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温商黄伟建

从办鞋厂到从事投资，从资助内蒙古治沙到搭建“服务中心”平台，
每一步他都像下棋时一样举重若轻。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浙江温州报道

外面的雨下下停停，办公室的空调呼呼地吐着冷风，黄伟建从沙发上站起来，迈着大步走到近10米开外的办公桌边，打开侧面的书柜门扇，从里面快速地抽出一本蓝色硬皮的论文合集来。
单手拿着那本厚厚的册子，黄伟建又迈着大步走回到沙发边，一来一往，他的鞋子在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黄伟建熟练地把集子翻开，到他要找的那一页，双手捧着，递到来访者面前，用眼神指引着对方看文章的标题——《温州民间融资体系亟待定位规范》。这是黄伟建对于温州民间融资问题的最初观察与思考，这篇文章的发表年份帮助黄伟建记下了具体时间：2006年8月。
黄伟建被视为温州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操盘手，他本人对此“供认不讳”，但是各方面的消息都称，在完成了6月下旬的开业典礼之后，黄伟建将会从这个服务中心前台淡出，转而从事幕后工作。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被外界视为当地积聚民间资本，引导其正向流动并以此加速温州转型的三大平台之一，黄伟建将其办公地点设在温州港集团海港大厦的15、16两层，海港大厦与瓯江只隔一条江滨路，很多办公室窗外就是笼着水汽的瓯江，黄伟建的办公室尽管宽大，但窗外却是临近小区的高楼和民居的屋顶，或许，黄伟建已经不需要从窗口的万千景象中获得胸中丘壑，窗外密集的屋顶也不能让他心情局促了。
现在的黄伟建心情不错，直接的表现是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总是表现得很亢奋，并且很阳光。

 从商与治学
黄伟建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名叫做孙建国的高中老师，因为后者告诉他“什么叫政治经济学”。
黄伟建说自己成为商人的年代很早，这让坐在他对面的能够在很近处观察他的人感到非常意外，就像来访者第一眼看到黄伟建时所感受的意外一样。
黄伟建肤色稍深，身材高大，戴着近视镜，办公室连角落里都摆满了各种糖果。当然这些完全不足以让人吃惊，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看上去太过年轻，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老成持重的商人形象，毕竟他所操盘的事业无论是他的 “主业”恒生资本还是作为发起者的“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都是很大的“局”。
那一年，温州第四中学的高二学生学生黄伟建迈出了自己商人生涯的第一步，因为那间鞋厂，黄伟建放弃了高考。很多年之后，黄伟建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感慨良多，且值得玩味。
当年身为班长的黄伟建对孙建国说：我保证考试成绩不低于65分，平时可不可以不上课。“因为我大学不考了，我那天跟老师谈了半夜。如果我考上大学父母没钱供我，我伤心；如果我去读了，父母要负债，也伤心；如果我考不上更伤心。干脆我就不考了，我就去创业。”
1989年黄伟建开办了自己的鞋厂，1990年放弃当年高考，但是隔年，他还是考上了一所远在东北的大学。黄伟建说：“我并不是因为想去那里读书，靠哈尔滨的大学是觉得在那做生意方便，当时我的鞋厂办得也是相当有规模了。”
黄伟建在哈尔滨“读大学”，父母与姐姐姐夫帮他在温州管理之前创办的鞋厂 ，黄家人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温州制作哈尔滨出售的皮鞋制销链条，直到1994年黄伟建又回到温州。
又过了4年，黄伟建涉足IT行业，因为 “觉得做这个行业（鞋业）太传统了”。
从1994年到1998年，黄伟建其实只有一年时间待在温州，为当时温州市颇具知名度的一位企业家做秘书，并且不领薪水，因为那时候黄伟建已经完全不需要挣钱糊口，他做那份工作的目的是“学东西”。
经历了一年的免费打工生涯之后，黄伟建考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信息电子。有了上一次在哈尔滨半读书半做生意的经验，黄伟建这次又做了自己的公司，产品是“浙江省税务系统”软件开发。
1998年，黄伟建将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递到温州市委书记手中，这篇关注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论文后来成了温州数码城的发展方案。等到温州数码城建成之后，黄伟建在很多不明其中原委的人们的惊奇中成为前者的副董事长。
7年之后，黄伟建又一次离开，去读博士，等到他又回到温州时，带回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民营资本发展研究。
很多年之后，黄伟建很喜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自己当初遇到了坏朋友把他领上了做投资的路。事实上，尽管“赚了钱丢掉了，再赚到钱又丢掉，来来回回很多次” ，他在这条路上仍旧做得乐不思蜀。

