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用由谁评定？
“对经济大国，美国两大评级机构也不敢轻易去调整信用评级，而对弱小国家则频频出手，伴随短期内信用级别的调降，会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文    本刊记者  于娜近日媒体披露，希腊等欧元区国家正在发生的金融动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被质疑为幕后推手，因其此前又一次下调了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逼迫欧盟4月30日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债权国，必须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

 美国评级机构的“黑手” 
美国评级机构在此次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巨大影响力让世界各国深受震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教授认为，信用评级机构权力很大，他们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表现为资产定价权，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中，特别是前两大的标准普尔和穆迪，有着说一不二的话语权，也就是资产定价权。他们所做的信用评级调降历来都对相关资产构成非常大的影响，不仅是一般企业或机构的融资定价、债券资产信用评级，也包括主权融资。
“这种特权的产生是长期形成的。”江涌分析，特别是穆迪有百年的历史，在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度。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牵头的课题组报告（以下简称课题组报告），东南亚金融危机酝酿阶段，美国评级机构有如合谋保持沉默，危机爆发后又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将金融危机风暴成功拦截在美国之外，使亚洲沦为重灾区，美国本身却成为“安全避风港”。
 “两大评级机构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数据库和搜集的信息做相对独立的判断，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政府，来自于官方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体系内为政府做一些工作，在国际市场上表现特别明显，扮演着传递一些美国政府意志的角色。”江涌表示，两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标准基本是美国的价值标准，在关键时候可以给某些机构或主权国家债务降级，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与美国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对经济大国，美国两大评级机构也不敢轻易去调整信用评级，而对弱小国家则频频出手，伴随短期内信用级别的调降，会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江涌认为这次对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的调降产生的市场冲击是必然的。按照以往历史分析，两大评级机构一贯表现出同美国政府的配合，人们对其成为幕后黑手的质疑也毫不奇怪。

 本土评级的特许权
据课题组报告，国内五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大公国际中，2006年中诚信49%的股权被美国穆迪收购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持股51%；同年，上海远东62%的股权被美国控制的香港新华财经收购；2007年，美国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控股权，但遭拒绝。目前，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洽谈收购事宜。
江涌介绍，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基本无法开展业务。他认为，大公被美国拒绝进入更显示出信用评级直接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金融市场产品定价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所以美国把信用评级市场看得很紧不让大公进入，用一些不能成立的理由来拒绝。即便是几家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的加拿大、日本的信用评级机构都无法开展业务，更何况这两个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国。
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而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10年。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让江涌忧虑的还有在信用评级过程中评级机构会获取很多信息，有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机密，未来这些信息如何处理是个未知数。
江涌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市场，而是国内市场的整顿。统一监管是主要方面，另外评级机构数量不能太多，中国现在有几百家评级机构，恶性竞争导致卖级别的事情出现，信用评级应该是一个特许权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应只允许少数几家信用评级机构进入。

对话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
普尔如何评级？

Q: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此番降低对希腊、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人们对其受幕后黑手和利益推动的争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A:这种批评毫无根据。标准普尔的指导原则是建立在透明度和独立性基础上的，因此有关我们的观点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信用评级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信用度的独立观点，并且是投资者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标准普尔不对资本市场交易提供意见或参与其中，因此市场一直将我们的研究和观点视为独立的。我们关注的是根据本地深度知识与见解提供质量最佳的分析。
我们工作的独立性表现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主要衡量指标是历史评级与违约的相关性。如果分析1981年以来标准普尔在全球范围内评级的上千家企业，投资级企业发债人的5年平均违约率为1.24%，而投机级证券为17.90%。即使以任何标准衡量，这种表现都可称得上稳健。
Q:您一定也了解到了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进入美国遭拒的事情，这反映出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和评级市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A:我们不能代表SEC对这一具体问题发表言论，也不能代表其他评级机构对此进行评论。  
总的来说，我们支持评级业务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来自海外还是本地评级供应商。在很多国家（如日本），即使国际评级公司已经进入本地市场多年，但本地评级公司仍占据统治地位。我们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投资者能够获得的评级研究和观点越多，假如这些报告和观点是独立且可靠的，那么整个市场所获益处更大。
Q:据报道，美国大规模收购中国的评级企业，但此次却将中国的评级机构拒之门外，人们对其用意表示怀疑，对此您怎么看？
A:我们不能代表其他评级机构发言。但我们需要澄清标准普尔并未参与中国国内评级市场，我们并未拥有或控制任何本地评级机构。 
Q:您认为中国评级机构如何才能走向国际化，争取到在国际评级市场的话语权，有何途径和对策？
A:我们不适宜对其他评级机构进行评论。但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经验与历史。1860年，Henry Varnum Poor基于“投资者的知情权”这一指导原则成立本公司。在150年间，我们一直恪守这一指导原则，时至今日，我们始终兑现承诺，努力帮助投资者积极参与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