：“都摘光了。”我又问他：“怎么没有我母亲的名字？”钱书记说：“你母亲本来就没有帽子，人民政府从来没有给她戴过帽！”“天哪！没有帽子，怎么会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造反队中的个别人没有党性、没有人性、没有天良、没有国法，无视法律！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必遭天谴！欺压弱者，天理难容！”他们中有人得了不治之症，已经归西，这可能是报应吧！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个人，这就是我的邻居杨叙江先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有的造反派是趁火打劫，有的是为了报私仇，手中捏着香烟火趁机在被害人脸上猛的烫一下也有之，有的是好表现自己为了出人头地，有的是看热闹轧闹猛。而杨叙江先生并不是以上那几种人，他不避风险，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不怕别人说他不划清界线，事后他主动前来帮助我，在房间里铺好被撬起的地板。叙江真乃是一位难能可贵的知心朋友，我要一辈子记住他,在我危难时刻，能及时帮我一把。

母亲郭凤娥生于1911年12月27日（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卒于1974年6月19日4时（甲寅年闰四月廿九日），享年六十四岁。外婆太太共生育七胎，养大的只有二子二女。嫁在曹寺里周家的姑奶奶郭美仙是老二，我的外祖父郭银松是老四，嫁在路仲里的姑奶奶郭美宝是老七，最小的八外公郭庭松（字守中）是安徽某地的银行职员。外婆吕明宝原籍庆云的和尚浜，现在的光明村，十六岁结婚，十八岁生下我母亲。外婆也生育了七胎，老大是我的母亲，嫁在丰士联群村树口里的姨母郭美娥排行第二。老三和老四都是女的，被先后放在硖石下东街育婴堂的大抽屉中。老五和老六也都是女的，先后被闷死在空马桶里，因为外婆太太只想要个孙子。舅舅老七是个遗腹子，出生前外公因为有一天到斜桥出早市，在牛桥上吹到一阵毒风，回家后因中风而病逝。外婆一生信佛，解放前曾经带头化缘重建了三间钱相公庙（此庙沦陷时被日寇拆毁，解放后此庙改为尚山小学校址），以及在云林庵，俗名林家亭子重建了一座高大的、富丽堂煌的戏台，解放前每年春季迎会时，林家亭子戏台上都要演戏文，外婆常吃素，常劳动，享年九十六岁。舅舅郭妙德在沦陷时跟随浙江商校去了上八府读书，抗战胜利后回家。解放后由于历史问题，曾经劳动教养。后来在杭州上城区建筑公司做泥水工人，直到退休，享年八十三岁，育有两子。

母亲十三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家中还有外婆太太、外婆、我母亲、阿姨、舅舅五个人。母亲从小气力很小，时常有病，进过私塾，识字不多，能看懂一般文字。到了17岁由外婆作主下聘给王家门前我的父亲，1932年母亲22岁时结婚，父亲21岁。父母结婚时，我的亲生祖父与承继祖父都已经去世，母亲有三个婆婆，第一个是父亲的承继母亲吕柏珍，第二个是父亲的生母余三宝，第三个是叔叔与姑姑的母亲余四宝。后面两个婆婆是姐妹两，因为父亲的生母常年瘫痪在床，她的妹妹为了照顾姐姐，就嫁给了祖父。当时家业已经衰败。1939年7月9日父亲因病去世时只有28虚岁，母亲29岁，我只有4虚岁，实为2岁10个月。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寡妇，守了一辈子寡。别人都说，王永茂里寡妇多，例如元太太、祖母（父亲的承继母亲）、孃孃（叔叔、姑母的母亲）、豪奶奶、金奶奶、六奶奶等都是寡妇，现在王永茂寡妇中又多了个母亲，我经常看到母亲在偷偷的哭泣流泪。

母亲的手工活不错，能够裁剪简单的男女中式衣裤，并用手工缝制。还向自属里的老前辈元太太学习刺绣，以及向元太太学习用麦柴杆编织麦柴升箩、麦柴海田螺、麦柴公鸡、麦柴风车、麦柴扇子等玩具。在平时还帮助别人绣花。邻居大奶奶时常拿来一些自己织的土布要我母亲为她的儿子炳祥、福祥和丈夫荣堂爹爹做衣服。大奶奶人缘很好，为人直爽、热情。由于母亲瘦弱，奶水不多，在我小时候，大奶奶经常给我喂奶。还有一位邻居四奶奶人缘也很好，我的母亲在娘家时就认识四奶奶，因为她已故的丈夫郭继林也是郭家门堂人。四奶奶常常带我母亲去上海跑单帮做小贩，常去上海批来一些货物在斜桥摆地毯做小生意，赚一点钱维持生计。

