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糕”是这样瓜分的
中国企业CDM项目交易收入可观，但存在DOE稀缺、规则制定话语权问题。
文/本刊记者韦红萍

　　
　　对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在北京的感受是今年又多了一个无雪的暖冬，但是对于岛国马尔代夫的人来说，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在未来某一天会被涨高的海平面吞没。而对于另外一些先知先觉者，则意味着淘金的机会——
　　
　　先占先得
　　
　　南京绿色资源再生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绿色资源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吃到碳交易螃蟹的公司。这家利用垃圾废气发电的公司因此拥有了发电收入之外的另外一笔收益。
　　除了关注环保技术以外，该公司很早就开始关注国际间关于气候问题的谈判以及CDM（清洁发展）机制的进展。2004年，公司开发了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气利用项目，通过回收利用垃圾填埋场产生的甲烷气体来发电。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公司顺理成章地将这个项目申请成CDM项目进行运作。2006年7月3日，经过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核证签发，南京天井洼项目所回收利用的甲烷相当于减少了26921吨二氧化碳，公司将这些减少的二氧化碳以一吨几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英国益可环境公司，为公司带来了真金白银。
　　同样比较早吃到螃蟹的是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国内第一个施行CDM项目的上市公司。巨化公司的HFC-23分解项目每年削减的HFC-23量折合成二氧化碳减排量约为562万吨。日本JMD温室气体减排株式会社以6.5美元一吨的价格购买了巨化公司7年的减排权。第一批997640吨减排量于2006年11月22日成功获得联合国EB签发。截至目前，已获得7次签发，累计交易二氧化碳减排量800多万吨，收入可观。
　　尝到甜头后，巨化股份于2007年4月5日再次成功注册第二期CDM项目，并以9欧元每吨的价格出售给气候变化资本中国有限公司（英国）和气候变化碳基金2s.a.r.l（卢森堡）。在现在氟化工行业处于低迷的市场状态下，CDM带来的现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巨化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这是有着一条完整交易链的巨大市场。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在这块大蛋糕中，中国所提供的是那最大的一块。
　　从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项目获得的第一笔26921吨二氧化碳减排签发量开始，截至2009年1月8日，我国共有86个CDM项目获得CERs签发，累计签发量达1亿多吨，占东道国CDM项目签发总量的41.45%。而截至2008年10月27日，所有已注册项目中每年所产生的减排量是2.29亿吨，中国更是占了52.86%。以2006年9月进入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买家瑞典碳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其相关业务60%集中在中国。
　　
　　并非馅饼
　　
　　中国所蕴含的巨大的碳交易市场在为各个交易主体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真正为环境做出了贡献。正如绿色资源公司总经理濮世贵所言，“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获得的收益不是天上掉下的一块馅饼，企业拿的钱其实不仅仅是增加了企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社会的财富”。
　　据了解，一个CDM项目的成功，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第二步是在联合国EB（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第三是获得签发的减排量来交易。这三步每一步都涉及到大量复杂的程序规则以及需要准备大量的文本资料。尤其是后两步，涉及的都是国际规则，每一步的失败都会导致之前所有的投资付诸流水！
　　回忆起当年CDM申报的过程，濮世贵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是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以相对顺利的南京天井洼项目为例，从2005年申请项目，到通过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的注册以及获得最终的减排量签发，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与英国益可环境公司的合作也是水到渠成，双方仅用两个小时就敲定了合作事宜。
　　而对于同一天与南京天井洼项目一起通过联合国注册的我国第一个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湖南鱼仔口小水电项目来说，签发的过程就没那么幸运了。从2005年12月18日注册，到2008年7月15日获得签发，其间整整等待了近三年时间。负责该项目的湖南省汝城县鱼仔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CDM项目部主任杨书化说，这与合同执行以及核查进程有关。
　　最后的核查签发是整个CDM项目获得收益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签发成功与否以及签发量的多少将直接决定项目的收益。南京天井洼项目从2006年7月3日到现在为止已经获得了3批的签发量。不过濮世贵感慨，现在的CDM机制执行起来比过去更加严格了，核查越发严格，费用随之水涨船高，收益也远比预期的要低。
　　继鱼仔口项目之后又历经几个CDM项目开发的杨书化对此也深有同感。项目运作早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还没有太多的细则，但随着市场的升温，企业意识的提升，碳价格上升的同时规则也更加严格。
　　谈及越来越苛刻的规则，濮世贵认为这是由于CDM机制运行的规则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它们必然在规则上考虑到本国的利益。他举例说，现在中国没有自己的DOE，DOE都是西方国家机构把控，我们减排收益很大的一部分通过高昂的核查费用及苛刻的减少签发量再被转回到发达国家那里。
　　在CDM项目的整个运行过程中，DOE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企业的CDM项目申请文件必须经过DOE出具审定报告后才能提交联合国EB申请注册，最终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也必须经过DOE核查才能请求联合国EB签发。因而DOE直接决定了企业CDM项目是否获得签发及签发多少。而要获得DOE资质，必须得经过联合国EB授权。
　　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上，有资质的DOE数量还很少。中国机构已经在积极地争取获得联合国EB的DOE授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准资质。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他们已经在着手进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第一个项目的鉴定，是属于国电集团下的一个风电项目。项目目前处于前期发改委申报阶段，接下来如果顺利获得联合国EB注册的话，他们就将真正获得DOE资质，开展业务。这个时间保守估计的话，一年应该可以完成。
　　已经申请但还未获得准资质授权的清华科威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CDM事业部的朱苓女士介绍，如果国内机构可以开展DOE鉴定核查业务，那么必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CDM项目的进行及利益保障。竞争的引入会带来费用的下调以及同样背景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业主项目的运行。
　　同时有舆论呼吁，除了DOE资质申请之外，我国还应该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碳交易市场，来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保障我们的碳利益。去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环境交易所的建立让我们看到了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前景。不过经记者电话采访确认，这几个交易所目前还未推出碳交易业务。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教授表示，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成功运行需要规则、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配套条件。欧盟国家承担着减排义务，它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众多买家的存在而比较活跃，运行的也比较成熟。虽然，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将会有助于交易规则的透明化，规范我国碳交易市场，但是目前我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条件还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