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完美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最终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其中自然有道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单位是企业。如果我们说赢利的企业是好企业，不赢利的是坏企业，那么无论是赢利的企业还是不赢利的企业，都还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好人不是指有成就的人，而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在企业界，不遵守法律的是“坏人”，仅仅遵守法律的是“不好不坏的人”，而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则是“好人”。

最近参加了深圳卫视《对话改革》一期节目的录制，话题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节目开场，播放了一个“打工妹”在企业里工作没有任何保障，得了白血病后被企业除名，去世后企业主不愿意负任何责任的故事。严格地说，这并不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之内。企业给员工上四险一金、付最低工资等是属于法律范畴的事，可见这家企业不但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违法了。但这样的情况目前不少，因此遵规守法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随后我又到香港参加通用电气公司召开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审会。通用电气公司通过英国的一个国际性企业社会责任组织，邀请了亚洲各国NGO、NPO组织的代表和学者们，介绍公司2006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听取大家对公司的意见和建议，准备出版2007年企业公民报告书。据说这样的评审会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过两次了。

这两个案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通用公司有130年的历史，在公司的资产规模、市值、营业规模等方面，都几乎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公司。通用电气从2005年开始发布公司的年度企业公民报告书，2006年企业公民报告书有92页，主题是“解决大需求”（Solving Big Needs），从总体和十个方面汇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这十个方面分别是：绿色畅想；制度与治理结构；人权；环境、健康与安全；公共政策；社区；顾客、产品与服务；员工；供应商；股东。从通用电气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仅仅守着法律底线，而是自觉地从更高和更广的道德范畴对企业提出更多要求。毫无疑问，通用电气公司是企业里的“好人”，它的社会责任表现在企业的方方面面，难怪持续被评为美国和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

市场经济早期物资短缺，那时只要能买到东西就行。后来商品丰富起来，人们有了很多挑选余地，于是开始选择“好东西”，或者在同样好的情况下选择更便宜的东西。如今，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已经20多年了，人们越来越富有，可以选择的商品越来越多，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不少问题是企业带来的，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向“好人”买东西的概念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的力量或者说消费者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不买某个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就一定不能生存。前几天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角是光明集团董事长王佳芬，主题是两年前光明集团遇到的危机事件。当时，由于某个地方媒体报道了光明集团把回收的过期奶掺回奶中出售，此外奶的出产日期也不准确，这件事经过全国各地媒体的转载，导致消费者不敢买光明的产品，渠道商、零售商也纷纷撤柜或者不进货，几乎导致工厂停产、运输停顿、奶源收购中断。我相信对于光明而言，这件事中不乏误解，或者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事件，此外还有当时出厂日期并没有全国标准等客观因素，但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消费者的力量：如果消费者共同认为某个企业是“坏人”，共同抵制它的产品，它就只能在市场上消失。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如果主动地带有道德意识，不仅要判断所买的东西好不好，还要判断卖这个东西的企业好不好，就会对“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毛病有所修正。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向“好人”买呢？甚至既使“好人”的东西贵一点（因为好人不偷税漏税、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给员工发工资和各种福利、注意环境保护、从事公益等），我们是否也应该向“好人”买东西呢？如果说大企业更有条件做“好人”，那么大企业在买原材料、部件、配套件时是否也应该向“好人”买，从而带动一批中小企业做“好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好人”？国际上正在推行SA8000条款，基本上就是一种对“好人”的要求。沃尔玛公司在采购时，就要求供应商能够通过SA8000条款。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的“全球协议组织”，倡导人权、劳工、环保三项原则、九项标准，则是一种定性的要求。世界上还有不少学术机构、咨询机构和NGO组织也订立了一些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中国也有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我觉得，现在具体标准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在消费者（其实任何企业同时也都是购买者和消费者）心目中要建立向“好人”买东西的意识，至于什么是好人，各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都想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更好、好人更多，也希望有一种机制能够鼓励好人，使好人不吃亏。那么，用我们手中的人民币来鼓励“好人”吧。