 “平台”服务者
在投身投资业并对温州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持续观察5年之后，黄伟建决定建立一个为项目与资本提供接触机会的平台。“以前搞资本，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怎么走，我真的不知道。前年的两会我提出来搭建平台，后来到去年的5、6月份大致发展书就做出来了。”
黄伟建用最乡土的语言解释现在他所做的最时髦的平台概念：“我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为项目找资本，为资本找项目。假设我们办的是婚姻介绍所，男的女的我都喜欢你过来，来了就是客，但别是已经结婚的过来。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要什么诈骗的，什么违规违法的，只要是合法的，这个项目我会帮你做；但是结婚后能不能生孩子的，脾气合不合的，这不归我管。”
黄伟建还会引进国内外各类基金机构，“他们在温州的机构我知道如何引进来，很好地去审核。比如说中投来了，那不用说，肯定没问题。国外的基金机构，做过真实有效的调查之后认为你是合法的，那我就会支持你。”
黄伟建说不会对携资本而至者有过多限制，“钱一定要投温州——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你既然在温州落户了，投温州的概率本身就大。所以，第二点引进基金机构，因为我们自己去发展基金，还经验不足，能力不够。”
“第三个，我们会策划、包装、整理各种好的项目，包括技术设施项目，推荐大家去投资。” 黄伟建说“服务中心”是作为一个中介性质的组织出现，不以此营利。
实际上，温州市党政部门对“服务中心”已经表现出浓厚兴趣与极大的支持。据称，时任市委书记邵占维就在多个场合表示各级机构要对其大力扶持。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海港大厦为其减免一半租金，并常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在“服务中心”现场办公。
硬件条件之外，“服务中心”所获得的软件支持更让黄伟建心里有底。
如果没有意外，李坚平将会成为“服务中心”主任主持具体工作，身为资深投资人的李坚平有在中国上海与香港众多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银行、东航等的任职经历，在黄伟建的“N顾茅庐”邀请之下，李坚平从香港北上温州，且携带工作团队，在他对未来希望的描述中，充满期许。
徐牧，这位财政部某司前司长在退休之后，成为“服务中心”业务副主任。此外，像是主旋律电影演的那样，很多职员是放弃之前的高薪，成为团队的一员。当然，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服务中心”现在也有很多像黄伟建当年一样不领薪水的打工者，他们往往是富二代，不愿意在父辈的金山上享受前人的成功，而看重“服务中心”的历练机会。每每说起这些可能是开着宝马来上班的年轻人，黄伟建总是说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公益人士
当年是在离开那家免费打工的公司很久之后，黄伟建才知道当时公司的老板的钱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自己。这让他受到很大的启发，钱这种东西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并不是“钱多的人就是老板”。
黄伟建自豪于自己一年360天除了客人到的时候，每天吃快餐。“很多人说不理解，要我把生活素质提高点。说白了，吃的再好我也吃得起，我已经把几辈子的钱都赚到了。我说这跟钱没关系的，我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舒服。”
黄伟建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花的钱没有一分钱贷款，因为“我的理念比别人先一步，大家在做传统的时候我在做资本了”。
黄伟建说自己2000年前赚的钱90%放在自己口袋里，10%拿出来做公益；2000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70%放在口袋里，30%拿出来；2003年到2008年之间，是50%的钱放口袋里，一半拿出来。他现在的目标是“10%放进自己口袋里就非常开心了”，因为“每一个阶段赚到的钱都远远大于前面所有钱的总和”。
黄伟建对于公益的热切丝毫不输于对于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支持“服务中心”。
4年前开始，黄伟建在内蒙古资助植树治沙项目，“我们一共资助了500亩，500亩不是一次性的。一年100亩，第二年100亩。”
那个项目的操作过程是志愿者在当地植树治沙，热心公益人士提供资金支持。黄伟建选择的是在后方每年付钱的方式，当时在前方的最早一批志愿者有一位大学的团委书记，“当年就是一个小伙子，比我还年轻很多。他在那里待了10年之后，我们过去一看，你猜怎么样，林造得非常好，已经有树荫了，但这个人已经苍老得跟我爸爸差不多了。”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慨，我们只是认为自己出点小钱，做点公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真正的英雄是他们。我们只是付了钱，他要去把钱拿出来，要去落实到买树苗，去管理树，一年才补贴几百块钱，所有的义工，要除草、要养护，他们最高的时候要做到三米多高，沙漠里做得很了不起的。我们在他面前根本是嘴巴上的公益，他才真的是。他没有收到钱，但他付出的是生命。”黄伟建找出他们的合影，指着上面的人感慨万千。
黄伟建说自己还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公益了，现在他出行已经有了专职的司机，“服务中心”开业前黄伟建决定戒烟，并最终成功，戒烟期间办公室里摆上的糖果却没有再撤去。闲时他会做背包客到陌生的地方旅行，一走就是半个月，在温州时，会偷偷跑去网吧玩QQ，因为这些地方“没有人认识我，我玩得多开心”。
38岁的黄伟建，会下象棋与围棋。而从办鞋厂到从事投资，从资助内蒙古治沙到搭建“服务中心”平台，每一步，他都像下棋时挪动棋子，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