1941年我六岁时，母亲带着我寄居在外婆家过生活，1941年末至1942年初母亲带我去路仲姑奶奶家服侍有病的外婆太太，住在明厅。不久姑奶奶与我们母子陪着外婆太太趁着一条农船回郭家门堂家中，没过多少日子，外婆太太病危去世了。

1942年日寇在沪杭铁路沿线凡有铁路桥梁的地方强迫老百姓修筑碉堡，斜桥镇到郭家门堂只有三里多路，因为有三座桥，就筑了三个碉堡，郭家门堂西边的火车站和东边的司姑桥还有两个碉堡群，在这两个地方日寇设置了很多刑具，有很多老百姓曾经坐过老虎凳、灌过水葫芦、上过蜘蛛吊、坐过电椅等等。日寇还下令拆掉铁路两岸300米以内所有的房屋，砍掉所有的树木。外祖母家在拆房时，我亲眼看到一位前来帮助拆屋的亲戚上屋时动作稍慢了一点，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在他的脚上刺了一刀，顿时鲜血直流，真是惨不忍睹，日本兵太残酷了。

1942年3至4月，外婆家搬至曹寺里北面的白虎浜东岸居住。1943年春季我八虚岁了，外婆送我去白虎浜西岸的沈家埭读私塾，外婆这时对33岁的母亲说：“阿娥，你娘儿俩个不能老是靠我过日子，你去外面寻点活儿做做”。路仲里的姑奶奶就给母亲找了一份差使，1942年5月给硖石的陈家管小孩，每月工钱7元，当时陈家第4个孩子刚生下5天。主人陈庭階是位商人，在硖石、上海两地都有公司。东南河的袜厂叫恒泰袜厂，小街上的煤油公司叫协丰煤油号，九曲港还有煤油仓库。因为母亲的姑母（我的姑奶奶）和陈家是朋友和世交（陈家也是路仲人）。为了面子，母亲虽然是做佣人的工作，烧饭洗衣，但是陈家的四个子女都叫我母亲为“寄娘”，特别是四子六官（字光义）是母亲从小抱大的。陈家的一些邻居以及公司里的贾先生、殷先生、陆先生、林先生、郎先生等等都叫我母亲为“寄娘”，母亲成了“众家寄娘”。

1947年夏天，外婆送我到了母亲的身边，我也叫陈先生、陈师母为“寄爷、寄娘”。寄娘曾来过王家门前看迎会，阿姐文宝（文宰）也来过外婆家，我早就认识她俩。仙宝（尧先）和六官（光义）对我很热情，我们三人曾在米小一起读过一年书（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在米业小学的分部米业公所由级任张振飞先生所教的一、二复式班，六官读一年级，我与仙宝读二年级），假日曾在一起玩，几乎走遍了硖石的每个角落、走遍了硖石的山山水水。我们去过西山、东山、横山，去过横塘河的支流九曲港、北关桥的长水塘市河，去过大荡、小荡，去过西山的蜒蚰洞、凉亭，去过东山的徐志摩墓地（长方体的水泥墓茔）及宝塔，还去过沈家花园欣赏白兰花的香味，到过南面的太阳桥，去过硖石东、南、西、北四个关厢，到过上东街、下东街、沙泗浜、横头街等等地方。

