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富豪（二）

主笔/ 本刊记者  李国卿

“巴菲特是个好人”

菲尔·科林斯在做他的研究项目时，可以随意截取一个30年的时间，来选择其中市值表现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而我们从改革开始到现在一共才三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用时间解释一切；但我们真正期望的是时间可以尽快地修复所有这些问题。

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中讲过一句话，暴发户要想成为贵族，至少要经过三代以上的脱胎换骨。这句话既包含了古典的轻商理念，又似乎容有现代的仇富心理。如今欧洲已无巴尔扎克，时间也不只轮换了三代。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国际富豪，他们脱掉哪些，又换了什么？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当处在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水平阶段时，通常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刺激经济发展的活力；过了6000这条线，就要整肃秩序，仓足则明礼节，也是非如此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持久和新一轮增长。

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以前总有人说：中国人20年走完了200年的道路。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过程也必然积累了200年的问题；如果再加上我们透支的那一部分，可能还止于此。虽然这些问题有很多方面，但我们自己清楚，2008年由中国商人引发的一次次国际性商业信誉危机乃至公共安全事件，则全部与此相关。由黄光裕画上句号的2008年一系列的富豪们的是是非非，带给2009年的启示其实就是，必须经由深刻的反思来建构中国未来的发展理念和更为和谐的财富伦理。

为什么在一个财富话题中要反复提到理念和伦理这样的字眼？

简单地说，中国有了自己的富豪榜，这本身就是中国三十年巨大进步的体现；但是，中国富豪要想跻身于世界富豪榜之列，则还远远不只是金钱数字的差距。

在一次讲座的提问时间，郎咸平被问到巴菲特是什么样的人，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巴菲特是一个好人。好人不是滥好人的意思，而是NICE GUY。在美国生存，从出生直到死亡，这一生都要遵循美国的文化，美国人称之为“好人”。这是美国人夸奖别人的方式。巴菲特在美国如此成功，就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白人社会的价值观。郎咸平特别提到，巴菲特有一个信念，就是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人的爱国程度绝对在中国人之上。巴菲特对美国政府那种近乎迷信的爱戴，有时候让他都感到不可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好人”的生意经。2006年段永平花了62万美元、2008年6月27日赵丹阳以211万美元的天价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据说都是冲这个去的。但说起来不免无趣。巴菲特是一个标准的长期投资者，他买的都是以道琼斯指数为主的传统行业，银行、可口可乐、通用电气，等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笃信从长期来看，道琼斯指数一定是向上走。说白了，只要美国不完蛋，他就一定能挣钱。这样一个长期投资者，从短线来看，也没有太多的优势。这次金融危机，巴菲特一共损失了163亿美元，是世界上受损最多的前三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大量买进，因为他的信念就是：美国政府一定能够让股市反弹，最后看长线，他还是赚钱最多的人。

中国富豪的价值观和信念是什么？显然，这还是一些非常陌生的东西。

2008年，那些是非缠身的中国富豪们，完全不见了昔日创富故事中坚毅果敢的出色身手；以旁观者看来，完全是进退失踞、有口莫辩、动辄得咎、里外不是人。

我们需要关注这两种缺失状态之间的关联。

可待的商人哲学？

并非所有的是非之争都朝着不利于富豪们的方向发展。

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个美国女人就意识到社会对于商人无端指责的下意识倾向，这种指责主要集中在商人们出于创造财富或者说“自私自利”的立场而执守的某些言行。

商人哲学，这是美国安?兰德协会（ARI）大力提倡和推广的理念。我们千万不要望文生义地把它理解为“儒商”之类的东西，ARI为美国商业提供的是一种独特的东西：道德认同。他们鼓励那些面对指责的商人，勇敢而自豪地捍卫其职业的道德地位。

在安?兰德及其追随者看来，伟大的商人就像一个伟大的音乐人，或者任何领域的伟人。在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中——对于商人而言，就是使人类财富增值——他们的关注点只是这个创造过程本身；虽然这些作品完全可能产生令人愉悦或者利益社区的效果，但对于那个沉迷于创造中而享受他的工作的人而言，只是间接结果，而非直接关注点和动机。这种创造性工作的道德意义就内在于工作过程本身，优秀的商人不必理睬那些外在于他的职业使命的的莫名其妙的指责。

简单讲，兰德的观点就是：挣你的钱，让别人说去吧。

这样就能平息我们关于中国富豪的是非之争吗？

由于大力推广自己的理念，兰德在哈佛学者的眼中得到的只是“疯狂”的评价。其实平心而论，她的作品确实更像煽动，而不是严格地论证；在美国学术界没有她什么地位，但这可能恰恰是使她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直接因素。格林斯潘，这个为中国富豪所熟知的美国人，就是她的忠实拥趸。

如果不考虑那些延伸的主张，安?兰德的核心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商人、乃至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都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一个财富创造者，只有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感到由衷的自豪，才能有真正的动力；这种由衷的自豪感只能来自于清晰的理念。理念，在兰德看来，是世上最强大、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力量。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是实践力量，还是最主要的实践力量，这就是兰德推销的理念。

对于是非迷惘中的富豪，还有什么比清晰的理念指导更为重要的呢？

兰德也不是一味地替富人说话。她把商人分成两种。她为之鼓吹的是那些“独立自主并事实上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生产的商人”，而并非“因为补助、援助、关税和政府分配的垄断而‘拿干薪’的商人”。这一切割意味深长，也可以说兰德据此确立了自己理念的道德立场。毕竟，照她自己的理论，无论商人还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足以自豪的道德立场，立刻就会成为受攻击的对象，从而沉陷是非的渊薮。

所以，我们也不是中国富豪们的是非判定者。趋炎附势或者仇富媚众、乃至在这两者之间的调和都不具有真正的意义。

传媒的任务在于适时地提出问题，而后跟踪它的流变。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之前的转折点上，富豪们引发的是非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种调适的过程。纷纭的乱相，终会在未来的发展回归更高的理性。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就是一个新闻话题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