母亲在陈家的主要工作是买菜、提井水、烧开水、洗菜、烧菜、煮饭、洗碗、洗衣、扫地搞卫生，每天早上拎两只马桶到街路口，清洁工人倒好后，拎回来再洗一遍。傍晚衣服晾干后，还要熨烫，然后摺叠。如果来了裁缝（路仲人金荣师傅），还帮着生熨斗、缝边、锁洞、钉纽扣。天热了，给尧先和光义洗澡。1848年8月陈家搬到上海后，主要照管房子里的家具与衣物。1949年下半年陈家退房后，我回到了外祖母身边读书，母亲又去了上海做保姆，给文宝管孩子，直到1950年春天土地改革时，我和母亲才先后回到故乡—王家门前。1951年上半年母亲把户口迁到上海姑母家，在一所学校里给一位姓马的老师管小孩、烧饭、洗衣，每月工资14元。母亲在硖石与上海两地一共做保姆16年，一直做到1962年响应政府号召，回乡生产，1963年把户口从上海姑母家迁回农村。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出现了因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上海市压缩城市人口，5月份母亲回乡了。我当时已从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从和平小学调到了家乡的前步小学，晚上住宿在家里，每天早出晚归。我和祖母、母亲，一家三代同睡一只床，吃住同一个房。当时一家三口矛盾比较多，婆媳之间有气，母子之间有时争吵。祖母是个老实人，时常在背地里哭泣。母亲跟我争吵的原因，是埋怨我三十二岁了，还找不到对象，说我将来要做老孤身。我对她说，找不到对象有三个原因：出身不好、脚有残疾、收入低微，母亲就出气在祖母的身上。看到争吵，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后来我搬到学校里住了。1965年6月18日祖母因病去世，享年81岁。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母亲成了漏划地主，选举权被剥夺了。集中在生产大队学习开会，社交队同志给他们开了五天会议，学习国家的政策法令，做到不破坏、不造谣，有事外出做到请假，来客报告，老老实实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做个新人。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此后，红卫兵“小将”、造反派们走向街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了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乃至广阔的农村。全国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这一场扫“四旧”的行动也冲击了我的家庭。母亲有一些金银首饰：金戒指、耳环、银元、一条红色新的羊毛毡毯、一面比较大的镜子、一把铜茶壶、一把锡酒壶和一只铜面盆等器皿，这些金银物品大部分是母亲结婚时的陪嫁之物，一部分是母亲在1956年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在上海老城隍庙购买的。家中还有一些祖父和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这就成了抄家的对象。其中五枚金戒指、几副耳环和十来个银元等首饰都是我亲自交出去的。造反派从我家中抄出所谓的黄色书籍六七十斤，它们包括了《辞源》上下册、金圣叹批注的绘图绣像《三国演义》、《古文观止》、《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中国通史》、文言文的《福尔摩斯侦探》全集。还有一些三十年代的作品，例如《沫若文集》、《子夜》、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雷》、《电》、《雾》，丁玲、柔石、沈从文的作品以及祖父的多本真草隶篆字帖、还有祖父的一些书画作品、两颗鸡血石印章等等。连母亲的几十斤全国粮票也被一位治保主任顺手牵羊拿走了，运动结束后，这位干部托别的干部前来学校如数归还了浙江粮票。当然，母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剪了头发，戴了高帽，游了街，晚上关“牛棚”，（关了好几天），我的房中地板被撬起，房门上贴了封条。

后来在多次运动中，母亲成了活靶子，大队斗、小队批，晚上来查夜，新的治保干部看到家中一只刚买来的，用来晒豆子、晒麦子和晒番薯干的竹匾，就叫母亲明天拿去给小队里使用。多次盘问母亲还有没有金银首饰？我也几次叫去问，我对他们说，真的没有了，上次的金银首饰，包括金戒指、耳环、银元，都是我亲自交给你们的，你们还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我对他们说一个在旧社会做佣人的人能有多少金?多少银?造反派又把母亲关了两次，每次都是好几天。我担心母亲受不住打（他们用棒抽打母亲的头部）、跪（跪在竹器厂的毛竹上和条凳上）、车轮式审问，幸好母亲没事。

据《特区文摘》第595期2006／08／11—08／17《回眸荒唐的破“四旧”运动》一文披露：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他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看了上面触目惊心的文字，我想，那位治保干部私自拿了几十斤全国粮票，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母亲于1942年5月至1949年5月离开家庭，在硖石做保姆整整八个年头。据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书中“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篇文章中第十二节“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一节中的（说明）（1）中写道：“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解放前，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份。本人及其妻、子、女照工人成份待遇。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待遇，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份，依其成份待遇。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市镇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份，又各依其成份，而决定其在民主政府法律下的待遇。”

以上文件写得明明白白，体现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特别是文件的最后一句：“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份，又各依其成份，而决定其在民主政府法律下的待遇。”党和政府的政策是英明的，是实事求是的，深入人心的，是符合民心的。但执行政策的个别的实际操办人存在私心，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后来，一位曾经组织批斗过我母亲的生产队干部对我说：“你的母亲苦了一世。”他这时候还存在一点点良知，那么当初又何必如此残地折磨我的母亲！

母亲有高血压，在七十年代患了半身不遂偏瘫，讲话不周全，行动不便。最后阶段，吃饭、穿衣不能自理，晚上像小孩一样尿在床上，我天天早上给她擦身、洗裤子、洗尿布。于1974年6月19日凌晨4时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四岁。确实，母亲的一生是不幸的，幼年丧父、青年丧夫、“四清”时成了漏划地主、文革中受尽磨难、晚年疾病缠身。她的离世是脱离了苦海，也是一种解脱。愿母亲早登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

写于2009年6月19日

母亲郭凤娥（1911.12.27--1974.6.19）

母亲郭凤娥（左）生于1911年12月27日，卒于1974年6月19日，享年六十四岁。父亲王明字觉僧（右）生于1912年，卒于1939年7月9日，享年二十八岁，毕业于海宁县立乙种商业学校。生前为斜桥镇昌大新电话接线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